翻译在东亚的《利奥叔叔历险记》: 从文化视角看翻译 [Uncle Leo’s adventures in East Asia: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亚纳兹·利维(Yannets Levi)创作的畅销儿童系列图书《利奥叔叔历险记》在以色列引起轰动,因为当时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亚洲语言,包括韩文、中文、印度次大陆英文和日文。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跨文化交流的故事,该系列的全球化使我们可以研究不同文化中的编辑和译者如何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机机遇来处理。本文关注翻译与特定文化偏好的复杂关联,犹如戈耳狄俄斯之结。本研究对比了不同翻译如何处理《利奥叔叔历险记》中所使用的文学和视觉元素,再结合访谈,以探讨以下元素之间的关系:创业精神与文化、文化政治、以及想象力和作为一个儿童的普遍性/文化特异。
- 多元系统理论,
- 儿童文学,
- 以色列,
- 日本,
- 中国,
- 韩国,
- 企业家精神与文化,
- 儿童形象,
- 作家企业家,
- 全球中心多元化
1.引言
以色列儿童系列作品《利奥叔叔历险记》最初是一个本地化现象,由亚纳兹·利维(Yannets Levi)撰写。该系列的主人公利奥叔叔是闵希豪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的现代化身,书中男爵对他侄子讲述的虚构荒谬故事。该系列的每册图书由几个短篇小说组成。目标受众主要是一至三年级的小学生。该系列不论是在销售额 (约70万册)或是认可度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统计,在以色列说希伯来语的家庭中,每个有这个目标年龄段儿童的家庭都拥有至少一本这系列的书。11.2016年,以色列有不到200万儿童(1–17岁)会说希伯来文(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6)。不到25%的儿童处于该系列的目标年龄段;换言之,该系列的目标儿童读者不超过50万人。这些儿童中许多人可能是兄弟姐妹一起分享这系列书籍。该系列的第一本书于2007年出版,2008年获得以色列博物馆儿童图书插图奖,2010年获得公共图书馆儿童文学奖(可能是以色列儿童图书最重要的文学奖)。该系列的第六本,也是最后一本书,于2014年5月出版。这个系列(不一定所有的书)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捷克文、韩文、为印度次大陆翻译的英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不丹)、日文和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这个系列进军东亚(即韩国、中国和日本)的故事以及在每个目的语地区采用的翻译策略。
自20世纪60年代图书管理员、编辑和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以来(Tabbert 2002,308),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儿童文学翻译(例如,Klingberg 1986; Larson 1991; Lathey 2006, 2010, 2016; Oittinen 2000; Oittinen and González Davies 2008; O’Sullivan 2005, 2013; Shavit 1981, 1986; Van Coillie and Verschueren 2006)。儿童文学翻译普遍受到该体裁特征的影响(O’Sullivan 2013 451–454),与成人文学翻译相比,也面临着特殊挑战(Tabbert 2002)。Queiroga和Fernandes(2016)把儿童文学各种特定的特征总结为:它在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它是由成人为儿童撰写的,从而创造了一种不对称的沟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成人决定儿童可以和将会读什么;它有双重受众(儿童和监护的成年人);它有多种功能(教学、社交、审美、娱乐);它通常配有插图;也通常被大声朗读。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挑战,人们普遍认为翻译需要对文字游戏、押韵、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和文化指称具有高度的创造性。此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涉及到特定文化中的童年形象,以及从道德和教学(例如,可读性)的角度来决定适合儿童的内容,因此译者和编辑需要有更高的敏锐度和注意力。基于上述的复杂性,儿童文学翻译是“在两边取得平衡,一边是改编外国元素以适应儿童读者的理解水平,另一边是保留差异,使外文译本具有丰富目标文化的潜力” (O’Sullivan 2013, 453)。因此,儿童文学译者比成人文学译者拥有更多的自由去操纵源文本(Oittinen 2006)。
本文从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的视角来研究为东亚读者制作的《利奥叔叔历险记》。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为多元系统理论(Even-Zohar 1990a),该理论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影响着翻译研究(Gentzler 2001,106–144;Munday 2012,165),最早由Shavit(1981)首次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中。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文学不应被单独研究,而应作为社会、文化、文学、历史和经济力量的一部分来研究。文学多元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系统或元素构成的分层动态集合体,随着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和变异。系统中包括文学意识形态、出版社、文学批评、文学团体和任何其他“影响审美或规范”的方式(例如,教育系统、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媒体)(Even-Zohar 1990a, 23)。儿童文学是文学系统的一个具体子系统,儿童文学译本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文学多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体系”(Ben Ari 2013)。
