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当下称作“信息时代”，显而易见，我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大众传媒获取了大量信息。近些年来，我们见证了全球转述新闻的爆发式增长，即使是最为敬业的媒体从业者，也只能看到、听到或是读到所有新闻的冰山一角。虽然新闻传播在许多方面已经日益“全球化”，尤其是近来非西方媒体的出现，例如阿拉伯半岛新闻台，但是西方主要媒体（Bell 1991Bell, Allan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15–17; 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Herman, Edward S. and Robert W. McChesney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London: Cassell.: 18–19）在新闻采集及传播方式上仍占优势。相较而言，这些西方媒体在判断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van Ginneken 1998van Ginneken, Jaap 1998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2–40)以及在如何向世界表述“这些新闻”等方面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新闻话语批评始终是各方研究的重点（参见Fairclough 1995Fairc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Fowler 1991Fowler, Roge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Glasgow Media Group 1976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76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80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80 More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Scollon 1998Scollon, Ron 1998 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A study of news discourse. Harlow, Essex: Longman.; van Dijk 1988van Dijk, Teun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ew Jersey: L. Erlbaum Associates.），并且部分研究已经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在翻译实践中的影响(参见Venuti 1992Venuti, Lawrence ed. 1992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Hatim and Mason 1997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Routledge.: 143–163; Calzada-Pérez 2003Calzada Pérez, Mariaed. 2003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然而，翻译在全球新闻转述过程中的作用直到最近也没有获得广泛的关注(华威大学2004)。鉴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跨语言与跨文化调和的情况，对这些情况的忽视造成了这一领域的缺失。

如果我们把大众传播文本视作交际活动“延伸链条”的产物（Fairclough 1995Fairc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第3章），那么包含了不止一种语言的新闻转述便是最佳的例子：其语言的多样性（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一“链条”更具复杂性。Fairclough认为，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在于“随着他们在这一链条上移动，公众领域的交际活动是如何转换的”（1995: 41）。这也是我撰写本篇论文的目的所在，即检视这条复杂的延伸链上的部分环节，具体来说，我将试就在“全球化”语境下，跨语言与社会的一些表征是如何发生转换的问题做初步探讨，尤其是将对特定类型的公开声明进行探讨。

2.新闻人物，传媒与公众：语言与“听众设计”

在我们尝试追溯“文本链”之前，首先，应当简要地列出大致可归于“表象决策”这一条目下的几种因素，厘清“新闻人物”（例如，政客，商业人士及其他公众人物）、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生发出的张力，既包括言论自由与新闻媒体既定伦理责任间的潜在冲突，也包括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期待与新闻人物展现最佳自身形象的需要之间的潜在冲突。

2003年4月，赫顿调查事件中，英国的紧张局势可以佐证这一点。英国广播公司的法务代表以“自由言论”11.参见Andrew Caldecott QC，代表 BBC为赫顿调查结束陈词。的名义表达了对公正的强烈要求，而时任英国首相Tony Blair的信息交流和策略主任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政治化妆师”的支持：

……在当前这种24小时不停歇，全球化和全天候22.Alastair Campbell，为赫顿调查提供证据，2003年6月5日（引自Hutton 2004Hutton, Lord 2004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28th January 2004 for the report of the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of Dr David Kelly C.M.G. The Hutton Report.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178）。 的媒体环境中，对于新闻呈现和交际活动而言，我们在政治活动中拥有合法正当的斡旋空间。

赫顿调查不仅引起了巨大轰动，随之而来的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Hutton法官并未解答）：英国对伊拉克进行干预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表明分析新闻语言对听众观点的影响程度已经变成了与新闻相关的核心问题。

就过去而言，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之外的国际新闻人物在语言的“战略”使用方面一直处于劣势，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话语在非本国的表征程度和方式极其依赖“西方”新闻机构。英语成为一种全球通行的语言（Crystal 1997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UP.），以及“发展中国家”讲英语的精英阶层的出现，使得西方新闻媒体拥有更加深厚的影响力。例如，全球政客在自己的政府内都会使用以英语为表达载体的资源，以确保他们的话语和意图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呈现。显然，这种方式使得他们对语言表述的掌控力更强：例如，将文本内容从自己的母语翻译成英语，或者直接发表英文而非母语演讲，或者同一内容既用母语又用英语表达出来。表1列出了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公众人物在公共演讲时可能采取的几种“路径”。

当然，这种发展也潜藏着更多的复杂性，使用英语使新闻人物能够直接对外交流，但同时也为对发言文本进行“听众设计”（Bell 1984Bell, Allan 1984 “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 Language in society 13:2. 145–204.）或者伪装提供了更多机会：他们用母语向国内民众传达一种信息，而用英语向“国际社会”传达另外一种信息。关于媒体，我们应当提出以下问题：他们对这一过程中牵涉到的跨语言与跨文化问题予以何种程度的重视？对这种状况有多深层次的了解？关于笔译和口译，我们应当提出以下问题：文本，文本类型及话语三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以上层面的限制是如何运作的（参见Hatim and Mason 1990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Harlow, Essex: Longman.:69-75）？

