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 Marco 李露蔡虹 连接词作为文学翻译中显化的标记

翻译
连接词作为文学翻译中显化的标记一项基于可比平行语料库的研究 [Connectives as indicators of explicit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 study based on a comparable and parallel corpus]

Josep Marco 海梅一世大学(卡斯特利翁) | 阿德莱德大学

Translated by 李露蔡虹21海梅一世大学(卡斯特利翁) | 2阿德莱德大学

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1)翻译和非翻译的加泰罗尼亚文学文本之间的连接词使用频率是否存在差异;(2)这些差异(如果存在)是否受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的影响;(3)这些差异在何种程度上由显化或其他因素导致。定量分析表明,译作和非译作中连接词出现的总体频率并无显著差别,但译作中连接词的出现受到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的影响。此外,译作中表达结果的连接词出现频率较高似乎与显化有关。定性分析表明,显化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是参与者共享信息的一部分,以及连接词的程序功能占主导地位。

关键词:
  • 连接词,
  • 显化,
  • 对比和结果,
  • 文学翻译,
  • COVALT
目录

1.引言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由文学译作(译自英文)及非译作构成的可比语料库中,加泰罗尼亚语连接词的使用情况,并通过研究与译文匹配的源语言文本来解释可能存在的差异。所得结果将依据显化假说进行检验;显化假说“假设了从源语言文本到目的语文本有明显的衔接外显,无论这种衔接手段增加的现象是否是由两种语言和文本系统之间的差异造成的”(Blum-Kulka 1986,19)。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在我们的讨论中显化的概念有多么重要,本研究并非旨在检验此假说,其原因将在方法论部分解释。因此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总体目标可分解为以下分目标:(a)确定翻译的和非翻译的加泰罗尼亚文学文本之间连接词使用的差异;(b)了解这些差异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和特定连接词的影响;(c)确定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显化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本研究选择了表达结果/后果以及对比/让步的连接词作为研究对象。此三个分目标与摘要中列出的三个问题间存在着整齐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总而言之,本文旨在为一直存在争议的显化论提供新证据,更确切地说,是看显化在连接词的使用上起多大的作用。

本文结构如下:第 2节简要介绍翻译中的显化理论;第 3节重点关注作为显化标记的连接词以及加泰罗尼亚语法中连接词的概念;第 4节概述研究中采用的方法,重点是描述语料库和分析中遵循的步骤;第 5节报告研究结果并对其进行讨论;第 6节是结语。

2.显化

显化的概念最早由Vinay和Darbelnet([1958]1995,342)引入翻译研究,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在目的语中,将源语隐含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加以明确说明的文体翻译技巧”。然而,最知名的、最常被引用的则是引言中介绍过的Blum-Kulka(1986)的定义。但这一定义很快被指不够精确。该定义提出后仅两年,Séguinot(1988)就提出论点,认为跨语言差异常常造成了翻译中某种程度的显化,并建议在翻译研究中保留“‘显化’这一术语,用于解释翻译文本中无法用两种语言间的结构、风格或修辞差异来解释的增译情况”(1988,108)。关于显化定义范围的辩论,Klaudy(如2008版,也有其他更早版本)为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了四种显化类型:强制性、非强制性、语用性,以及翻译固有性显化,后者是由“翻译过程本身的性质”所导致(2008,107)。就在此之前,Blum-Kulka提出“显化是翻译过程中固有的通用策略”(1986,21)。那么,Baker把显化列为(所谓的)翻译共性之一(如1993,243–245)也就不足为奇了。Klaudy进一步指出,对显化的研究应远多于对隐化的研究,并且主张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提出了所谓的“不对称假设(asymmetry hypothesis)”,具体如下(Klaudy and Károly 2005,14):“L1→L2的显化并不总对应着L2→L1的隐化,因为译者(如果他们有选择)更愿意使用显化而常常没能使用非强制性隐化”。Klaudy的不对称假设建立在Becher(2010)对Blum-Kulka提出的显化假说严厉抨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Becher建议(2010,1)完全摒弃Blum-Kulka的主张,对Klaudy的主张稍加修改以取而代之,其内容如下:“无论源语(SL)/目的语(TL)语言对是什么,强制性、非强制性及语用性显化往往比相应的隐化使用得更频繁”(17)。相比之下,Klaudy和Becher的版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认为翻译固有性显化无动机、没必要所以拒绝接受此概念。随后,Becher以翻译行为超越了所有的交流行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新假说,认为翻译行为同样受到人类交流所遵循的普遍规则的约束。

尽管一些学者声称已经找到了支持显化假说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确凿。可以说,这个说法还没有定论——就像其他所谓的翻译共性一样富有争议。Øverås(1998)、Olohan和Baker(2000)、Klaudy(2001)、Pápai(2004),以及Klaudy和Károly(2005)等的研究在不同类型的语料库和各种语言标记的基础之上都支持了显化假说。但其他的研究结果却不那么泾渭分明:Puurtinen(2004)和Englund-Dimitrova(2005)发现了互相矛盾的证据,而Espunya(2007)和Hansen-Schirra等人(2007)则对于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归因于显化相当谨慎,因为其他因素,如目的语规约的影响和跨语言差异,都可能会起作用。

上文提到过,各种语言或文本要素已在实证研究中被当作显化标记。例如衔接手段、文化专有项、词汇规范等在一些研究中有所体现,但有些作者,如Øverås (1998),仍然在扩大该概念的范围以囊括其他特征,如中和有标记的搭配和隐喻表达。无论如何,可能是Blum-Kulka的定义影响深远,衔接标记一直被认为与显化密切相关。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加泰罗尼亚语的连接词,而连接词标志着语言使用中的衔接与连贯,因此下一节将专门对其进行讨论。

3.作为显化标记的连接词

Pander Maat和Sanders(Vandepitte等人,2013,48)把连接词定义为“表达某个说话者话语中的从句、句子或话语之间的关系的单字词或固定组合”,并能表明连接词所依附的话语如何“与语境相关”。Cuenca(2002)的研究明确区分了她称之为“插入性(parenthetical)”连接词(与in fact、on the other hand、as a result等英语连接词对应的加泰罗尼亚语连接词)、连词(句子内部而不是句子之间或句群之间的衔接成分,虽然可能偶然会出现在句子、句群之间),以及其他更次要的连接词。该研究在许多方面为本研究提供了加泰罗尼亚语连接词的概念和类型学方面的参考。