我在分析《利奥叔叔历险记》在东亚的发行过程时,集中在两个独立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翻译的创业面向,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看不见的,也几乎没有被学者讨论过。 然而,这对于理解什么被翻译了和为什么他们被翻译了很重要。Hade (2002年)的文章中有一个有关翻译的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罕见例子。这篇文章阐明了大型媒体集团在塑造儿童文学及其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的重点是个体作者-企业家、译者和独立出版社,以及他们在决定儿童作品翻译的选择、范围和趋势方面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是实际翻译中的人为行为,即文本译者的工作,以及相关的插图译者的工作,这两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往往是看不见的,但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例如,Lathey 2010;Oittinen 2000;Venuti 1995)。具体而言,我想要了解的是译者所作的选择如何反映他们自己想象的儿童形象(Oittinen 2000),以及译者如何协商“作用于他们的社会力量(出版业的规范及成年人作为购买者和共同读者的期望),他们自己对源文本的解释和对目标受众的评估”(Van Coillie and Verschueren 2006,v)。
有鉴于此,本研究探讨反映在译文中的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形象,如:作者/企业家与出版业之间的关系(参见Lewis 2010);出版业中持续且竞争的全球文化等级制度(参见O’Sullivan 2011,191);文化生产的政治方面(见Bourdieu 1983;Fiske 1996,115)和儿童文学的政治方面(参见Oittinen 2006;Venuti 1993);童年的特定文化形象(参见Oittinen 2006,41);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特定文化形象以及欣赏和推广这些形象的方式(参见Daliot Bul 2014,115–118)。
本研究的方法是基于对《利奥叔叔历险记:神奇草原大冒险》的希伯来文原著与译本的对比分析。这本书是该系列唯一被翻译成所有语言的书,包括英文、韩文、中文和日文。除了比较文本本身,我还研究了翻译书籍的副文本元素,如后记、问候语、封底、插图和设计。本研究也采访了该系列丛书的以色列作者亚纳兹·利维,和他亚洲出版商的以色列代理人:梅拉夫·塞(Merav Shaul)和韦雷德·纳达夫(Vered Nadav) 。日文译本在许多方面都与其它译本不同,因此我还采访了从事日文译本工作的主要人员:国际出版社联盟(Motovun)的文学代理人:古贺麻里(Koga Mari)和三枝晓子(Mieda Akiko),希伯来文-日文译者母袋夏生(Motai Natsū)和日文译本的插图作者高井吉一(Takai Yoshikazu)。22.日本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姓名都是先“姓”后“名”。这个项目的其它采访会在后文中提到。此外,梅拉夫·塞(以色列)、母袋夏生和高井吉一(日本)为我提供了有关该项目的各种电子邮件通信。高井吉一与我分享了他为日文译本准备的几个早期插图草稿。以色列和日本的所有访谈,以及希伯来文原版、英文译本和日文译本的比较工作都是由我完成的。我要感谢沃浩兰(Wo Haolan)和伊夫根尼亚•拉奇娜(Evegenia Lachina)在检查中文译本和韩文译本方面给予的帮助。
2.文学体系、企业家精神与文学
《利奥叔叔历险记》的作者利维是第一个想到为全球读者翻译该书的人。他首先与译者玛戈·埃永(Margo Eyon)33.印度出版商红海龟(Red turtle)最终出版了埃永翻译的《利奥叔叔历险记:神奇草原大冒险》。在本研究中,我将此出版物用作英语翻译参考(Levi 2014 b)。进行紧密的翻译合作,为该系列的第一本书制作了一个英文“通用版本” 。由于版权被非以色列出版商购买,利维和埃永随后继续翻译其它书籍。利维确定了英文译本的目标和标准。如利维所说:“该书不是‘以色列’的。这本书是关于孩子们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全球性的。”44.自2016年8月我们初次电话交谈以来,我曾多次与亚纳兹·利维交谈并通信。利维认为,本书目标年龄段的儿童不应要去克服那些会使阅读此书变得困难的文化障碍,如外文姓名、特定文化指称等,。他认为以色列文化是一个小众文化,其他国家也不熟悉,因此他认为《利奥叔叔历险记》译本不应该引用以色列文化指称,反正这些文化指称在书中也没有特别的文学意义。利维理解由于美国书籍和电影的流行,美国文化比以色列文化更广为人知,因此更容易被接受。 因此,他全球化的英文译本十分具有英美文化特色,没有提到以色列的文化或环境。 当出版商和文学代理商表示对《利奥叔叔历险记》感兴趣时,利维会让他们选择从原版希伯来文或是从英文译本翻译,他还建议对翻译进行文化调整,给每一位出版商发送一份清单,列出译者为了本地化文本可能需要做的具体改动。换言之,利维的主要目标是优先考虑目标语言的认知模式。他对教学议题和通过此书来介绍以色列文化语言并无太大兴趣。