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已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直译与意译，动态对等与形式对等等。然而，当前全天候的全球新闻资讯服务，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造成了新的问题，从最宏观的方面看，这些问题关注的是目的语文化。如果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翻译就意味着不同文化间的比较”（Nord 1997Nord, Christiane 1997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anchester: St. Jerome.:34），那么，这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当全球新闻事件都用英语来表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准确定义“目的语文化”？即使我们承认存在新兴的“全球文化”，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成分复杂，饱受争议。因此，Vermeer（2000Vermeer, Hans J. 2000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tr.Andrew Chesterma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227）提出的目的论虽已受到广泛认同，“最终，即使是‘与世界’联通也有一套说辞”——必然要考虑到“全球听众”的复杂属性，还有译员企图传达给听众的理解方式，都还存在问题。

3.语境与文本

我接下来将要解析和举例的文本发表已有六年多了，显然，它的“新闻价值”并没有最近的新闻高，但是，这段时间距离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文本的内容，用Cronin（2003Cronin, Michael 2003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20）的话来说，传播范围，时间的沉淀使得文本和语境更加清晰。——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1999年9月12日，时任印尼总统的B.J. Habibie在雅加达的总统府发表了公开声明，声明中指出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东帝汶驻扎。声明发表时，东帝汶受到亲印尼武装力量长达12日的大面积破坏以及血战。1999年8月30日，公投结果显示78.5%的民众同意东帝汶脱离印尼共和国独立（国际特赦组织2000）。当时的暴力行为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报道，从而在国际社会上对印度尼西亚形成压力，迫使其控制当地武装力量（其被认为得到了正规军事部队的积极支持），和/或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东帝汶驻扎。

此次事件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新闻故事着重体现了Habibie的言辞及其与东帝汶当时及后来一段时间的态势走势之间的关系。因此，像多数新闻一样，该报道涉及一系列对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选择。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直接引语作为“不争的事实”（Bell 1991Bell, Allan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 207–208）具有更高价值，但是听众解读可能更加依赖于新闻工作者所说的话。然而，就事实判断而言，直接引语并非总是具有明了的导向性（Bell 1991Bell, Allan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 220–221），因而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在Habibie的声明中对同样的事件做了两次呈现，因此，我必须停止引用单篇“演讲”或“声明”，而是对两篇文本加以比较。

当Habibie首次出现在全球政要和记者面前时，它明确（用英语）表达了他的意图：

…第一遍我将用印度尼西亚语表述，然后我再用英语将它讲一遍，好吗？

因此我将分析两份文本，其中印尼语版本被称作SI，英语版本被称作SE。这两者指的是Habibie分别用两种语言所做声明中的原稿字句，而不是任何修饰过的版本。但是，还应强调的是，由于我无法找到相关的完整视频或音频记录，在获得这两份“原稿”的过程中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是我确信对原文文本还原程度可达95%以上，详细文本分别参见文末附录1和附录2，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基于以下内容：

•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线网站的SE文本。

• 英国广播公司监控服务（1999年9月12日）提供的SI在线翻译版。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周日早晨传输的SI版本，同时有画外音同传英译版。画外音是研究的兴趣所在，此部分引用自CNN（下方）。但原声在识别画外音“之下”的SI部分时同样有用。SI的部分内容“裸耳”即可听见；其余部分的许多内容经技术处理得以恢复。33.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对伯明翰大学教育技术与远程学习中心（CETADL）提供的宝贵的技术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 印度尼西亚新闻杂志网站Detik于1999年9月12日发布的SI文本。

• 《卫报》（1999年9月13日，第3页，“有限的”）对SE文本的引用部分。

• 印度尼西亚国务办公秘书室（Sekretariat Negara或Sekneg）打印版SI。

• 天空新闻台直播视频记录版SE，英文讲话中，除开篇的一句半外，转播内容清晰可辨。

对母语非印尼语的读者而言，提供英语版本的SI是十分必要的。在我给出的文本主干部分都是尽可能“直译”（尽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增减），为满足使英语语言易懂的要求，优先使用“直译”。当无法按直译直译的时候，我将整个词/短语置于方括号内，给出大概的对等表达，并以≈标注。在英语版本中，我依据原文语境，增补了印尼语原文中表述不甚清晰的词语（例如冠词）和屈折变化形式（例如动词变位，单复数），也置于方括号内。附录3内附一份依据SI相对完整“意译”的英文翻译。44.我要对Laksmi Hidayati S.致以特别的谢意，感谢她帮助翻译了印度尼西亚语文本。如有任何错误是我自己的责任。

Habibie的声明成为全球性的媒体活动的焦点。他们的生成和传播涉及了一系列流程和技术，有着庞大的潜在观众群体。本文中，我们不会讨论这些技术细节及其影响，但会就两份声明文稿如何生成，何人撰就，何人关注，如何受到关注这些问题做出一些简短的评论。

