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安德鲁·切斯特曼. 《关于翻译理论的反思: 1993–2014年论文选集》 [Andrew Chesterman.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Theory: Selected Papers 1993–2014]

Jonathan Evans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翻译胡丹妮 翻译蔡虹
阿德莱德大学

目录

本书的标题,《对翻译理论的反思》,反映了安德鲁·切斯特曼诸多作品中低调的特点。作为一个标题,它除了表明了一些想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不切实际的论断。然而,正如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切斯特曼常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平和而不懈地进行探究,确实动摇了那些在翻译研究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切斯特曼在书中探讨了翻译学中的描写与规定模式、因果与解释、规范、相似与差异、假说、“普遍性”、社会学转向和翻译伦理(以上每一个主题都对应本书的一个章节)。总体而言,这是他对翻译理论的一些关键领域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领域对学者和学生来说依旧很重要。本书的第一部分也展示了切斯特曼对翻译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个概念所做的努力尝试,最知名的当属他与罗斯玛丽·阿罗约(Rosemary Arrojo)共同撰写的《翻译研究中的共同点》(2000年首次发表,是本书中收录的第二篇文章)。

由于切斯特曼在翻译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贡献,很难想像哪个从事翻译研究的人会对他的作品不熟悉。切斯特曼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或流派。他的作品通常会讨论并借鉴一系列翻译理论,但常常是持批判的态度。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如此有趣的翻译理论家的原因,他对其他观点持开放态度,并允许各种思想之间进行对话。切斯特曼视自己为描述性理论家(x),他参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对规范性理论和功能翻译理论也很感兴趣。切斯特曼倾向于对任何理论都持质疑的态度,询问该理论如何操作,以及是否可以经得起数据的检验。确实,他对翻译研究的贡献常得益于认识论和科学思维(例如卡尔・波普尔的作品)。这种思维是稳重严肃的,它不断地询问是否可以验证,并最终提出翻译理论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它是否应该提出可验证的假设?

(本书中的证据表明,切斯特曼似乎是这么认为的。)还可以做什么?切斯特曼在第三篇文章(《什么构成翻译研究的‘进步’?》)以及全书中都探讨了这些问题。

切斯特曼对于规范主义的讨论(第五篇文章)始于翻译理论应当对译者有用这一观点(45)。他假定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描述性元素,因为只有通过描述译者实际做了什么,才有可能解释他们应该做什么:“是规范作出规定,而非学者”(46)。这种立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译者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从翻译研究和翻译中获益,且描述实践规范可能是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一种方式。然而翻译研究的存在,不仅仅是用来描述规范,或纯粹使译者受益——其他受益方可能包括译文读者/使用者、机构、出版社、作家等等。切斯特曼知道,可能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翻译学者们拥有不同的立场,并且意识到学者们的学科背景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要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一位受过语言学训练的学者与一个受过文化或者比较文学训练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会截然不同。

切斯特曼在一些文章中探讨了这种多样性,如《走向一致?》(第四篇文章),《一个理论的思想》(第一篇)和《翻译研究的共同之处》(第二篇)。翻译研究可能(以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不断的反思常常体现在对方法论的提问上:翻译学者应当描写什么?这引发了切斯特曼对因果关系和假设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布在两个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部分(第三部分,95-164页;第四部分,223-250页)。关于翻译的很多假设,一般人都可能将其与因果关系联系到一起:这样翻译应当会有如此这般的结果。乍一看,似乎很乏味,但它提供了检验和证伪的可能性,而这正是科学研究的基础(66页)。切斯特曼指出“这样的检验实际上做得很少”(63页),很明显,他很赞成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些方法可能在某个学科里比在其他学科里更容易接受(例如,有文学背景的学者在寻找证据的方法上,与计算语言学者有所不同)。本书中对目的论的重新评价(第六篇文章)是将其付诸实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目的论细致入微的解读尤其值得一看。最终,本文论证它在教学上是有用的(很多翻译培训就是基于此),但从经验主义角度讲是薄弱的,因为“它依赖于最理想的工作条件和能力最佳的译员”(70页),而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常见,因为翻译期限短暂且译者并非总是最佳的(即便是非常优秀的译员也会有糟糕的日子或者头痛脑热)。