将连接词视为检验显化假说(无论是其传统形式,还是最近重新提出的不对称假设)沃土的翻译学者不仅注意到该假说的证实(或未能证实),还注意到影响显化的因素或条件。事实上,这两方面密切相关,因为显化问题的答案往往更加复杂,仅仅用“是/否”的二分法是不够的。语料库数据分析普遍表明某些因素或条件支持显化假说,而其他则不然。

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Puurtinen(2004)利用大约一百万字的可比语料库,分析了相对大范围的芬兰语连接词,发现一些连接词在翻译文本中更常出现,而其他一些则在非译文中更常出现。尽管她的数据表明“没有明显的总体趋势表明此子库比彼子库有更多的连接词”(170),但连接词在两个子语料库中的分布都不均衡。在翻译中更常出现的连接词中,Puurtinen发现了一个有时被用来表达因果关系的时态连词和两个目的连词。至于Englund Dimitrova(2005),则研究了译者的经验与显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为了验证显化,她选择了“未在源语言文本中通过连接词明显表达的逻辑连接”(155)。她的研究结果因隐含逻辑连接的类型不同而不同。在递进和对比关系中,显化明晰可见,但在因果关系或时间关系中则不然。然而,必须记住的是Englund Dimitrova的研究不是观察性的而是实验性的。因为它旨在找出专业译员和学生是否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显化技巧。因此,在有大量数据且只有该变量(逻辑连接)的观察性研究中会有什么发现还有待揭晓。

影响出现显化的因素之二来自本节开篇介绍的定义中反映的连接词的双重功能。的确,连接词指示着从句或句子间的语义关系,但它们也通过指出话语与语境的关系,以及/或者通过标记说话者的态度来指向语境。前一个功能可以说是指连接词的“命题(propositional)”意义(Cuenca 2002,3189),而后一个功能则指连接词的“程序(procedural)”意义(同上)。一些翻译学者也提到了连接词的功能。Aijmer(2007,33)是这样描述话语标记的程序意义的:

话语标记表达的是程序性意义,而不是概念性或代表性句子意义(它们的意义代表概念):它们“指示说话对象如何去解读话语标记所依附的话语”(Fraser 1996,186),“是表明说话者的潜在交流意图的语言编码”。(Fraser,同上)

有时元语言的差异使本来被作者们视为基本的、概念意义上的密切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继Sweetser(1990)之后,Zufferey和Cartoni(2012,234)采用了“使用域(domains of use)”这一术语,该词与功能这一术语并无太大区别。Sweetser提出了三分法,即连接词的实词或客观世界用法、认知用法和言语行为用法,但后来的作者倾向于将这三域合为两域——命题内容的“客观(objective)”与“主观(subjective)”关系。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一关系如何影响连接词标记显化的潜力。

前人研究中发现的第三个因素是两个已知的从句或句子间的语义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从语境中推断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应被解读为已知信息还是新信息。一旦将这一方面考虑进去,译者的决定就可能导致显化、隐化或对源语言文本中连接词的保留。事实上,一些做对比研究的作者在处理某一特定连接词时想知道为什么连接词常常在译文中省略掉。Traugott(2007,54)大胆地提出了以下观点:“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非译作是否可能并不太注重某一特定连接词的某个功能,而是关注前文语境在何种程度上对说话者的话语目的(反驳、阐述,等等)提供了足够明显的指示。”同样地,Aijmer(2007,50)也试着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语境中存在使话语标记显得多余的其他功能性的线索,那么省译就可能出现。”如前段所述,我们需要注意作者之间因使用的术语不同而导致的概念重叠。Zufferey和Cartoni(2012,235)更倾向于探讨靠语义关系连接的从句或句子间的“信息状态(information status)”——这是基于旧信息和新信息之间的差别。而Vandepitte等(2013)则着重于因果句中的“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及其在翻译中的处理方式。信息结构与“明显性(menifestness)”相关,被视为一个渐进的概念。除了表面差异之外,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指可以从语境中推断出的(或者说话者认为可以从语境中推断出的)信息量,以及这会如何影响翻译中的显化或隐化技巧。

在此领域,Zufferey和Cartoni (2014)的研究本身是一重要贡献,亦对前文中提到的所有因素做出了说明。他们采用了由平行语料库Europarl的几个部分组成的语料库进行研究。该研究选取了因果连接词来检验显化假说,因为因果关系可以通过连接词(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明显地标记出来或者隐化,所以因果连接词的使用通常是非强制的。该研究严密地调查了以下几个因素:不同源语言所起的作用、不同的目的语、特定词汇和话语关系。为了检验第一个因素,该研究选择了分析四个法语因果连接词;使用的语料库是一个法语原文语料库和四个包含译文的法语子库,这些译文分别从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翻译而来。为检验第二个因素,该研究着重分析了三个英语因果连接词(与法语连接词很相似),其中英语为目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为源语言。对这两个因素所观察到的因果连接词显化的差异并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然而,结果显示显化受到另外两个因素影响。至于特定的连接词,研究结果表明,在所有源语言中,一些因果连接词比另一些因果连接词与显化的联系更强,并且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所观察到的差异是显著的。对于研究所选的法语和英语连接词都是如此。据这些作者解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拥有强烈显化性的连接词共有的属性。研究采用的两个标准分别为:连接词所指的关系的客观或主观性质,以及原因语段的信息状态。用于显化的典型的连接词都是那些标记主观关系的连接词,在这种情况下原因作为共同背景信息的一部分得到介绍。正如Becher (2011)早已指出,某一语言中可用连接词的替代选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个因素,即话语关系,通过一个法语连词en effet(既可表示证实又可表示论证)进行检测。研究表明,与证实意义上的显化相比,该连接词更常用于论证意义上的显化。这证明了以下假说:显化受连接词标记的语义关系类型的影响。此外,在论证意义上,en effet通常标记着主观关系。作者们在总结中指出,译者感到有必要添加表示原因的连接词作为共同背景的一部分,以加强针对一个不同文化(该文化中的读者可能无法察觉因果连接的明显性)的目的语文本的衔接性(Zufferey和Cartoni 2014,379–380)。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源语言文本中,传达共同背景信息的主观关系可能没有其他类型的因果关系那么明显,因此在翻译的文本中留下了更多显化的空间”(380)。有些关系,如时间关系,即使没有连接词的帮助也很容易推断,而且可以隐化,因此从跨语言角度给显化留下更多空间。而让步关系则相反,没有连接词就很难推断。