在SI（而非SE）中，Habibie列出了五位印尼内阁部长，他在为东帝汶危机做出决定前，“研究”（直译）过这五位内阁部长的“报告”（直译）。这些内阁部长，或许还有其他政要，顾问，还有/或者高级军队指挥官大概都参与了其中一份声明或是两份声明的撰写。在新闻发布会前，Habibie同他的内阁以及其他印尼高级军队指挥官开会长达三个小时之久，导致Habibie前往发布会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他用英语说，将迟到归咎于声明文稿存在的“技术性”问题，不过在之前的会议上，对于声明文本内容存在分歧也是完全有可能的。Dewi Anwar可能对SE的起草工作贡献颇多，她是Habibie的近身助手，英文流利。55.独立台于1999年9月12日播出对Dewi Anwar的简短采访（题为“Dewi Anwar——总统的女发言人”）。Habibie参与两份文稿撰写的假设也是合理的，印尼军方就声明措辞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致。作为一个“保姆般”的总统，66.自1998年Soeharto（Soeharto任职期间他担任部长）下台起，到2000年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上台的这段时间，Habibie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不仅在印尼听众眼中，同时在国外听众的眼中，Habibie的权威都是有限的。

至于“文本的听众”，我认为，按照SI和SE撰写者（即使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们是谁）的设想，至少应将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地的本国听众（即SI的目标听众），另一类是全球其他各国的听众（即SE的目标听众）。Habibie在周日晚间19时45分于雅加达开始发表他的SI演讲，SI演讲的“实时”观众数量无论是在印尼，西欧（即伦敦时间当日13时45分），还是北美（即华盛顿时间当日8时45分）都相对较少，并未掀起新闻收视高潮。加之新闻简报本身篇幅有限，更少在周末播送，因此事态在当天并未发酵。我想，除“普通的”各国民众外，Habibie和他的助手们预设的听众属性更多地集中在政客，外交官，投资者，债权人，联合国代表等这几类人身上。而且，多数当地民众都会觉得，对东帝汶公投这一事件，有着30余年政权控制力的印尼军方肯定不悦，而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至少国外民众是这样认为的）。

显然，SI和SE属于高度正式和公开的文本，无论从事件发生的背景信息（在总统府，在颇有仪式感的讲台，在高层政军人物的中间），还是事件本身的“延伸链”（那么多的相机和话筒记录下了当时的状况）来看都是这样。媒体技术本身也表明了文本的本质属性：媒体会依据原版文本进行二次创作，例如，后来的报道记录。但各国媒体和他们的纪录设备本身也有特定属性：例如，各国国立电视公司，媒体巨头，新闻编辑，以及会收听、收看、阅读声明的各国民众。

从某种程度上讲，SI和SE的语言具有“表演性质”，作者企图利用字句影响国际事件的走势：在演讲未发表前，印度尼西亚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驻军，而发表演讲本身意味着Habibie撤销了反对意见。文本的部分内容也具有说服力，文本中两次试图为印尼有关东帝汶政策和行为辩解，但每次辩解针对的听众群体不同。至于文本“语气”，SI和SE也有显著不同：SI的听众是在听本国元首讲话，而SE的听众不是。虽然是口头发表的，但声明内容本身是经过严密推敲的，并非即兴发挥，而是事先写就的文本。

4.SE作为SI的翻译文本

即使我们粗略地看一下SI和SE的抄本（参见附录1和附录2），也能够看出：无论SE和SI在何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同一篇演讲”，两者实际上相差甚远：我们不懂印尼语也能明白他的开场白（“…我将传达我的信息，第一遍我将用印度尼西亚语表述，然后我再用英语将它讲一遍”），其实并不坦率。附录1展示的三部分篇幅相对较长的SI（加粗斜体，1-3号）实际上在SE当中并不存在，附录2（用箭头）展示了SE中大概出现的一些要点。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省略可能是由于听众敏感度造成的，第一次是正式开场，包括：

• （用阿语）对穆斯林的开场白和常规问候；

• （用阿语、印尼语/爪哇语，梵语）类似的向真主的常规感恩言辞或祈求力量；

• 关于演讲内容的元话语介绍（直译：“…我[将]用这个解释东帝汶[定冠词]投票[定冠词]结果[助动词]接下来[过去分词屈折形式]的[定冠词]发展”）。

这种开场白是印度尼西亚演讲的传统，印尼当地听众不会觉得在意料之外，但英语观众应该会觉得与正题无关。

最后一次主要省略（参见附录2标号[3]）也是对听众请求理解和支持，但仅仅针对印尼人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一部分在SE当中省略倒也不奇怪（参见下文6.2.3）。英语演讲反而以印尼演讲中并不常见的为迟到道歉结束。

对外国观众而言，其他的主要省略（参见附录2标号[2]）有更大的诠释空间，他们可能想到各种各样的解释。在SI中，Habibie指出，在与联合国秘书长谈话之前，他曾就东帝汶问题的发展后续致电人民代表会议（DPR, “人民代表大会”——印尼议会的“下议院”）的发言人，并且在第二天他将同人民代表会议和其他政党的领导进行商讨（直译）“…之前提到的问题…”。如果这些国际听众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联合国，我们可以预测该演讲能够对他们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演讲本身叙述了正在发生的内部民主进程（尽管是过去的），这种省略可被看成是策略失误，另一方面，印尼人本身也许认为这只是他们的“内政问题”，与国际观众无关。