如今,全球出现儿童图书出版热潮 (Gilmore 2015 );尽管成人读者购买的图书减少了,部分原因是来自便携式数字休闲设备的竞争,但他们仍然为年幼的儿童购买图书。虽然对于希望发行译本的儿童图书作者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好消息,但全球市场要复杂得多。国际市场受英文图书主宰,任何一本书若为英美读者翻译成了英文译本,就更有机会被翻译成其它语言。(例如,参见Wischenbart、Kovac和Genova 2016,4,关于整个欧洲文学翻译市场的趋势)。然而,从利维的经验来看,他认为儿童图书译本由于文化障碍和对于何谓适合儿童阅读的保守想法,进入美国市场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对美国出版商的采访透露了他们对出版译本的不情愿,然而他们的理由与利维所说的不同:例如,制作成本高,很难找到译者,美国主流文化缺乏兴趣,无法自行判断而需要依赖第三方的书评(Goldsmith 2006,在Lathe 2016,129中引用)。例如,《出版商周刊》(Roback 2008)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虽然法国出版的儿童图书有40%是译本(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比例,有时甚至更高),但在美国只有极少部分儿童图书是外文译本。英国市场也是如此,儿童图书译本估计仅占2%,甚至更低(Lathe 2016,129;The Manfice 2016)。
《利奥叔叔历险记》在国外市场的另一个困难是,即使在那些被认为对儿童图书译本持开放和自由态度的国家,如法国,这种态度也会因儿童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据伽利玛青年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 Jeunesse)的外国版权主管安妮·布特鲁普说,为幼儿准备的外国绘本都备受欢迎,面向12岁以上儿童的图书亦如是(Roback,2008)。然而,对于介于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儿童(也就是《利奥叔叔历险记》的目标受众)来说,他们阅读的出版物大多是本土的,这是最难卖版权的年龄段。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许多出版商似乎认为,在儿童学习阅读的时候,他们想要(或需要)植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故事,而不是来自其他文化的故事(另见The Artifice 2016)。
这些困难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出版《利奥叔叔历险记》的国家有些不同寻常。利维联系了亚洲出版商,他之前曾为亚洲出版商担任翻译,该公司已经在亚洲市场特别是韩国和中国获得了一些文学代理的专业经验,他们决定一起开发这些市场。
2012年,韩国出版商Korea House Kids购买了该系列所有书籍的版权,翻译工作直接从希伯来文原版作品翻译成韩文。译者朴美雪(Park Mee Seop)曾在以色列生活和学习多年。韩国几年来一直对以色列文化情有独钟存有迷思,某种程度上以色列文化与犹太文化在韩国有些混为一谈。2011年,时任韩国驻以色列大使永森马(Young Sam Ma)在以色列电视上解释说,韩国人对于人数众多的犹太裔诺贝尔奖者所展示的犹太天赋非常感兴趣(Hirschfeld,2011)。许多韩国人认为这一现象与犹太人研究《塔木德》(犹太拉比教义的中心文本)的传统有关,这使得韩国出现了《塔木德》研究热潮(Arbes 2015)。此外,根据永森马(Hirschfeld 2011),基于共同的家庭和友谊价值观,韩国人对犹太文化感到亲切;另外,韩国与以色列都在1948年独立,都缺乏自然资源、依赖人力资本,这些共同基础使得韩国人对以色列和其人民更感亲近。《利奥叔叔历险记》的韩文译本以两段问候语开篇,一段来自作者,另一段来自时任以色列驻韩国大使图维亚·伊斯雷尔,他们尝试利用以色列对韩国人的吸引力(Levi 2012)。2013年,该系列的第一本书《利奥叔叔历险记:神奇草原大冒险》的韩文译本获得了韩国最大的儿童文学网站Hankuki颁发的最佳儿童译本奖 (Sela 2014)。
2015年,中国出版商外语教学与出版出版社买下该系列所有书籍的版权。中国对以色列感兴趣的原因和韩国差不多,但也有其他原因。许多中国人欣赏犹太民族悠久和高度发展的书写历史,以及共同的家庭和教育价值观(Levi-Weinribe,2011)。然而,中国政府对以色列身为“创业之国”更感兴趣(参见Senor and Singer 2009),并将以色列视为科技创新的温室(Pevzner 2018)。事实上,《利奥叔叔历险记》系列在中国的市场定位就是创新思维教育类书籍,并入选中国教育部小学教育课程内容55.如该系列中文译本封底宣传的那样。。该系列由舒伟从英文译本翻译而成,已售出数万册,销量超过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作者曾两次应邀到访中国。第一次是受到以色列外交部和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并出席了与学龄儿童的签名会和见面会(Eichner 2016)66.这是该系列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有趣而又无意的结果,因为利维本人从来没有打算用这本书来介绍以色列文化。。见面会书籍销售一空后,利维为粉丝签了个性化的签名贴纸,后来贴在预售的书上,这是他在中国获得明星地位的明显表现。
2013年,日本学研出版社买下了这一系列的版权,但日本的情况似乎与中韩截然不同。在日本,该系列之所以吸引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而不是基于对以色列有任何特殊兴趣的背景。东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文学研究员细田和江(Hosoda Kazue)77.个人交流。2016年11月,我与细田和江在京都见面。表示,希伯来文翻译成日文的数量非常有限但有一定增长,原因有两个:一是以色列当代文化通过其他途径(艺术、舞蹈、纪录片等)被引进;二是因为希伯来文-日文译者努力不断向日本出版商推荐希伯来文图书。将日本文学翻译成希伯来文的以色列学者多伦·科恩(Doron Cohen)编纂了一份清单,涵盖了最早从20世纪50年代到2012年的希伯来文小说的日译本,一共包括76本图书,其中35本是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后者被翻译的时间大多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Cohen 2012,151)。根据细田,日本也感受到了成人图书销量下降的全球趋势,这也解释了译自希伯来文的儿童和青少年图书比例相对较大的原因。