如上所示,Zufferey和Cartoni(2014)引用了Becher(2011)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在某一语言中连接词的多选性与显化有紧密的联系。事实上,这一说法只是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的一部分——解释译者何时及何故增译连接词。在一个小型平行双向语料库(英语-德语、德语-英语)的基础上,Becher手选了所有连接词的实例。从定量的角度来看,他发现从英语到德语的增译远远多于省译,而从德语到英语则截然相反。Becher认为,这与得到了充分证明的事实相符,即德语是一种比英语衔接更加明显的语言。此外,不对称假设得到以下证实:从德语到英语方向的省译数量并不能与相反方向的增译数量抗衡。在定性层面,Becher(2011,32)找出了译者添加连接词的五个原因:(1)遵守目的语言社区的交际准则,(2)利用目的语言体系的特定特征,(3)应对目的语言体系的具体限制,(4)避免文体上有标记的表达方式,以及(5)优化目标文本的衔接性。原因1会导致标准化,可能会导致目的语中典型元素的过度使用(原因2)。原因3确保目的语中典型成分的出现,即便是源语言中没有使用该元素的环境。原因4产生了Kenny(2001)所谓的规范化:源语言文本中有文体标记的或有创造性的语段被目的语文本中无标记的语段取代。原因5则使译者在认为衔接性受到影响的任何时候几乎都有权增加连接词或任何其他衔接标记。可以说,前四个原因源自跨语言差异,而第五个原因本质上是语用的,而且与本节中提到的影响显化的第三个因素尤为相关。

Denturck(2012)遵循Becher的建议,用Klaudy的不对称假设(即便只稍作修改)代替了显化假说。她着重研究了因果连接词,因为因果连接词被认为是表达因果关系最明显的方式。为了检验无论所涉及的语言对和其中的翻译方向如何,某一翻译方向上的显化情况是否真的超过了相反方向的隐化情况,她建立了一个由法语和荷兰语小说片段以及它们各自在对方语言中的译文组成的小型平行双向语料库。她用四个法语因果连接词和另外四个荷兰语因果连接词作为检索词,分别从源语言到目的语以及从目的语到源语言方向进行语料库分析,从而得到了四组不同的数据。从源语言文本部分开始的检索只能揭示出保留相似程度的显性或隐化的情况,而从目的语文本部分开始的检索则旨在发现保留或显化的情况。结果证明翻译方向在这个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法语到荷兰语显化超过了隐化,而且相反方向的隐化也超过了显化(如不对称假设所预测),但从荷兰语到法语方向,隐化的情形超过了显化的情形。Denturck认为,一般来说,由于因果连接词在荷兰语中比在法语中出现更频繁,因此两个平行语料库之间观察到的差异可以归结为标准化或规范化,即是译者努力遵守目的语的惯例或规范的结果。

本节中提到的一些与显化有关的因素将在结果和讨论部分再次探讨。如引言中所提到的,连接词表达的语义关系的类型是本研究分目标中的一个关注点;另外两个因素(连接词的功能,以及连接词所指的关系是旧信息还是新信息)将在讨论部分进行探讨。然而其他因素,比如语言对或翻译方向,将不会提及,因为这里只考虑到一个语言对和一个方向(从英语到加泰罗尼亚语)。

4.方法论

如第一段所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加泰罗尼亚语连接词在由译作和非译作构成的可比语料库中的情况。该目标被分解为三个子目标,现将其重述为三个问题:

  1. 构成可比语料库的翻译及非翻译加泰罗尼亚语文学文本之间使用连接词的频率是否存在差异?

  2. 如果存在差异,它们是否受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的类型影响?换句话说,本研究中考虑的两类连接词(结果连接词和对比连接词)中,连接词使用频率是否分布均匀?

  3. 如果存在差异,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显化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显然,所采用的方法直接源于本文的总体目标,而其操作过程则源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本文的分析利用了从一个平行可比语料库中提取的数据。平行语料库由COVALT(瓦伦西亚翻译文学语料库)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部分构成。COVALT是一个多语种语料库,由从英语、法语和德语原著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并于1990年至2000年在瓦伦西亚自治区出版的叙事作品构成,语料库还包含了这些译作的原文。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子语料库包含41个源语言文本+目的语文本对,字数达到2297564个(1096226个英语单词;1201338个加泰罗尼亚语单词)。至于可比语料库,它由刚刚提到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翻译文本和用加泰罗尼亚语撰写的30个叙事文本组成,后者共计1122542个单词。11.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都由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的海梅一世大学的翻译与交际系建立,如有研究需要可通过申请(http://​www​.covalt​.uji​.es)获得语料库的使用权限。但是,本文中使用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子库版本比目前服务器中提供的语料库略大。 可比性标准包括篇幅、出版时间(1990年至2000年)、出版地(瓦伦西亚自治区)和体裁(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集)。

本文所选择的连接词根据其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分属两类:表示结果/后果的连接词,以及表示对比/让步的连接词。Cuenca(2002,3189)在语义的基础上确定了加泰罗尼亚语中的四大组连接词:递进、选择、对比和结果连接词,每一组都可以包含一些程序性意义(例如,连续、强化、分布等)。由于在一项研究中不可能解释所有四类连接词,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两种定义明确、很少强制使用(如果使用的话)的连接词。如上所述,很多连接词的非强制性特征使得它们非常适合用于研究显化。本文选择了五个连接词用于“结果”类连接词的分析,它们分别为:així doncs (相当于英语的‘thus’(因此)、‘so’(所以))、aleshores (相当于英语的‘then’(那么)、‘so’(所以))、doncs (相当于英语的‘then’(那么))、llavors (相当于英语的‘then’(那么)、‘so’(所以))以及per tant (相当于英语的‘therefore’(因此))。“对比/让步”类别则选择了以下连接词:ara bé (相当于英语的‘now’(即使))、de tota manera (相当于英语的‘anyway’(不管怎样)、‘at any rate’(无论如何))、de totes maneres (相当于英语的‘anyway’(不管怎样)、‘at any rate’(无论如何))、en canvi (相当于英语的‘but’(但是)、‘however’(然而))、en qualsevol cas (相当于英语的‘in any case’(不管怎样))、en tot cas (相当于英语的‘in any case’(不管怎样)、‘at any rate’(无论如何))、malgrat tot (相当于英语的‘yet’(然而))、no obstant (相当于英语的‘however’(然而))、tanmateix (相当于英语的‘however’(然而))以及tot i això (相当于英语的‘yet’(然而)、‘still’(虽然如此))。由于两个类别中的连接词数量都很庞大,因此使用了两个标准进行筛选:可比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因为频率表明了典型性),以及数据的可管理性。根据后一个标准,一些高频连接词被排除,因为它们作为连接词或多义词出现的频率都太高,从而会产生很多在之后的人工分析中也会被剔除的不需要的匹配。