5.两篇文本：详细分析

上文中，已列出了主要的省略部分，接下来，我将更加细致地检视SI和SE间一些小范围的不同。由于有差别之处数量和种类较多，篇幅所限，无法一呈现，但隔天出版的《卫报》（1999年9月13日）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具有可行性和可参考性的比较过程。《卫报》是唯一份在1999年9月13日当天对SI和SE的语言差别进行评论的英国日报，当天的报纸头版对SI和SE之间的差别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并形成了三项结论：

Habibie总统讲话的印尼语版本与英语版本之间具有显著不同。在印尼语版本中，他说他“邀请”了维和部队前往驻军；而在英语版本中，他说他们“接受”了驻军。在印尼语版本中，他还用了相当的篇幅力图证明他允许公投；在英语版本中只提到了人员伤亡。（《卫报》，1999年9月13日，第1页）

5.1“邀请”与“接受”

第一项结论一Habibie在SI中用“邀请”一词，而在SE中是“接受”一词——这是十分准确的：

(SI)

… saya telah mengambil keputusan untuk memberi tahu Sekretaris Jenderal PBB Kofi Anan mengenai kesediaan dan persetujuan Indonesia untuk mengundang Pasukan Pemelihara Perdamaian PBB …

（直译）

…我已经做了[定冠词]决定，要通知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nan，印度尼西亚已经[定冠词]准备好了，也同意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

（SE）

…我与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nan通话，告知他印尼已经做好准备，同意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加入安全行动…

用词似乎是文本作者心中的主要问题的表征——如何依据印度尼西亚的所作所为来“粉饰”每一份声明。SI和SE的某些部分，尤其是SI的用词上，作者尽力避免给人一种印尼不得不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的印象（见下文第九部分）。SI中的mengundang力图给人一种印尼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印象，而SE中的接受则略显被动。

5.2力证公投由印尼自身发

SI中的相关部分直译译为：

（直译）

自我执政以来，我[助动词]坚持不断推进印尼民主化进程，维护[定冠词]法律[定冠词]尊严，稳定经济和推动尊重[原文如此]人权。我们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正是基于以上几点，秉持着高度的[不定冠词]责任感，我们给予东帝汶[定冠词]人民[定冠词]两种选择，这一行为得到了全世界的[不定冠词]积极反馈，也得到了[定冠词]人民代表会议和[系动词]支持改革的[表示偏正关系的介词，定冠词]各民族的积极响应。

SE中的相关部分如下：

(SE)

自我执政以来，我致力于推进印尼民主化进程，维护法律尊严，稳定经济和保证人权。我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正是基于以上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今后的立场依旧如此。我相信，我们在全球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尤其是广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支持我们的情况的…立场的。

由此可见，《卫报》的第二项结论——Habibie“…力证公投由印尼自身发起”（它的隐含意义用英语是说，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似乎也是正确的。《卫报》的论点明显聚焦在印尼语版本中缩减地方（Karena itulah, dengan penuh rasa tanggung jawab, kita telah mem- berikan dua opsi kepada rakyat Timor Timur…——直译：“我们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正是基于以上几点，秉持着高度的[不定冠词]责任感，我们给予东帝汶[定冠词]人民[定冠词]两种选择”[也就是继续做印尼的一部分，或者独立出去]）。但《卫报》并未对这一省略的原因做出解释，这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蓄意欺骗。Habibie（和/或其他作者）可能觉得他们不需要在SE中反复论证投票活动本身的合法性，因为英语听众并不会觉得投票有何不妥。我们已经发现SI（见附录1省略[3]）中对印尼国民请求支持的部分在SE中省略的内容了，而对于印尼国民而言，对投票活动作出解释显然更重要，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一举动本身有损国家领土完整。

SI的这一段体现了不同派系之间的“力量”。Habibie使用了reformasi一词（意为“改革”）——这曾是一年半前，反Soeharto示威者的标语——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激起komponen-komponen bangsa yang pro-refor- masi（直译：“[系动词]支持改革的各[定冠词]民族”）的支持，他暗示反对他对东帝汶政策的人就是反改革。

5.3人员死亡

《卫报》的第三项结论，Habibie仅在SE（并未在SI）中提到人员伤亡，这种说法最多是不完全准确，并且绝不直接：

(SI)

Sejak terjadinya gangguan keamanan dan kerusuhan di Timor Timur, telah banyak jatuh korban dan kerugian karena kehilangan tempat tinggal, yang apabila dibiarkan lebih lama, akan menjadi lebih parah. Oleh karena itu, penderitaan dan kesedihan rakyat Timtim harus segera dihentikan.