规范、相似性和差异是第四、五部分的重点(165-192页和193-222页)。这些主题是翻译研究的核心,而且切斯特曼在这些论文中作出的贡献与他之前的论文也是相关的。正如《规范和证据》(第十四篇文章)所示,切斯特曼对文本或话语特征如何被证明的关注也延伸到这一领域,并与他的关于因果关系和假设的研究联系起来。切斯特曼对“相似性”的讨论(第十五篇文章:《论相似性》)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涉及到对等问题以及译文与原文的关联性。与这里收集的很多其他论文一样,切斯特曼对围绕该主题的大部分论述的基础持怀疑态度,他试图找到一些方法来更好地理解那些通常需要从不同认识论背景去理解的主题。例如,在《战略问题》(第十六篇文章)中,他指出缺乏明确的术语(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可能相同的进程)有时会导致难以明确谈论的对象,以及难以对翻译进程进行连贯的、概念上的理解。本书中的文章是在不同时间撰写并在不同地方发表的,但关于论证、方法和某种程度上共享的学科讨论等问题在大部分论文中都出现过,这使该论文集在这些主题上看起来具有一致性。因此,那些看似独立的术语,例如“相似性”和“因果关系”,却是切斯特曼探索的思想网络中相互照亮的节点,且能引发人们对翻译有更好更严谨的思考。

切斯特曼关于所谓的普遍性的研究(他本人对这个术语持怀疑态度;251页)也凸显出本书其他地方体现出的对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质疑。如果翻译研究如切斯特曼所主张的那样(253页),是“寻找一般倾向”(251页),那么无论规范、法则还是“普遍性”,都必须明确“一般倾向”的含义以及如何证明。在一篇我认为或多或少反映了典型的切斯特曼作品风格的论文中,他考察了可以产生“普遍性”的三种不同方式:规定,贬损(作为消极方面)以及描述(使用电子语料库或者其他方式)。在每种情况下,无论是认识论的还是实践的,他都强调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第二十篇文章:《超越特定范围》)。我认为这是一部典型的切斯特曼的作品,因为它包含了他的倾向,即不排除任何一种对读者有用的方法,不过,与此同时他对所有方法都持批判态度。

在翻译研究上,追求更人性化而非以文本为中心也体现在切斯特曼对社会学和伦理方面的讨论上。他的《圣哲罗姆誓约之倡议》(第二十七篇文章)在翻译伦理研究上堪称经典,梳理了在研究中隐含的或者被讨论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在论文撰写时是流行的,并朝更多地基于伦理的方向提出了推进翻译研究的方法(353页)。切斯特曼关于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收录在第八部分),在如何实践以及可能实现什么方面,作了明确的概述,深入研究了不同的方法论以及它可能提出的各种研究问题。

通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慨良深,这些材料对学者和学生是多么有用,而且将它们收集在一起是多么有益。这些关于方法的反思,对思考在翻译研究中可能研究什么、可能进行研究的方式以及人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切斯特曼所采取的平衡方法意味着他的作品很少会将读者推向任何一个方向,或许只有提出可验证的假设时例外,不过他认为学者本应该这样做。此外,切斯特曼并不排除阐释性假设的可能性(见第十八篇文章:《阐释性假设的现状》),再次显示了他对不同方法论和研究目标的包容态度。切斯特曼的方法看起来是在审视眼前的问题,实则进而退后一步,提出在实践中可能怎样操作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是反智行为,只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来要求为论述提供证据,以及验证某些指导实践的思想。

这本书中的论文倾向于在理论、甚至元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而切斯特曼也乐于在关键点上引用例句以帮助解释一些想法,不过很少有对具体文本的详细研究(尽管第二十二篇和第二十八篇论文是在对具体案例的详细解读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一点让我感觉不太平衡:我希望看到切斯特曼将他如何研究翻译的方法应用到实际的翻译中去。进行翻译实践时,这些方法如何使用?他们可以生成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当切斯特曼进行细致阅读以及探讨具体文本时,如他在第二十二篇文章(《昆德拉的句子》)中所做的一样,往往表现为一位细致入微的读者,根据他对文本的解读提供有趣的见解。我期待能更多地看到他的这一面。

归根结蒂,《对翻译理论的反思》展示了切斯特曼的研究对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他在该学科中发出了重要的、质疑的声音,不允许任何事情都被视为理所当然。他的作品清晰明了,但必要时又不失复杂。他的风格可能相对直接了当,通俗易懂,但他对付的问题却非常之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即使你不认同切斯特曼的观点,阅读他的作品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且他也指出了一些方法来引发我们对翻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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