本文的语料库分析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在Wordsmith Tools 4.0 (Scott 2004–2007)中以我们的15个连接词为查询条目对可比语料库的非译作部分进行检索。其次,通过在Microsoft Access的检索工具中插入连接词来分析平行语料库(即COVALT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部分,如上所述)。22.这个比较特殊的过程需要解释一下。前段时间COVALT团队决定通过语料库查询处理器(CQP)工具Corpus Workbench使平行多语种语料库的语料分析便于处理。因此,必须对语料库中的文本进行对齐、归类分析和词性标注,但却发现使用的标注软件(TreeTagger用于英语、法语和德语,Freeling用于加泰罗尼亚语)在归类分析和标记方面都有缺陷。虽然我们知道人工查错非常耗时,但还是决定雇用专门的研究助理来帮助我们进行这项工作。这个查错过程是通过Microsoft Access这个好用且有用的工具开展的。由于我们的研究刚刚展开时该语料库还不能通过CQP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将Access作为本研究的一个双语检索工具,但是没有词目归类和词性标注等栏目,因为研究连接词用不上这些栏目提供的信息。 第三,人工筛选由两个索引软件(用于检索加泰罗尼亚语原文的Wordsmith和用于检索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加泰罗尼亚语译文的Access)产生的所有配对,以剔除不需要或不相关的配对。对于表示对比/让步的连接词,大多数配对都是相关的,但就aleshores(‘then’(那么)、‘so’(所以))、llavors(‘then’(那么)、‘so’(所以))和doncs(‘then’(那么))而言,需要进行大量筛选,因为aleshoresllavors常被用作时间连接词(其作为时间连接词和结果连接词的用法很难区分),而doncs则常常表示连续性而非结果。两个语料库的检索结果都经过人工筛选后就会被导出到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中。Microsoft Excel的过滤工具极大地方便了计数。研究采用了对数似然检测以确定可比语料库两个部分之间连接词出现频率的差异是否显著。该检测比较了不同大小的语料库中观察到的频率和预期频率,且并不假定正态分布。它常用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中。数据检索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识别引发加泰罗尼亚语目标文本中连接词出现的所有源文本段。

关于后一步骤,必须提到一个概念,该概念最初在对比语言学领域提出,但在翻译研究和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也可能有用。不同的术语已用来指代该概念,它可以被定义为由平行语料库产生的特定单词或表达的翻译对等集合。Behrens (2004) 在她对挪威语连接词dermed的研究中借用了Dyvik的“镜像(mirror image)”一词。该文利用奥斯陆大学的多语种语料库Oslo Multilingual Corpus,通过研究挪威语连接词在英语和德语中的一系列翻译方案,以及使dermed出现在挪威语译文中的英语和德语原文语境中的原因,建立起了英语和德语的翻译镜像。翻译镜像的分析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以及从被检验的连接词本身来看都具有揭示性,因为它有表明该连接词的“意义范围”。33.Dyvik的语义镜像方法最初是为了在翻译方案的基础上揭示意义关系,但Vandevoorde等人(2017)已将其扩展到研究翻译现象,如翻译对语义场结构的影响。 Aijmer(2007,34)更偏爱“翻译范式(translation paradigm)”一词,在对瑞典语连接词alltså的英译研究中,她将其定义为目的语中源语词项的一组对应词汇。Nølke(2007)也对翻译产生的一系列对应关系感兴趣,因为这些对应关系可能有助于识别构成“功能域(function domain)”的语义、语用或文本功能(2007, 175)。为了实用需要,“镜像”一词或“翻译范式”一词在本研究中含义相同。

获得原始数据后就可以开始回答本节开头提出的研究问题了。通过比较可比语料库两个组成部分中连接词出现的次数,就可以确定译作和非译作中连接词使用的相似点或差异性,这也是问题1的目标。如果把对问题1进行的整体比较拆分开来,分别比较表示结果和表示对比的连接词,就会得到问题2显化是否受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影响的答案。在这两种情况下,出现频率按每10万个单词归一化。但是,必须谨慎对待这些比较结果,例如,与非译作相比,译作中连接词的比例过高并不能直接解释为显化的结果。如果数据显示所有或大部分连接词都是由源语言文本中与之匹配的连接词引起的,则可能是受源语言文本影响。只有在目的语文本中的连接词在源语言文本中是零对应,或来自不包含连接词的语段的情况下,这些连接词才能被视为完全受显化影响。因此,对源语言文本引发因子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回答第三个问题:与非译作相比,译作中连接词的数量更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为显化。

现在,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使刚刚提到的可能性确实在数据中找到了证据(一般或者某一特定类型的语义关系),也不能用来确认显化假说,因为本研究进行的分析仅从目的语文本开始,所以是不平衡的。要想达到平衡的目的,还需检索一组与本文研究的加泰罗尼亚语连接词相似的英语连接词(比如表示对比/让步的连接词then、therefore、so等等,以及表示结果/后果的连接词however、nevertheless、yet、still、anyway、at any rate、on the other hand等等),以搜索保留源语言文本连接词或隐化(这一点至关重要)的实例。就现况而言,我们的分析只能检测出显化的情况而不能检测出隐化的情况,只能当作支持显化的部分证据,而不能用来支持整个显化假说。