（直译）

自东帝汶受到[定冠词]干扰，局势动乱以来，[≈‘已经有’]许多人民受到伤害，[ ≈‘流离失所’]，[这种状况] [ ≈‘如果’]再持续下去，必将更加骇人，鉴于此种情势，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使东帝汶[定冠词]人民不再遭受[定冠词]苦难和哀痛。

SI的关键短语是telah banyak jatuh korban（直译：“许多人[已经]成为受害者[复数]”）。通过与印尼人通信，我了解到他们能够把korban（直译：受难者[复数]）理解为死亡；而事件的背景以及动词jatuh（= fall,与menjadi相对，menjadi = become）的使用增加了这样解读的可能性，因此，更好的译法是：“…已有许多受害者”，但在印尼语中（和英语一样）“受害者”除可以表示丧生外还可以有多种含义。因此，两种版本通过委婉语的使用柔化了表征，而印尼语表达比英语相对更加“委婉”，而英语相对而言较直白：

(SE)

自东帝汶爆发了不安和动乱，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还有许多人流离失所，安全无法保证。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快结束东帝汶人民的苦难和哀痛。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卫报》是唯一份在1999年9月13日当天对SI和SE的语言差别予以明确评论的英国日报。值得肯定的是，《卫报》记者当时一定克服了困难，与印尼当地会说英语的同行进行过讨论（至少读过他们的报道）。77.印度尼西亚主要的英语日报，《雅加达邮报》于1999年9月13日对两份声明的区别进行了评论，尤其是mengundang (“邀请”) 与“接受”（参见6.1）。与此同时，两份声明间仍有一些英国媒体尚未评论的差别，我将在下文予以相应补充，通过举例对原文本进行简论。

5.4“为了保护人民…”

有一个只在SI而没有在SE出现的关系从句，它是在检索“有何遗漏”时出现的，在三个主要省略部分的第二部分之前（见附录1）：

(SI)

… mengundang Pasukan Pemelihara Perdamaian PBB untuk bersama- sama TNI melakukan kerja sama keamanan — atau dalam bahasa Inggris security cooperation — di Timor Tim, guna menciptakan kedamaian, melindungi rakyat, yang terkena musibah, dan melaksanakan hasil-hasil jajak pendapat 30 Agustus yang lalu.

（直译）

…为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协同[定冠词]印尼武装部队，进行安全行动一或者，用英语，“安全行动”一在东帝汶，为了维护和平，保护[定冠词]人民，这些人民[≈助动词遭遇了]灾难，执行八月三十日[定冠词]公投[定冠词]的最终结果。

(SE)

…通过联合国和友邦国家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加入安全行动来恢复东帝汶的和平与安全，保卫人民，以执行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的公投结果决定。

名词短语rakyat yang terkena musibah的词法和语法选择是十分有趣的，见表2的分析：

图 2.

印尼语短语rakyat yang terkena musibah的分析

以ter- 为前缀的印度尼西亚语动词，属于“状态动词”，“附带动词”和“能动动词”88.参见Sneddon (1996: 112–119)有关ter-动词的完整英语版叙述。等三种主要功能之一，第二种是这里最常用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ter-动词归类于“被动动词”，此种情况可参照英语被动语态。

当然，被动形式是一种“模糊主体”的手段，这种作用在印尼语和英语中一样。动词Ter-的“偶然被动”相关性取决于施动者，外显的或暗含的，很多都属于无意体，至少是非人类的（这里，musibah直译为“灾难”）。另一种印尼语构词法是用前缀di-，因此，以下两个印尼语句子都可以翻译成英语——他/她被一辆汽车撞倒了：

Dia tertabrak mobil [或者, 更为口语化的表达, …ketabrak mobil]

Dia ditabrak mobil

但是在印尼语中，可以选择将这一事件表达为必然，而非将事件过程描述为偶然发生，

…tertabrak mobil … (LT): ‘… run over by a car [by accident]’

…tertabrak mobil …（直译）：“…被一辆车撞倒了[不小心]”

或故意，强烈暗示着非人类力量的背后有（人类的）推动：

…ditabrak mobil …（直译）：“…被一辆车撞倒了[车上有人故意撞向他/她]。”

Ter-动词在SI中的使用（kena直译：“遭遇”，“遇到”，或者[≈“使”]，如“他得了感冒”），常常给人一种东帝汶人受到的苦难是“由真主施与的”——或许该用一种英语的古老惯用说法：“…人民，遭遇了灾难。”这种印象正与前两周的西方新闻报道相反，报道表明，东帝汶人的确“遇到了灾难”，但这灾难是由武装力量造成的，他们有组织地对东帝汶人进行殴打、射杀、性侵，烧毁他们的家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关系从句在SE中直接被省略了。

6.媒体呈现[1]: 有线电视新闻网无原声同传

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发制人，抢在许多其他国际媒体机构前，以无原声同传的形式对第一份声明，即SI进行了直播。与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个人通信（2000年3月28日）中称，译员是一位来自哈佛的毕业生，也是一位职业银行家，通过其提供的姓名可以推断他是印尼人，来自印尼西北苏拉威西省首府万鸦老地区。另据有线电视新闻网驻雅加达的首席记者Maria Resa评价，该译员素质水准高，他的英语地道流畅（像地道英语使用者，具有北美口音），仅有少数措辞显示其母语并非为英语。其中rakyat yang terkena musibah的翻译（见5.4）可看出这一点，他将此译作：