与亚洲出版商联系的日本文学经纪人,国际出版社联盟的古贺阅读了《利奥叔叔历险记》系列第一本书的英文译本。她回忆说,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还让她想起了日本的文学传统,即日本荒诞故事 (hora banashi)和日本寓言故事 (tonchi banashi)88.我与国际出版社联盟的文学代理人古贺麻里和三枝晓子、译者母袋夏生、日文译本插图作者高井吉一在 2016年10月的东京见面,进行了一场团体访谈。。她决定与学研出版社联系,该出版社是一家出版教育书籍和杂志的公司,也生产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产品。学研出版社只购买了该系列的第一本书《利奥叔叔历险记:神奇草原大冒险》的版权,并指定Teramura Motoko担任编辑。母袋负责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他在20世纪70年代在以色列生活,是一位多产的希伯来文小说类和非小说类的翻译家。
虽然日本出版社在这本书的制作上投入了大量的心思和精力(参见Levi 2014a),但该书在日本并不是很成功。古贺和她的同事三枝晓子表示,截至2016年10月,这本书仍是第一版(估计有3000册)。据日文译本插图作者高井吉一表示,日本书店里的图书选择太多,以至于这本书“从缝隙中溜走”。日本出版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蓬勃发展,但现在却陷入了困境,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停滞和媒体数字化(Zenkoku ShuppanKyōKAI,2016)。20世纪80年代,日本掀起了一股世界文学热潮(除了英美书籍,许多拉美和东欧书籍也被翻译)。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对出版业造成了沉重打击,销量大幅下降。因为日本仍然存在大型书店和数量惊人的旧书和新书,旁观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场危机的深层影响。这是因为在日本,一些大型批发商通过寄售的方式向零售商分发新书。只要零售商保留图书,批发商就会向出版商提供信贷;换句话说,只要出版商不断推出新书,即使没有盈利,他们也可以维持现金流。出版商陷入恶性循环,推出越来越多的图书来弥补损失(Nippan 2016; Nippon 2015)。换句话说,日本书店里大量的新书可能是《利奥叔叔历险记》未能引起注意的原因之一。
日文译本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版商没有开展任何宣传活动。对比之下,中韩两国的出版商都非常积极地推销这本书。利维的感觉是,在日本儿童图书译本的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完全依赖于口碑,而我的日本受访者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在任何日本媒体平台都找不到有关《利奥叔叔历险记》的评论99.根据细田,日本报纸和文学杂志不刊登原版儿童文学或儿童文学译本的评论,这证明儿童文学译本在(日本)文学体系中的边缘地位(Even-Zohar 1978)。。其实,这本书至少可以申报两个儿童文学奖项:授予译本的岩谷小波文艺奖(Iwaya Sazanami Award)和授予译者的日本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大奖(JBBY Award)1010.日本国会图书馆:儿童文学国际图书馆。《日本主要儿童文学奖项》。网址:http://www.kodomo.go.jp/english/info/award/index.html 。
3.翻译规范及其与当地文学机构的关系
图里(Toury) (1995)从社会学角度把规范定义为介于绝对规则和纯粹个人特质之中间地区的主体间因素,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约束的活动。换言之,对于图里来说任何翻译行为都是在遵守决定翻译准确性的源语言规范,还是遵守决定译文可接受性的目标语言规范之间的一种协商。从目标语言的角度看, 翻译规范决定每个文学系统中要翻译的文本,与原文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在转换过程中哪些内容更可能保持不变等等。翻译规范可以通过分析翻译文本来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记住规范不像规则那样具有普遍约束力;换言之,翻译文本有个人特质存在的空间。此外,规范会随着时间变化,因此,案例研究应该被看作是反映了某一共时性时刻。
归化或异化的规范是儿童文学翻译的核心,直接与儿童主流形象及其需要有关(Venuti 1995, 13–20)。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些规范主张源文本中的外国元素应该被归化,以适应目标语言儿童的能力、教育和道德发育。另一方面,有些规范主张翻译必须尽可能保留外国元素,以便带出与外国文化进行的丰富教育交流。我同意马齐•莱斯科瓦尔(Mazi-Leskovar)和平森特(Pinsent)(2016, 132)的观点,即儿童图书翻译策略比归化和异化的简单二分法所假设的要多样化。一种比归化更为极端的方法是适应策略(如改写、缩写、删除),而介于归化和异化之间的是中和策略,即淡化外国元素(O’Sullivan 2005,98)。许多翻译结合这些不同策略,尽管在每个文本中都有一个主导趋势。关于该主题的文章有很多(如Klingberg 1986; Oittinen 2006; O’Sullivan 2005,2013; Pinsent 2016; Shavit 1986,2006; Venuti 1995)。 一些学者,如克林伯格(Klingberg)和沙维特(Shavit)提供了一种更规范性的模式,撰写了为儿童提供翻译时的建议事项以及应避免的事项。在本研究中,我更感兴趣的是不同翻译中使用的策略如何反映了意识形态和/或经济动机以及童年形象,还有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译者和编辑(出版人)所作的选择(参见Oittinen 2006)。