5.结果与讨论

表 1显示了在可比语料库中,对连接词进行语料库分析的基本定量结果。对于问题1,这些数据揭示的是译作和非译作中连接词出现的总体频率没有显著的数量差异,对数似然检测值为+2.11。44.在对数似然检测中,所得值越高,两个频率之间的差异越大。对于95%的置信水平(即p值 < 0.05),临界值是3.84;对于99%的置信水平(p < 0.01),临界值为6.63;以此类推。因此,任何低于3.84的对数似然(LL)值都表明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阈值。 这些结果与Zufferey和Cartoni(2014)在Europarl中对比法语、英语目的语文本和相对应的源语言文本所得到的结果一致。但是,对于问题2情况要复杂得多。可比语料库两个组成部分间观察到的对比连接词的差异并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采用了对数似然检测,结果为LL −0.01),但结果连接词的差异就很显著(结果为LL +5.68,p < 0.05)。那么,与非译作相比,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确实对连接词在目的语文本中的过度呈现(或未过度呈现)有所影响。

如上所述,为了能够回答第三个问题(译作和非译作中观察到的连接词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显化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需要人工浏览双语检索结果,以搜索源语言文本中引起目的语文本中出现连接词的原因。由于完整列出本研究中包含的15个连接词出现的诱因会占太多篇幅,甚至囊括部分不相关信息,表 2只会列出连接词doncs的诱因(即它在英语原文中的镜像),而表 3将展示显化与非显化对比的实例。(尽管doncs是译作中唯一一个呈现不足的结果连词,但是我们还是选它来进行讲解,因为它出现次数较多,并且从直觉上讲它相对来说较常用作显化手段。这一直觉在表 3中得到证实。)表 2显示了加泰罗尼亚语doncs出现的一系列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其中包括一些表后果或结果的英语连接词(then、 therefore、thus、so、accordingly、well then)——这可以解释大部分包含doncs的例子,还包括了表达不同语义关系的连接手段(now、why、however、in fact)、连词and(显示了高程度的语义不确定性),以及零对应(即没有找到与doncs匹配的源语言文本段的实例)。基于实际考量,本研究决定只把如后一种源于零对应的绝对显化在本文中算作显化。至于那些语义关系类型被改变的情况,可以说即使意义发生变化,显化的程度也不会因为翻译过程而改变。对于源语言文本中连接词较不明显的情况(如and),或者甚至有非连接词语段的情况,更加详细深入的分析能区分绝对显化(零诱因)和相对显化(诱因是较不显著的源语言文本段)。55.继Vandepitte(1996)之后,Denturck(2012,217)讨论了因果关系表达中的一个显化范围。 然而,本研究中排除了这种细微差别,因为查询匹配中没有多少刚才提到的相对显化案例。此外,讨论显化的程度会导致主观性的介入,这是最好应该避免的。

表 1.在由加泰罗尼亚语译文(译自英语)和源语言文本构成的可比语料库中,表达对比和后果的连接词的原始和标准化频率
类型 连接词 译文:原始频率 译文:标准化频率 非译文:原始频率 非译文:标准化频率
对比 ara bé     43   3.58     32   2.85
de tota manera     55   4.58     88   7.84
de totes maneres     38   3.16      2   0.18
en canvi     58   4.83    161  14.34
en qualsevol cas     37   3.08     13   1.16
en tot cas     14   1.17     36   3.21
malgrat tot     57   4.74     40   3.56
no obstant    211  17.56     50   4.45
tanmateix    207  17.23    292  26.01
tot i això     60   4.99     19   1.69
合计    780 64.9    733 65.3
后果 així doncs     66   5.49     30   2.67
aleshores    150  12.49     65   5.79
doncs    125  10.41    219  19.51
llavors     22   1.83     13   1.16
per tant    236  19.64    157  13.99
合计    599 49.9    484 43.12
总计 1,379 114.79 1,217 108.41
表 2.COVALT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子库中加泰罗尼亚语连接词doncs的源语言文本中诱因的原始频率。
目的语文本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诱因 原始频率
doncs (125) accordingly   1
and   1
however   1
in fact   1
now   3
so   6
then  53
therefore  22
thus   6
well, then   1
why   2
Ø  28
合计 125

因此,对于每一个连接词,所有与包含一个英语连词或其他任何元素的源语言文本段匹配的目的语文本段都被归为“非显化”,而在源语言文本中没有可识别的诱因的目的语文本连接词则被视为“显化”。表 3展示了本文研究的每一个连接词依据原始频率计算的非显化对显化比率,以及显化的数量占连接词出现总次数的百分比。该表中包含的数据显示了与非译作相比,译作中表达后果的连接词出现频率更高(见上文)与显化之间的清晰关系。如表 1所示,译作中的结果连接词比非译作中的结果连接词出现的频率更高,而对比连词并非如此;显化性可以解释在目的语文本中当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是表后果时出现的频率(17.02%)比表示对比时的(6.15%)更高。当比较含对比连接词的例句中的显化量(48/780)与结果连接词中的显化量(102/599)时,差异非常显著:LL +36.75, p < 0.0001。于是,我们的定量分析可以这样概括:在译作和非译作连接词的使用频率中所观察到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的影响,而对于译文中更常出现连接词的语义关系类型(表结果),过度呈现可以归因于显化而非其他因素。

表 3.与COVALT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子库中连接词相关的非显化对显化比率
关系类型 连接词 译文连接词的原始频率 非显化对显化比率(原始频率) 显化相对频率(%)
对比 ara bé     43     43/0  0
de tota manera     55     55/0  0
de totes maneres     38     38/0  0
en canvi     58     40/18 31.03
en qualsevol cas     37     37/0  0
en tot cas     14     13/1  7.14
malgrat tot     57     50/7 12.28
no obstant    211    199/12  5.68
tanmateix    207    201/6  2.89
tot i això     60     56/4  6.66
合计    780    732/48 6.15
结果 així doncs     66     61/5  7.57
aleshores    150    144/6  4
doncs    125     97/28 22.4
llavors     22     15/7 31.81
per tant    236    180/56 23.72
合计    599    497/102 17.02
总计 1,379 1,229/150 10.87