(CNN) …人们，遭遇了灾祸。

有线电视新闻网无原声版属同声传译。同声传译对译员的要求极高，任务艰巨，为此，我深觉对此有必要予以肯定。但是，无原声版仍然有一些翻译选择和/或错误对听众理解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将对最明显的错误予以分析。

6.1“失去性命”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版本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见上文5.3），至少在SI中，Habibie对人员死亡轻描淡写，因为，SI中的重要短语一 telah banyak jatuh korban（直译：“许多人[助动词]已经成为[过去分词屈折形式]受害者[复数]”）并没有翻译出来：

(SI)

… telah banyak jatuh korban dan kerugian kehilangan tempat tinggal yang apabila dibiarkan lebih lama akan menjadi lebih parah…

（直译）

…许多人[助动词]已经成为[过去分词屈折形式]受难者，[≈“流离失所”]，[这种情况]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情势就会更糟…

（CNN）

…不可胜数的公民丧失了住所，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6.2国家，民族和国际社会

CNN值得注意的翻译版本还有另一种较短版本的SI

(SI)

[1] Saya mengerti bahwa [3] teman-teman di seluruh dunia telah memberikan dukungan terhadap sikap kita tersebut, tapi yang lebih penting lagi adalah dukungan dari mayoritas [2] bangsa Indonesia sendiri.

（直译）

[1]我相信[3]全世界的朋友们对我们之前提出的立场定会予以[他们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来自[定冠词]广大[2][我们自己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支持。

（CNN）

[1]我们十分感激[3]各国朋友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来自[2]我们广大人民的支持。

6.2.1Saya mengerti bahwa …与我们十分感谢…

Saya是“我”，不是“我们”，而这里的关键词mengerti意思是（直译）“理解”。

它有一定的语义弹性，在特定语境中，译员可能将它翻译作“acknowledge”，但不会再进行语义扩展了。而mengrti并没有暗含任何感激的意义。在SE中，Habibie说“我知道……”。

6.2.2Bangsa与民族

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其民族，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直到最近，易怒）等多样性而闻名。有线电视新闻台似乎着重强调了这一点（“…来自我们广大人民的支持”），而Habibie的原稿用词强调的是统一性（“…来自[我们]印度尼西亚[定冠词]广大人民的支持”）。

6.2.3teman-teman di seluruh dunia与我们世界各国的朋友

印度尼西亚语直译成英语为“[≈全]世界的朋友”。Habibie可以用一个短语表示“国际社会”(masyarakat antar-bangsa或者, 更有可能, masyarakat internasional)，但是他并没有用，我认为他是故意避开的。无论对错，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把“国际社会”理解为一种指代美国及其同盟的委婉语，在他们眼中，亦可指代干涉弱小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跨国组织。因此，在SI中，需要让演讲词听上去更像是与“我们”而不是“他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也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他在SE中也避开了“国际社会”这样的说辞：

(SE)

我相信，我们在全球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尤其是广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支持我们的情况的…立场的。

这里的短语“国际社会”暗示着一个难题，其来自话语表征不同层次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源语言与目的语不同的社会文化框架以及译员的身份问题。例如，从体裁层面而言，“国际社会”似乎是绝佳的译文词汇。毕竟，Habibie的演讲正是全球观众期待会出现这类词汇的那种。但是从话语层面而言，这可能却是一种失真，原因如上文所述：相对西方社会而言，在印尼政治话语中，“国际社会”这一短语具有更强的矛盾感和争议性，因此，它的使用显然在印尼语中更要慎重。

当观众在CNN浏览事态进一步的发展时，想到这一短语的其他用法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SI)

Dengan penjelasan tersebut saya mengharapkan agar seluruh komponen bangsa, terutama para tokoh nasional dan para wakilrakyat, dapat memahami langkah yang saya lakukan tersebut demi terciptanya kedamaian dan ketenangan warga Timtim pada khususnya dan seluruh bangsa Indonesia pada umumnya.

（直译）

由[≈此]解释，我希望全国，尤其是[≈所有]国家领导和[≈所有]人民代表，能够理解我[助动词]为维护和平，为了[定冠词]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尤其是[介词定冠词]为维护东帝汶公民的稳定，而作出[过去分词屈折形式]的[定冠词]努力。

(CNN)

基于这样的解释，我们真诚地相信和希望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还有我们的人民都能理解，为了维护东帝汶省的安定和稳定，这些举措即是我们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这里，Habibie再次（参见6.2.2）使用了整体的bangsa(直译：“国家”)，而CNN把它诠释成“民族”，甚至还使用了更令人不安的“国际社会”。这部分构成了由SI到SE（参见附录1 [3]）最后一部分主要省略的前半段:在SE中完全没有体现，正如上文所述，还有一部分请求印尼和东帝汶民众予以支持的说辞：除此之外，没有提到或对任何除印尼/东帝汶外的人和机构发表看法。那么，文本为何会被这样翻译，我只能推测了。这也许只是一个错误，无论是什么导致的，其影响一定是印尼政府对“国际社会”一词重要性的非法前景化。