如上所述,在作者与一名专业译者共同翻译的《利奥叔叔历险记:神奇草原大冒险》的通用英文译本中,所有以色列文化的痕迹都被抹去了。利维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方便阅读本书。我读英文译本之前就了解到该书已经在与以色列政治关系并不融洽的亚洲地区发行(例如,巴基斯坦),而我认为译本删除以色列特定文化指称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消除对以色列文化产品的政治抗拒,加快该系列顺利发行。利维从来没有证实这一点。
中文译本是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因此这是一个间接翻译的案例(Assis Rosa,Pięta和Bueno Maia 2017)。 在世界翻译体系或区域翻译体系中,间接翻译被描述为通过中心语言或超中心语言把一种边缘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边缘语言(Heilbron,2010)。全球16%的人使用中文,如果称中文是“边缘语言”,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吃惊,但中文尚未成为像英语那样通用。此外,将该文本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成本一定比从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成本更低,速度也更快。这种间接翻译的结果是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即中国儿童并没有像利维建议的那样得到一个本地化的中文译本,外国(非以色列)为背景的故事。
日文和韩文译本都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的,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式,保留了该书的异域性(即以色列身份),作为其教育价值之一。然而,译者和出版商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向儿童读者传达这种异域性。韩文译本的目的是很清楚是要给孩子们挑战,启发他们的学习经验。这是一种以源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尽可能贴近原文,并期望读者能够应付所有涉及以色列文化的指称。该译本附录中由利维本人撰写的一份自测问卷更是加强了这一策略。译者朴美雪加了一篇写给父母的后记,描述了她在以色列的岁月,以及生活在一种与自己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的经历(Levi 2012, 109)。她解释说,这种差异表现在,例如,在大学课堂上,学生们直言和活跃的态度,“你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教授”(同上)。1111.本文中所有从韩文翻译的译文均由伊夫根尼亚•拉奇娜完成。她提出,这可能是因为以色列的教育传统是通过质疑和辩论产生新想法,就像犹太人的古老智慧书《塔木德》中的那样,直至今日在以色列仍然存在,这一评论应该被解读为利用或至少是回应上述关于在韩国的《塔木德》热潮。最后,她认为《利奥叔叔历险记》的故事不仅鼓励读者改变刻板印象,打破思维定式,还鼓励读者去深思她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以及“真正让他们快乐的东西”(同上)。
日本文学代理商、日文译本插图作者和译者都同意,虽然该书的以色列特色很重要,但翻译儿童文学需要比成人文学做更多调整或改编。他们认为,在翻译成日文时,首要问题是如何把水平文字转换成垂直文字。在翻译绘本方面,视觉文本和语言文本之间也存在冲突的可能(参见Cheetham 2010)。除此之外,父母必须满意,老师必须满意,孩子必须满意。如果这本书无法顺利通过这三个筛选程序,就没有机会成功。读者年龄越小就越需要采取更多的改变措施。他们都认为当代日本儿童不能接受简单的文学直译。因此,把一本儿童图书翻译成日文非常具有挑战性。图片很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在把《利奥叔叔历险记》翻译成日文时,比原著添加更多的插图很重要。同样,译者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也至关重要。
日本的翻译策略非常符合翻译目的论(Vermeer 2004),优先考虑目标语儿童读者的需求和期望。这种方法超越了利维建议的文化调整,要求译者考虑双重受众(儿童和监督成人),并选择适当的教育、教学或娱乐目标。同样,该方法也符合沙维特(Shavit)(2006, 26)的观点,即只要根据公认的文化标准是对儿童更有益的,儿童文学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改、扩充、删减、增加或删除部分内容。文本需要进行调整,以满足目标文化的社会文化期望,即从教育和道德上看来,什么对儿童是适当且有用的。文本也需要根据适合年龄段的阅读和理解技能,匹配孩子预期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这两个原则影响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决定译文能否被目标语文化所接受。
日文译者在《利奥叔叔历险记》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她对文本的改编上,也体现在她的后记中(Levi 2014a,118–119)。据《利奥叔叔历险记》的日本文学代理商说,译者添加后记在日本很常见,甚至对儿童文学来说也是如此。后记主要是为家长们写的,这样他们可以决定是否购买这本书,当孩子们长大,读得更流利时,他们也可以阅读后记。日文译本的后记不像韩文译本的后记强调以色列与韩国文化的差异,母袋的后记强调了利奥叔叔的故事与日本寓言故事(tonchi banashi)之间的相似性。她解释了故事的框架叙事,也就是有趣的叔叔每周如何来拜访儿童主角及其家人,并讲述有趣荒诞的故事。书中解释像罗马尼亚大草原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后记中也转述了一段译者与作者的对话,利维告诉译者,他是在照看侄子侄女时想出了这些故事。通过与作者的对话,这段对话为翻译增添了一些个人风采。后记以对高井吉一的精美插图的赞扬做结尾。