定量分析完成了,现在让我们来做定性分析。我们如果从整体上看表 1,会注意到(如上),就指示对比/让步的连接词而言,译作和非译作之间的总体出现频率并无显著差别。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就会发现它们的分布模式存在差异。这与其他研究(Puurtinen 2004)一致。例如,如果我们把两个非常相似的同义词,如de tota manerade totes maneres分成一组,它们在译作中的联合标准化频率为7.74,在非译作中的联合标准化频率为8.02,但de totes maneres在加泰罗尼亚语原文中很少见,而它在加泰罗尼亚语译作中的出现频率却几乎和de tota manera一样。类似的还有en qualsevol casen tot ca:它们在译文中的联合标准化频率为4.25,在非译文中的联合标准化频率为4.37,但前者在译本中出现的频率更高,而在加泰罗尼亚语原作中出现的频率更少。en qualsevol cas的过高比例可能,至少部分是受到源语言文本的影响,因为它在译文子库出现的37次中,有25次匹配到包含any(anyway, 11次; in any case, 6次; at any rate, 4次; anyhow, 4次)的源语言文本段,而这更有可能导致qualsevol而非tot的出现。另一个分布不同的情况是另外两个同义词:no obstanttanmateix。在非译作中,tanmateix出现的频率几乎是no obstant的6倍,而在译作中,它们的标准化频率几乎一样(17.23 vs. 17.56)。除了这些显示出不同分布模式的同义词之外,还有三个连接词在译作中比在非译作中出现得更频繁:ara bé(3.58 vs. 2.85)、malgrat tot(4.74 vs. 3.56)和tot i això(4.99 vs 1.69)。对于malgrat tot,它在译作中出现次数过多可能部分是因为显化(可以解释12.28%的案例)。至于tot i això,这个连接词在译作中的频率几乎是非译作中的3倍,而显化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6.66%)。对此的唯一解释是:对于表达对比的各种英语连接词,如yet(12)、still(11)、however(10)、though(9)等等,tot i això是一种较受欢迎的翻译方案。相反,ara bé大部分由一个英语连接词now(43例中有35例如此)引起,用于改变主题、吸引说话对象的注意、回到前一个话题,等等。这明显是受源语言文本的影响。最后,en canvi在译文中的呈现不足——它在加泰罗尼亚语原文中使用的频率几乎是在译文中的3倍(标准化频率分别为14.34 vs. 4.83)。这可能就是由于原文中缺乏诱因,所以目的语中独特或典型的语言项有所谓的在译文中呈现不足的倾向的例子,因为en canvi似乎没有prima facie,也就是英文中现成的对等成分。该连接词的主要源语言文本诱因包括Ø(18)、but(14)、yet(10)和however(8)。因此显化在这个连接词的使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由显化生成的出现频率占31.03%。这些都是真实的典型的显化案例,可归为两种形式:要么生成一个源语言文本中没有的对比关系(如例1),要么通过增加en canvi来强化源语言文本中早已存在的关系(通常由but表达)(如例 2):

(1)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en canvi I knew a grizzly once that wasn’t much bigger’n a dog, an’ he was a game-killer. Una vegada vaig veure un ós gris que no era molt més gran que un gos i, en canvi, era carnívor. CURWOOD-Grizzly zero

回译:Once I saw a grizzly bear which was not much bigger than a dog and, however, was carnivorous.

(2)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en canvi He could smell nothing, but he heard! No en captà cap, però en canvi sí que va sentir alguna cosa. CURWOOD-Grizzly zero

回译:He captured nothing, but, however, he did hear something.

译者使用某个连接词的倾向与规范化假说吻合,或者与在第 3节中转述的Becher(2011)的观点相符:译者倾向于利用目的语的语言系统特征。这个连接词的使用不是由任何可能被视为与其形式对等的源语言项引起的,但是译者觉得它的使用在目的语中是很典型的。

但是,如上所述,在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为结果关系的情况下,显化更常发挥作用。这里分析的五个结果连词中,有四个在译文中出现的频率比在加泰罗尼亚语原文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唯一例外是doncs,它很明显在非译文中出现的频率更高(标准化频率分别为19.51 vs. 10.41)。但是,当根据平行语料库中这些连接词的源语言文本诱因来进行分析时(见表 3),拥有零诱因(导致显化)的比例最高的连接词有llavors(31.81%)、per tant(23.72%)和doncs(22.4%)。如果我们人工查看在平行语料库中找到的102个结果连接词显化的例子,则可以清楚地看到Zufferey和Cartoni(20122014)以及其他学者发现的两个影响显化的因素的存在。当加入结果连接词时,语义关系则成了说话者和说话对象共享的部分信息,因此能够从语境中推断出来。这可能就是为何连接关系在源语言文本中不明确或没有显示的原因,从而为翻译中的显化提供了空间。如果所考虑的关系是新信息的一部分,即如果其信息价值更高,则可能一开始就已在源语言文本中明确显示,从而没有留下显化的空间。用Becher(2011)的话来说,译者填补这个空隙时优化了目的语文本的衔接性。至于另一个因素,即连接词承担命题意义和程序意义的双重功能,Zufferey和Cartoni的断言可能没有得到很明确的证实,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功能似乎合二为一,也就是说,连接词传达的结果关系涉及到叙述的事件以及它们出现的语境。即便如此,程序意义几乎总是存在,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它明显盖过命题意义。用Zufferey和Cartoni(20122014)的话来说,当显化起作用时,主观关系压倒客观关系。

下文将分析语料库中能观察到这些因素的另外五个例子,每个结果连接词举一例。

(3)

així doncs的显化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així doncs The impossibility of egress, by means already stated, being thus absolute, we are reduced to the windows. La impossibilitat d’eixida pels ja esmentats mitjans és, per tant, absoluta. Així, doncs, no ens queden més que les finestres. POE-Mysteries Paris zero

回译:The impossibility of way-out by the already mentioned means is, therefore, absolute. As a result, we only have the windows left.

(4)

aleshores的显化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aleshores “Colonel Geraldine,” replied the Prince, with some haughtiness of manner, “your life is absolutely your own. I only looked for obedience; and when that is unwillingly rendered, I shall look for that no longer. I add one word your: importunity in this affair has been sufficient.” – Coronel Geraldine – constestà el príncep amb una certa arrogancia –, la vostra vida és absolutament vostra. Jo només vull, de vós, l’obediència, i si me l’heu de donar a contracor, aleshores ja no la vull, tampoc. I afegiré un mot, encara: en aquest afer ja heu estat prou i massa importú. STEVENSON-Suicide Club zero

回译:“Colonel Geraldine,” answered the Prince with some arrogance, “your life is absolutely yours. I only want, from you, obedience, and if you must give it to me unwillingly, then I do not want it, either. I will add another word: in this business you have already been importunate enough and too importunate.”