7.媒体表征[2]:忠实呈现文本

Habibie的演讲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而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以所使用的语言不同来诠释，这就使得辨识Habibie演讲的具体内容变得复杂。媒介表征又加剧了这一问题，一方面，SI和SE的原文本之间具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媒介表征与翻译之间又有差别。

英国广播公司的在线网站（1999年9月12日）发表了Habibie演讲的英语版本（SE），其标题为：

然而，事实上，BBC并未再生成全文（尽管它的副标题写的是：“印度尼西亚总统B.J. Habibie演讲英文全文…”）,下文对BBC和天空新闻台的对应文本做了对比：

《卫报》的版本（1999年9月13日，第3页）中，SE的这一部分言辞更加激烈：

（《卫报》）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行为与预想相比，受到了一些条件的限制。

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又不能忽视印尼共和国其他地区的和平和安定，在这样一种极端复杂的局势里，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已指派外交部长Ali Alatas前往纽约，向Annan先生解释我们的立场，并为执行做出准备。

《卫报》在言辞上不如英国广播公司严谨，他们对SE有限的“再现”仅以“Habibie的演讲”为题，没有标注是否呈现全文，也没有标注这是进行编辑了的版本。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和《卫报》都省略了一段(“这就是为什么 … 和联合国合作 … 进一步加强 …合力共同恢复和平与安定…” ——我所要强调的)正是Habibie传达的重要信息。他想呈现印度尼西亚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风貌，以缓解东帝汶危机，而不仅仅是对外界压力做出反应。

8.媒体表征[3]:呈现文本叙述事件

应当把Habibie的（两份）声明呈现为一个事件，然而，新闻媒体呈现的，在某些方面，是惊人的一致（我自始至终的重点）：

印度尼西亚总统B.J. Habibie已经向国际压力低头，并同意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英国广播公司1台新闻，17时15分，1999年9月12日)

今天，印度尼西亚终于向巨大的国际压力低头，宣布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前往东帝汶。（英国独立台新闻，18时45分，1999年9月12日）

印度尼西亚昨日向国际压力低头，宣布将允许联合国执行任务。（《镜报》，1999年9月13日）

…在印度尼西亚向不断上升的国际压力低头后，将允许联合国帮助恢复秩序。（《每日电讯报》，1999年9月13日）

印度尼西亚政府昨晚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宣布将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东帝汶…(《泰晤士报》，1999年9月13日)

…印度尼西亚终于同意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受灾领土，向不断上升的国外压力低头…(《卫报》，1999年9月13日)

屈服于巨大的国际压力，总统B.J. Habibie今晚宣布，印度尼西亚将允许外国武装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华盛顿邮报》，1999年9月13日)

…印度尼西亚总统B.J. Habibie最终屈服于巨大的世界压力，宣布将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今日亚洲网站，1999年9月13日）

B.J. Habibie总统在强大的国际压力面前屈服了，于周日晚间宣布，将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雅加达邮报》，1999年9月13日）

这种“一致性”由几种因素导致，例如：

• 通过少数大型新闻机构“联合发布”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等）

• 属性因素，因此，这一系列的“屈服于国际压力”可以解读为特定语境下，有着特定因素的特定种类事件的新闻“代码”。

•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政府确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国际压力屈服”了，也就是说，这种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相符。

我已经强调过，只有一个小的方面“表征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被视作陈述失当：当然，从新闻文本的全文来讲，每篇报道都是不同的。然而，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论点可以论证我对这一句话的强调。首先，这是非常明显的——也许是新闻报道整体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上文所举的例子都是从报纸和电视故事的第一句“概括”而来的。最典型的就是《卫报》的头版（1999年9月13日），在主标题上面用大字号标注（“国际”的地方空着），

印度尼西亚屈服于压力允许外国进行干预

联合国部队即将驻扎东帝汶

再一次，“国际的”变成了“外国的”——在文章的第一句里（参见上文）。

我的第二个论点源于这种“一致性”和纯粹为了呈现文本而呈现文本的对比。“屈服于国际压力”与“国际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具有同质性（参见上文），它们都属于既有的语言块，在西方特定体裁话语体系里，相对常见和可预见。“屈服”这个动词或用各种其它动词来表达，然而，更有趣的是，在主语的选择上（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政府/B.J. Habibie总统），选择哪一种说法，就意味着“屈服”动作的执行者是谁。但这种累积效应，在这个例子当中，正是Habibie竭力去避免的一种印象，他声明文本的部分内容被英国广播公司和《卫报》的抄本省略了。