不同翻译版本中使用了各种策略来本地化和改编本书,第一个例子就是对故事中主角的希伯来文名称所做出的决定(关于翻译中的人物姓名可参见Van Coillie 2006):Dod Arieh(阿里叔叔)、Tsafrir(叙述者)、Yinon(他的兄弟)、Dafna(母亲)、Eliyahu(父亲)(Levi 2007)。根据通用英文译本的策略,译者为主角选择的名字是:利奥叔叔(这是一个合理的改编,因为希伯来文单词Arieh的意思和英文单词里奥(Leo)一样是狮子)、安迪(Andy)、格雷厄姆(Graham)、达芙妮(Daphne)和艾略特(Eliot)(Levi 2014b)。他们可以说是一个美国家庭。中文译本的名字是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Levi 2015)。如前所述,通用英文译本的目的是避免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外国名字会降低年轻读者的兴趣(参见Bell 1985,7;引自Lathey 2016,44)。但在中文译本的案例中,这样意想不到的结果正是利维希望避免的,中国儿童面对的名字既不是以色列文也不是中文。韩文译本中则是保留了原本的希伯来名字(Levi 2012),尽管这些名字对于韩文读者来说很难发音。这可能既反映了韩国人对以色列/犹太文化和社会的迷恋,又反映了译者忠于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作为一个语言纯正爱好者的选择。这一选择显然符合该系列图书的跨文化教育体验的定位,以及最重要的是符合韩国目前对不可翻译的姓名和术语采用音译法的翻译规范1212.在此对韩俄译者伊夫根尼亚•拉奇娜的这番评论致以感谢。拉齐纳称,韩文译本的版权所有者要求从韩文到其他语言的译者为无法准确翻译的韩文单词注音。。《利奥叔叔历险记》在中国和韩国的受欢迎程度表明,一旦一个故事吸引了年轻读者的兴趣,这些读者就会坚持使用其中的名字和地点,而不在意它们的外国特色(Lathey 2006,7–8)。
日文译者母袋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她把原版名字改成了其他以色列名字,因为在她看来,这些名字对日本儿童来说更容易发音和记住(Levi 2014a)1313.范·科利(2006,124–129)对译者在翻译原文中的人名时可采用的各种策略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分类,但这一选项并未包括在内。。据利维所说,当他问母袋为什么不把名字本地化时,她解释道,日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家庭。对于主人公的名字多德·阿里赫(Dod Arieh),她采用了英文版中利奥叔叔的名字。利奥对于日本儿童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因为以手冢治虫的漫画改编的动画《森林大帝》中的主角狮子就叫利奥。然而,对于家庭成员的名字,母袋则选择了简短常见的以色列名字,这些名字都来自动物(根据利奥叔叔的命名原则):Tsafrir被替换为Tsvi (“tsuvi”,鹿),Yinon被替换为Dov (“dovu”,熊),Dafna被替换为Haya (“haya”,动物),Eliyahu被替换为Eyal (“ayaru”,鹿)1414.对于原文中所有的直接引用,比如主角的日文名字,为了方便阅读,我使用了音译法而非原文的命名。音译体现于斜体字和引文标记之间。。虽然Tsvi和Dov这样的名字在日文中也很难发音,可是母袋向我保证,由于“小提琴(violin)”等外来词的广泛使用,原本日文中不存在的辅音[v]在现代日文中也变得广泛使用,即使这些是以色列名字,对日本儿童来说也很容易记住。
原文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需要采用策略处理的特定文化指称。故事《利奥叔叔被困在云上了》(Levi 2007,11)提到了皮塔饼。利奥叔叔被云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带离山顶后,他开始担心如何离开云朵安全着陆。他意识到如果跳下去,就会摔得像皮塔饼一样(Levi 2007,16)。在英文译本中,这句话被翻译为:“如果撞到地上,我会变成一张薄煎饼”(Levi 2014b,6)。中文译本跟英文译本保持一致。韩文译本使用了原始单词pita(“pita”)的音译,并添加了韩文单词面包(“ppang”)(Levi 2012,20),另外还增加了一个脚注:“一种在以色列经常吃的圆形面包,中间是空的”(Levi 2012,20)。翻译脚注在小说中很少见,在儿童小说中更是十分罕见(Lathey 2006,7)。 日文译本则是省略了这个比喻,而使用象声词来表示被压扁——“pesshanko ninaru”(Levi 2014a,14)。
众所周知,文学翻译的一大困难是如何处理带有隐含语义内容、听觉联想或表达与特定角色相关的名称和术语(Lathey 2016,45)。在故事的英文标题“利奥叔叔在颠倒国当宫廷小丑”(Levi 2014b,38)中,译者玛戈·埃永用了一个编造的英文字“颠倒”(Upsidown)(Levi 2007,50)很好地传递了原标题“Hifchael”(Levi 2007,50)中虚构王国的名字。Hifchael是一个滑稽而虚构的名字,它凝聚结合了希伯来文中“颠倒”一词稍微古老的版本,故意拼错使得它更容易被当代儿童理解(hipcha而不是ipcha),el一词的意思是“上帝”。对于希伯来人来说,这种牵强的组合听起来可行,因为它与迈克尔(Michael)、丹尼尔(Daniel)、阿里尔(Ariel)等众所周知的个人和地点名字的名词模式产生了共性。在中文译本中,译者使用了“颠倒”一词(Levi 2015,73)。同样在日文译本中,译者使用了一个确切的翻译“sakasama”(Levi 2014a,65),虽然字的结构和节奏读起来很好听,但并不是特别有趣。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韩文译本。与始终使用的作语言纯正爱好者的选择策略相一致,朴美雪使用了Hifchael的音译,即“hiphkhael”,完全省略了原文中预设的双关语。
即使是在不太需要文化中介的地方,译者母袋也对文本进行了修改。例如,原版希伯来文中,不是所有故事的开头都会阐明又是一个星期三,所以利奥叔叔来拜访了,但读者最终能了解到利奥叔叔每个星期三来拜访。然而,在母袋的译本中,她不止一次地在场景中补充道,利奥叔叔在星期三来看望小主人公。故事《利奥叔叔变成蟑螂了》开头的一句话,原文中这样描写道:“有一次,利奥叔叔和我一起坐在阳台上”(Levi 2007,36);日文译本是这样表达的:“有一天,当然那是个星期三,我和利奥叔叔坐在阳台上”(Levi 2014a,44)。母袋在她的后记中说明了这个利奥叔叔每周访问的叙事(Levi 2014a,118),而且她似乎比原文更加强调这个模式。当我问母袋,她是否认为这些改变是出于文化原因时,她说,这些实际上是她自己的文字游戏 (kotoba asobi)。她认为,在某些地方使用特定语域或加强故事的叙事框架,能从文体上将译文与传统日本寓言故事(tonchi banashi)联系在一起。