(5)

doncs的显化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doncs But they were friends of many years’ standing and their careers had been parallel, first at the University and then as teachers: he could not risk a grandiose phrase with her. Però eren amics de molts anys, amb carreres paral·leles a la universitat primer i després com a professors: no podia, doncs, usar amb ella una frase grandiloqüent. JOYCE-Dead zero

回译:But they were friends of many years, with parallel careers at university first and then as teachers: he could not, then, use with her a grandiloquent phrase.

(6)

llavors的显化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llavors Should I avoid claiming a property of so great value, which is known that I possess, I will render the animal at least, liable to suspicion. Si renunciara a reclamar una cosa de tant de valor, i que se sap que em pertany, llavors les sospites caurien sobre l’animal. POE-Mysteries Paris zero

回译:If I failed to claim a thing of such value, and which is known to belong to me, then the suspicions would fall upon the animal.

(7)

per tant的显化

连接词 源语言文本 目的语文本 文本 源语言文本中的诱因
per tant He had been born close to the earth, close to the earth had he lived, and the law thereof was not new to him. Havia nascut en contacte amb la terra; en contacte amb la terra havia viscut i la seua llei, per tant, no li era desconeguda. LONDON-Adventurers zero

回译:He had been born in contact with the earth; in contact with the earth he had lived and its law, therefore, was not unknown to him.

例 3中,剩下的逃走的唯一途径就是窗户的事实是句子第一部分的结果,并且该语义关系涉及到说话人(Auguste Dupin)提出的论点,并非描述的事实。因此,该关系的信息价值较低,且本质上具有主观性。例 4中的推理链类似于三段论:王子只想要自愿的服从;上校的服从并非自愿,因此王子不想要这种服从。由于两个前提已经提出,因此从逻辑上就能得出结论,且像这样的结果关系没有提供新信息。这再次说明此关系是共享信息的一部分,且本质上也是主观的,因为它是论证的一部分而非事实。例 5中,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oyce)的《往生者》中的人物不能使用浮夸的言语,因为没道理对一个老朋友说那些话。例 6中,美国作家爱伦·坡(Poe)的著名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中的水手感到有义务去认领他的猩猩,如果他不这么做,猩猩就会受到怀疑。例 7中的人物因为生来与大地亲近所以非常了解地球的法则。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命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语境中推断出来,而这种关系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客观功能,但它总的来说是主观的,因为它是论点的一部分,是推理链的一部分。根据这些例子,可以认为与主观关系的普遍性相比,信息价值低这一因素对显化有更直接的影响。

6.结论

本文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

  1. 译作和非译作中,表达对比/让步的连接词和表达结果/后果的连接词之间的总体出现频率并无显著差异,它们在译作和非译作中的联合标准化频率分别为114.79和108.41;

  2. 就对比连接词而言,译作和非译作中所观察到的差异并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就表达结果或后果的连接词而言,则差异显著。这表明,与非译作相反,译作中连接词的出现频率受到所传达的语义关系类型的影响。对比连接词每10万字的标准化出现频率几乎相同(译作为64.9,非译作为65.3),而结果连接词在译作中的标准化出现频率(49.9)明显比非译作中的高得多(43.12);

  3. 对平行语料库的分析表明,与非译作相比,译作中表达结果的连接词出现频率较高与显化有关,因为出现的结果连接词中有17.02%是出于显化的翻译方法,至于对比连接词,这一数据仅为6.15%。通过原始频率表现出的这种差异从统计学角度来讲是相当显著的。因此,与非译作相比,译作中结果连接词高频出现是由显化而非其他因素造成的。

更加注重细节的定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对比连接词在译作和非译作中的总体出现频率实际上非常相似,但它们的分布模式明显不同。这可通过显化、源语言文本或源语言的影响(要么因为典型的目的语语言项的介入,要么因为其呈现不足)来进行解释;

  2. 结果连接词表明,显化与Zufferey和Cartoni(20122014)及其他人所确定的两个因素紧密相关:(1)连接词所传达的语义关系是说话人和说话对象共享信息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从语境中推断出来;(2)在较低程度上,连接词的程序功能的主导地位(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命题功能和程序功能是共现的)。

最后这一切意味着Becher(2011)的观点可能是对的,即确切的问题与其说是译者是否采用了显化,不如说是他们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采用显化。当然,在不忽略本质上为定量分析的“是否”这一问题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地研究定性的“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这些问题,或者甚至去研究“什么人”——因为可以设想其他研究专注于特定的译者并对他们进行比较。支持显化假说的特定因素或条件也能用来研究除了连接词之外的显化标记,即其他衔接手段、文化特定项等等。对探讨翻译特征(无论是普遍特征还是非普遍特征)的研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向,因为它结合了量化(因此结合了支持或者反对一般假说的证据)和对译者翻译方法的潜在原因进行更详细深入的调查。

致谢

本文得到了西班牙经济和竞争部资助的研究项目FI2015-68867-P,以及海梅一世大学资助的研究项目P1·1B2013-44的资金支持。

笔记

1.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都由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的海梅一世大学的翻译与交际系建立,如有研究需要可通过申请(http://​www​.covalt​.uji​.es)获得语料库的使用权限。但是,本文中使用的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子库版本比目前服务器中提供的语料库略大。
2.这个比较特殊的过程需要解释一下。前段时间COVALT团队决定通过语料库查询处理器(CQP)工具Corpus Workbench使平行多语种语料库的语料分析便于处理。因此,必须对语料库中的文本进行对齐、归类分析和词性标注,但却发现使用的标注软件(TreeTagger用于英语、法语和德语,Freeling用于加泰罗尼亚语)在归类分析和标记方面都有缺陷。虽然我们知道人工查错非常耗时,但还是决定雇用专门的研究助理来帮助我们进行这项工作。这个查错过程是通过Microsoft Access这个好用且有用的工具开展的。由于我们的研究刚刚展开时该语料库还不能通过CQP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将Access作为本研究的一个双语检索工具,但是没有词目归类和词性标注等栏目,因为研究连接词用不上这些栏目提供的信息。
3.Dyvik的语义镜像方法最初是为了在翻译方案的基础上揭示意义关系,但Vandevoorde等人(2017)已将其扩展到研究翻译现象,如翻译对语义场结构的影响。
4.在对数似然检测中,所得值越高,两个频率之间的差异越大。对于95%的置信水平(即p值 < 0.05),临界值是3.84;对于99%的置信水平(p < 0.01),临界值为6.63;以此类推。因此,任何低于3.84的对数似然(LL)值都表明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阈值。
5.继Vandepitte(1996)之后,Denturck(2012,217)讨论了因果关系表达中的一个显化范围。