9.结语

SI和SE的各个修改版中仍有其他问题，但我将上述选段作为代表示例。通过这些示例，我希望传达的是，不同听众收到的Habibie传达的信息都有很大不同。因为听众身份不同，各自所懂得的语言不同，收看（或没有收看的）的电视台、收听的（或没有收听的）电台等不同，所以每个听众接收的版本不甚相同。我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和文本生成与表征中的意识敏感度，意图性，系统性等相关的系列问题。换言之，是否有新闻人物蓄意操纵舆论的成分？是否有媒体蓄意误读的成分？事实的扭曲，是由人类的差异性和易错性还是由刻意的行为导致的？或是由于潜在的体制性因素或者“文化”体系导致的？这篇简短的研究报告不可能对上述问题给予确切回答。但是，它仍有助于使得“英语[再]声明”作为翻译研究与话语分析的焦点，“用英语（再次）发表声明”这一行为的有多常见？如果有，那么英语声明与母语版本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否区分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曲解”？

Habibie的原始演讲似乎已经呈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两种群体的观众传达不同信息的意图，媒体翻译与演讲抄本几乎没有对潜在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问题进行解释，反而在某些方面将这些问题复杂化了。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SE“全文”仍然可在网上找到（2005年9月）。99.档案录像在电视上播放表明，它是可以被保存，制作成可快速使用的版本的，但获得这种录像受到了限制，电邮BBC请求使用后，等了很久收到了一份程式化的回复（个人通讯，2000年5月19日，[email protected]）： 感谢您的邮件，请接受我们为延迟回复而做出的道歉…… 新闻档案里的视频不能用于商业用途，由于版权，结构性和经济原因，我们无法为您提供一份拷贝…… 持续的努力换来了一份更详细的回复（个人通讯，[email protected]，2000年7月6日），指出了BBC新闻报道包含了Habibie演讲的哪个部分，并指给我BBC在线上SE的“全文”—— 我不确定你是否知道Habibie总统的演讲全文可在BBC新闻在线上获得… ——但当我指出那并不是“全文”的时候，就没有回信了。

即使是从印尼语文本（SI）中，就“全球英语”（cf Phillipson 1992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UP.; Pennycook 1994Pennycook, Alastair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Holland 2002Holland, Robert 2002 “Globospeak?: Questioning text on the role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1. 5–24.）而言，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没有找到印尼语（印尼）中使用reformasi（参见5.2）一词的历史发展。我不能确定——比如说——它在1998年9月大示威中的广泛使用是不是通过媒体对“国际社会”有意识的呼吁。这种历史和/或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对这种非“西方”社会话语中出现的“全球关键词”进行话语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Habibie在SI中力证自己同印尼的改革运动站在同一边（参见6.2），但在西方主流话语中，“改革”具有强烈的积极意义，有趣的是，他在SE当中并未使用这一词（参见附录2）。

Habibie的文本也反映了一些基本问题：翻译“对等”的本质，笔译译员/口译译员（参见上述第六部分）的角色和身份等。CNN无原声同传版中国际社会（6.2）这一短语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效率翻译：一个既有的，符合语境的“词块”自然地嵌在目的语中。但是，从其他角度来讲（参见6.2.3），强调效率也存在潜在的问题：那些相同的因素（例如，“西式”教育）在某些方面对人们成为译员的确提供了良好的素质准备（从对“目标”文化的熟悉度和话语实践度来讲），但也许在其他方面，却使他们对自我角色产生了质疑。

这也是全球新闻媒体固有的系统性问题，根源于专业性，道德性和商业考量在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角逐。Wadensjö (1998Wadensjö, Cecilia 1998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 Harlow, Essex: Longman.: 240)提出中立、超然、不偏不倚作为“译员职业规范中的关键概念”，而问题是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把握这些原则，她的重点在于特定的几种译员介入会话。但是这些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媒体主要的（至少大体上是这样）职业规范，并且在语境中也应受到重视。媒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和财政压力——最重要的是，也许在全球通信时代，高度竞争的市场内准时性的压力很大——对于某条新闻，争最先，争“独家”的竞争显然十分激烈。坦白说，无论职业规范多严格的新闻机构，为了满足观众源源不断的需求，笼络新观众，维持老观众，都有可能在出版和播送新闻时匆忙且不够准确。而“全球新闻”跨语言，跨文化本质自然会使得这些缺陷更不易被察觉。

说得再宽泛些，Habibie声明的案例展示了人、机构、媒体系统、语言和背景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一般是如何影响到传递给公众的信息的。此案例还体现了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中意识的重要性。毕竟，类似Habibie声明的文本，有着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例如，“经济信心”，公众对特定种类政治活动的支持力度：这里的联合国驻军，那里的经济制裁，在别处也在上演，例如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的爆炸事件和战争。因此，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话语方面。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审视“全球话语秩序”（参见Fairclough 1996Fairclough, Norman 1996 “Border crossings: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Hywel Coleman and Lynne Cameron, eds. Change and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annual meeting of BAAL, Leeds, September 1994]. Av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6）的建立是如何渗透到非“西方”社会的，我们也需要了解实践中的非西方社会精英们如何战略性地使用“全球”话语，我们需要了解媒体是如何通过传播语篇导致“我们的”话语转变为“他们的”话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