4.翻译插图
本系列中只有日文译本翻译了插图。尽管亚尼夫·希莫尼的原创插图在以色列获得了奖项,可是当学研出版社决定翻译该系列时,他们一致认为应该重做插图,以便更好地适应日本儿童的喜好和欣赏水平。这种做法十分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2012年间,有35部儿童书籍由希伯来文译成日文(Cohen 2012,151),其中12本被界定为插图书或儿童绘本;其中8本使用原本的以色列插图,4本使用了英文版插图。换句话说,在2012年之前,没有一本希伯来文的翻译书籍是由日本插画家重做插图。
在2013年11月国际出版社联盟和亚洲出版商的原始通信中,日本文学代理商解释道,学研出版社不想把利奥叔叔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日本人,而是想赋予他一个更可爱滑稽的形象。以色列版本的插图作者希莫尼随后提交了他所作的新插图,但是学研出版社还是决定交予日本插画师重作插图,同时,根据他们的说法:“保留原始插图的精髓”。利维对此表示认可。
2013年12月学研出版社接洽了非常知名的儿童绘本插画师高井吉一。有趣的是,此次会面发生在学研出版社与译者接洽的几个月前,这体现了出版商高度重视该系列插画书的视觉维度。显然,高井的声誉也被认为能提高该系列的销量。
如果不研究该书在读者中的接受度,就很难回答新插图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著。然而,只要一瞥封面就足以发现这本书已经发生了转变:比较图 1和图2。插图以特定的方式与文本产生对应(Lathey 2006,111)。他们能帮助读者显化场景、人物和整个故事的背景,就像在剧院或是电影中一样,从而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的理解。正如费舍尔(Fisher 2008,99)所总结的那样,插图体现了艺术家对文本的理解。插图与文本以及其中的信息相互作用,通常提供了另一种阅读方式。插图与文本互补和产生对比,同时影射了其他文本和图像,从而增加了互文维度。插图也体现了文本的幽默成分或其他情感维度,有时还提供了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费舍尔还指出,如果要出版一部带有原始插图的译本,还需要考虑许多问题,例如:目标语国家的读者会喜欢这本书中的插图吗?它们与该出版社所作过的插图相匹配吗?
“非政治正确的插图”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吗(100)?另一方面,创作新插图给编辑“更多的自主性,可以让[新]版插图作者和译本单独交流,他们二者的关系就像原作者和原版插图作者之间的关系”(同上)。有的人可能觉得《利奥叔叔历险记》的原版插图并非原作者本人创作,这些插图只是配在文字旁边而已,所以把原版插图换成新插图无需大惊小怪。但是,在创作原版《利奥叔叔历险记》的插图时,作者利维和原版插图作者希莫尼密切联系,目的就是让插图和文字能精准结合;这种契合在日文译本和新版日文插图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
以色列原版和日文译本插图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插图数量。利维解释道以色列版本中由作者和插图作者共同设计的插图策略是不画出所有内容,而是给孩子们留有想象的空间。例如故事主线中除了利奥叔叔以外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房子都未画出,每个冒险细节也未画出。相反,在日文译本中所有内容都画出来了,日本儿童读者对利奥叔叔的历险便有了非常确切和色彩丰富的视觉感受。文学代理商三枝解释道,这些图片能帮助初级读者以一种非常具体地方式理解文字。
日文译本插图作者高井吉一和我分享了他为许多插图所做的准备工作,他真的有去调查过以色列人民、房子和街道的模样。高井吉一笔下的家人都是卷发,看起来不像传统日本人。另外为了其中一个故事,他甚至去确认以色列渡鸦的外形(因为日本有好几种渡鸦)。但在这种情况下,高井吉一严谨创作插图似乎与作品本身格格不入,因为该作品是想象出来的虚构故事。当然,任何一种渡鸦应该都行,只要日本读者能认出来这是渡鸦就行了?但是,事实准确性似乎是日本儿童图书的一条重要规范。
同样的日本规范也要求儿童图书尽可能具有事实准确性,而这也体现在书名翻译的过程。《利奥叔叔历险记:神奇草原大冒险》这个书名包含的地点就是虚构的,因为罗马尼亚并没有书中所提及的这片原。在这本书中,有趣的利奥叔叔爬越高山,穿过密林,但这二者都不符合草原的地理定义。日本译者母袋提供了一个参考译文:《我的叔叔利奥:罗马尼亚大草原的冒险》。但是学研出版社和经销商开会后表示他们都认为日本儿童不了解罗马尼亚,这是个有问题和误导性的书名,可能会让儿童读者误以为罗马尼亚真的有书中的那片草原。学研出版社编辑建议一些书名,包括《我的叔叔利奥:在罗马尼亚或是任何草原的大冒险》(Boku no Reo Ojisan: Rūmania Naninani Daiheigen no Bōken)和《我的叔叔利奥:在真实存在的罗马尼亚草原的冒险》(Boku no Reo Ojisan: Rūmania Aruaru Daiheigen no Bōken)。最终,书名的翻译定为《我的叔叔利奥:在是否存在的罗马尼亚草原的大冒险》(Boku no Reo Ojisan: Rūmania Arunoka Heigen no Bōken) (Levi 2014a)。1717.韩文译本对书名翻译的策略与其采取的总体翻译策略不同,韩文译本扩充并修改了原版书名。韩文译本书名一共有三行: 颠倒国历险记(“geokkulo tamheomga”)/ 阿里赫叔叔1 (“aliye samchon 1”)/ 罗马尼亚野外之旅 (“lumania hwang-ya yeohaeng”)(Levi 2012)。中文译本虽然紧贴英文译本进行翻译, 也采取类似策略省略了书名中的“罗马尼亚”一词。中文译本书名一共两行:利奥叔叔历险记/ 神奇草原大冒险(Levi 2015)。这就证实了前文提到的“在一部翻译作品中可能包含了各种翻译策略(O’Sullivan 2005, 98),尽管在每个文本中都有一个主导规范。”