参考文献

Aijmer, Karin
2007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s of the Swedish Discourse Marker alltså – Evidence from Translation Corpora.” Catal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 31–59. https://​doi​.org​/10​.5565​/rev​/catjl​.123
Baker, Mona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ed. by Mona Baker, Gill Francis, and Elena Tognini-Bonelli, 233–25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z​.64​.15bak
Becher, Viktor
2010 “Abandoning the Notion of ‘Translation-inherent’ Explicitation: Against a Dogm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1 (1): 1–28. https://​doi​.org​/10​.1556​/Acr​.11​.2010​.1​.1
2011 “When and Why Do Translators Add Connectives?Target 23 (1): 26–47. https://​doi​.org​/10​.1075​/target​.23​.1​.02bec
Behrens, Bergljot
2004 “Cohesive Ties in Translation: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Norwegian Connective dermed.” Languages in Contrast 5 (1): 3–31. https://​doi​.org​/10​.1075​/lic​.5​.1​.04beh
Blum-Kulka, Shoshana
1986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In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ed. by Juliane House, and Shoshana Blum-Kulka, 17–35. Tübingen: Gunter Narr.
Cuenca, Maria Josep
2002 “Els connectors textuals i les interjeccions.” In Gramàtica del català contemporani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Catalan], vol. 3, Sintaxi [Syntax], ed. by Joan Solà, Maria Rosa Lloret, Joan Mascaró, and Manuel Pérez Saldanya, 3173–3237. Barcelona: Empúries.
Denturck, Kathelijne
2012 “Explicitation vs. Implicitation: A Bidirectional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Causal Connectives in French and Dutch Transla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3 (2): 211–227. https://​doi​.org​/10​.1556​/Acr​.13​.2012​.2​.5
Englund Dimitrova, Birgitta
2005Expertise and Explici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btl​.64
Espunya, Anna
2007 “Is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Cognitively Related to Linguistic Explicitness? A Study on Interclausal Relationships.”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67–86.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bjl​.21​.06esp
Fraser, Bruce
1996 “Pragmatic Markers.” Pragmatics 6 (2): 167–190. https://​doi​.org​/10​.1075​/prag​.6​.2​.03fra
Hansen-Schirra, Silvia, Stella Neumann, and Erich Steiner
2007 “Cohesive Explicitness and Explicitation in an English-German Translation Corpus.” Languages in Contrast 7 (2): 241–265. https://​doi​.org​/10​.1075​/lic​.7​.2​.09han
Kenny, Dorothy
2001Lexis and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 A Corpus-based Approach. Manchester: St. Jerome.
Klaudy, Kinga
2001 “The Asymmetry Hypothesis. Testing the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ations and Implicit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laims,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30 August – 1 September 2001, Copenhagen, Denmark.
2008 “Explicitation.”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 by 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 80–85. London: Routledge.
Klaudy, Kinga, and Krisztina Károly
2005 “Im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erational Asymmetry in Transl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6 (1): 13–28. https://​doi​.org​/10​.1556​/Acr​.6​.2005​.1​.2
Nølke, Henning
2007 “Connectors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anguages in Contrast 7 (2): 167–183. https://​doi​.org​/10​.1075​/lic​.7​.2​.05nol
Olohan, Maeve, and Mona Baker
2000 “Reporting that in Translated English. Evidence for Subconscious Processes of Explicit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 (2): 141–158. https://​doi​.org​/10​.1556​/Acr​.1​.2000​.2​.1
Øverås, Linn
1998 “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 An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eta 43 (4): 557–570. https://​doi​.org​/10​.7202​/003775ar
Pápai, Vilma
2004 “Explicitation: A Universal of Translated Text?” In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ed. by Anna Mauranen, and Pekka Kujamäki, 143–16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btl​.48​.12pap
Puurtinen, Tiina
2004 “Explicitation of Clausal Relations: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Clause Connectives in Translated and Non-translated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ed. by Anna Mauranen, and Pekka Kujamäki, 165–17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btl​.48​.13puu
Scott, Mike
2004–2007WordSmith Tools Version 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éguinot, Candace
1988 “Pragmatics and 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 (2): 106–114. https://​doi​.org​/10​.7202​/037024ar
Sweetser, Eve
1990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0904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7 “Discussion Article: Discourse Markers, Modal Particles,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atal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 139–157. https://​doi​.org​/10​.5565​/rev​/catjl​.128
Vandepitte, Sonia
1996 “Causaliteit en haar uitdrukkingsvormen in het Engels: een classificatie.” Handelingen Koninklijke Zuid-Nederlandse Maatschappij voor Taal- en Letterkunde en Geschiedenis L: 141–157.
Vandepitte, Sonia, Kathelijne Denturck, and Dominique Willems
2013 “Translator Respect for Source text Information Structure: A Parallel Investigation of Causal Connector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4 (1): 47–73. https://​doi​.org​/10​.1556​/Acr​.14​.2013​.1​.3
Vandevoorde, Lore, et al.
2017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emantic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Inchoativity in Dutch.” Target 29 (3): 388–415. https://​doi​.org​/10​.1075​/target​.15009​.van
Vinay, Jean-Paul, and Jean Darbelnet
(1958) 1995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Translated by Juan C. Sager, and M.-J. Hamel.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Zufferey, Sandrine, and Bruno Cartoni
2012 “English and French Causal Connectives in Contrast.” Languages in Contrast 12 (2): 232–250. https://​doi​.org​/10​.1075​/lic​.12​.2​.06zuf
2014 “A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of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Target 26 (3): 361–384. https://​doi​.org​/10​.1075​/target​.26​.3​.02z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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