关于翻译插图的另一个议题是为什么以色列原版插图不吸引儿童读者,而日文译本的插图能。文学出版商三枝告诉我这是因为原版插图不够“kawaii”(“可爱”的日文);她继续说:“原版太反映现实了。”日文译本插图作者高井吉一解释道问题在于身材比例;在日本插图中,头一定要画得比身体大很多,这样看起来才可爱。古贺、三枝和母袋都赞同这个对“kawaii”的定义,认为高井吉一的插图看起来像日本漫画。现代日本消费文化中对“可爱”审美的重要性不可小觑。由于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动漫和漫画运动的影响,“可爱”的美学应该先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Daliot-Bul 2007,962)。“可爱”已经代表了在日本的情感用语,并且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日本人对女性魅力审美的奠定性标准,甚至后来的个人化科技也有此倾向。可爱已经是日本超消费文化的同义词和符号。
5.结论
《利奥叔叔历险记》在东亚发行的故事引发了人们深入思考文学、企业精神、文化产业、全球化和全球文化阶级的关系。首先,来自边缘文化的创作者和制作者在没有国家和大型商业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开辟了进军全球市场的道路,这些相对新兴的可能性反映出目前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正是赋权予个人(Friedman 2005, 9–11)。这个现象并非巧合也绝非轻易而举;企业家精神是关键。倘若没有作者利维的勤恳工作,没有他之前与亚洲出版社的关系,该系列可能永远无法走向全球。第二,发行《利奥叔叔历险记》译本的国家看似一个不可能的市场名单,却展现了全球多元文化中心及其边缘持续兴起,不断回应和挑战全球等级秩序。这些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发生变动然后重合,让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跨文化流动更加复杂与分裂。利维在被欧美市场拒绝后选择进军亚洲市场,这个大胆的决定让他取得成功。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故事强而有力地展现了文学与文学商业的互利共存。除了审美考量,写作的创意行为可能也包含文本商业潜力的考虑,尤其儿童图书更是经常如此。一旦文本准备完成,出版商就会着手筛选、编辑、翻译、包装、印刷和发行。没有出版,文学就不存在,因此,出版应该被视为一个创意产业,在这个产业里艺术和商业考虑共存,有时也相互竞争(Caves 2000)。这让我们得以区分出文学作品的创意价值和商业价值,即使我们之中许多人并不想这么做。当我们从文学多元系统框架而非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虑翻译时,就必须考虑艺术和商业的二重性,因为这影响了产生一部翻译作品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在翻译儿童文学时更能精确体现,因为儿童文学翻译在经济和商业层面愈来愈重要。考虑儿童读者适合什么,什么对他们有益,然后给文学作品定稿的过程中,制定策略以增加销量也同样重要。
我们的故事还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出版商、作者、译者、插图作者、儿童读者、从文化中理解的想象力、创意和孩子的身份。在成年人与儿童不对等不对称的关系中,成年人决定了儿童适合读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在乎什么、渴望什么、能做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最能激发想象力、培养创意和沟通能力(Lathey 2006, 4–5)。儿童文学译本是个特别的例子,在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学系统中都占据边缘位置,这使得出版商、译者和其他参与生产的人员有更多操纵的空间。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90b,51)认为当翻译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时,译者在翻译时倾向于使用现有的目标文化文学模式,译出的文本较不足,意即译文更偏离源文本。但在《利奥叔叔历险记》的各个译本中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中文和韩文译本就非常贴近源文本(英文译本或希伯来文原版)。
然而,《利奥叔叔历险记》在亚洲的发行一致证明了对童年及其需求的理解是文化特异的,而非全球普遍。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一个例子。在一个极端,该书的以色列版本(希伯来文原版和英文译本)中,希莫尼创作的插图给故事策略性的留白,目的是启发儿童自己去想象故事情节。在另一个极端,日文译本全程引导儿童读者去想象故事情节。两个极端之中是韩文译本,该版本倾向于介入并强调学习多于想象。在面对文化“他者”方面,以色列作者利维发行的英文译本旨在一定程度上非受限的文化普遍性,而韩文译本则通过文化差异性去挑战儿童的学习能力;日文译本较为适中,希望通过更温和、间接的文化“他者”的版本去引起儿童的好奇心。
最后,优美的日文译本背后花费了许多心思和准备工作。但是,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在众多译本中唯有日文译本独树一格,一边尽力保留文化他者性,又一边调解与强调相似性?答案或许是日本文学系统可能像英美文学体系那样,因为某些原因,比起其他文学系统,其儿童文学系统更自给自足,更保护本国的想法和规范,而这些原因则是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致谢
本文作者感谢以色列的亚纳兹·利维、亚尼夫·希莫尼和梅拉夫·少尔,以及日本的母袋夏生、古贺麻里、三枝晓子和高井吉一对本文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阿达·塔格尔·科恩(Ada Taggar-Cohen)教授邀请本文作者在2016年11月于日本同志社大学神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发表本文的早前版本。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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