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受试者

选择受试者时，我们考虑以下三个条件：有专业翻译工作经验，母语为芬兰语，而且英语为工作语。所有受试者都是来自芬兰南部或东部的职业译者。他们中的大多数（16位）有超过五年的翻译经验，其中半数（即8位）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仅有2名译者工作经验不足5年。

2.2实验设置

受试者需完成两项写作任务：一是生成地道的芬兰语文本，二是从英语译入芬兰语的翻译任务。首先，受试者基于一份小册子里的信息，用芬兰语写一篇300词左右文章。这份名为“UraEuroopankomissiossa”的小册子，是针对那些打算在欧洲委员会工作的人们的职业指南。受试者每人都发了一份该手册的影印本，其原文可通过以下网址（http://europe.eu.int/epso/pdf/cee_fi.pdf）获得。由于该册子较小，我们将其放大。在介绍会上，每个译者都拿到了该手册，并在整个任务过程中为其所用。译者们还拿到一本介绍欧盟事宜的芬兰语杂志“Europa”，该杂志也是译者所写文章最终的出版刊物。介绍会一结束，研究人员即刻点击TranslogUser子程序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随后，受试者需将一篇289词的文章译为芬兰语。这是一篇名为《永不落空的团结愿景（The vision of unity that must not fail）》的英语文章，也曾是招募欧盟译员时使用的测试文章，但受试者均没有申请过欧盟议会或欧洲委员会的相关经历。TranslogSupervisor子程序提供了多方式呈现原文本的便捷。我选择将源文本内容一次性给予受试者，并确保在翻译过程中均可为其所用。纸质的文本也可提供，放大字体的打印版亦然。一些受试者觉得放大后的文本使用起来更方便。此项任务中没有具体的“翻译纲要”。在欧盟招募测试中，申请人接到的翻译任务同样没有任务描述。一旦源文本交给受试者，研究人员按下“开始”键。

翻译完成之后，受试者均可对译文进行评价。然后，他们会被问到一些有关翻译培训与职业33.受试者情况：口笔译学位（4位受试者），口笔译硕士学位（9位受试者），学士学位（2位受试者），参与研究时已经完成MA论文（1位受试者），在职译者培训（2位受试者）。 相关的问题。最后，受试者们受邀对测试本身及其设置、安排进行反馈。回顾性访谈与反馈的内容均有录音，之后进行转录。

在进行第一项任务前，受试者需熟悉Translog程序界面。在简单“热身”后，他们需要了解以下几点原则:

1. 任务均在Translog程序上完成。

2. 每项任务需一次性完成。

3. 尽量用电脑来完成任务；电脑不能只用来拷贝手写文本。如果受试者在纸上进行任何标记或是其他记录，纸张需交给研究人员。

4. 没有时间限制，建议用平常的速度来完成任务。

5. 不允许查询字典或者其他信息来源。

6. 文本质量尽可能保持在可出版的水平。

之前已经提到，每位受试者单独完成任务。场地由受试者自行决定，可以是塞翁林娜市翻译系内某个指定的安静房间，可以是受试者家里或者工作单位，也可以是其他合适的地方。试验每个环节中使用同一台研究者提供的电脑。纸笔等也应需提供。受试者按顺序完成任务，即首先完成文本写作，然后进行翻译。研究员就在受试者所在的房间隔壁，在受到召唤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干预。实验进行过程中不允许其他人在场。整个过程持续1.5到3.5小时。

2.3选择任务的源语材料

翻译的原型被认为是源语文本生成为第二语言文本的跨语际过程（丹科和格里芬，1997）。因此，翻译需要源文本。于是，我们可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本产出活动，其中包含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相反，单语文本写作任务往往只涉及文本产出，无需源语材料。

为了使单语写作中的生成过程尽可能与翻译过程类似，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思考。虽然在单语语境下的“释意”常被认视为翻译，但在本试验中并不适合，因为日常词汇的使用是受限的。受试体如在这样受限的情况下写作，那么其将无法如实地展示文本生成过程的全貌。将口头文本录入电脑这种形式也不合适，因为没有涉及文本生成。另外，它对打字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由于本实验中打字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动化的，它旨在呈现真实的文本生成过程。然而，我担忧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从“白纸”开始工作。另外，任务本身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可能会使文本的风格与质量呈现多元化。因此，受试者手头都有源语材料，并由此可知涉及的话题及相关信息。为了避免翻译的必要，源语材料为芬兰语，受试者可自由选择其文本关注点或视角。

在回顾性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承认，虽然他们近期没有进行过翻译外的其他类型写作，但无人拒绝参加写作任务。事实上，在完成任务后，两位受试者表示，此次任务激励了他们更多地用芬兰语写作。也有一些受试者将此次写作任务和概要式翻译进行了对比。

一位受试者在开始写作前问道，由于所生成的文本最终刊登在一本欧盟杂志上，该文本是否应选择对欧盟有利的立场。虽然介绍会上已经提到文本视角可自由选择，但我没意识到再次强调的必要性。即便我没有做强调，文本的处理方式确实也呈现多样性。

此翻译任务中的英文文本也曾是一项在德国、瑞典、挪威以及芬兰进行的预实验的源语文本。该文本对职业译员来有一定挑战性，但是词汇相对平常，无需借助词典。但是，许多受试者评论说，由于不能使用辞典与互联网，那次翻译情境并不自然。尽管如此，翻译经验较多的受试者并未提到这一点。从实验设计的角度来说，词典或其他资源的使用会使两项任务存在其他差异。

2.4回顾性访谈

翻译任务结束后的回顾性访谈中，受试者评论的个体差异很大：有的评论很短，有的则很长。大部分评论谈及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解释为何选择某种翻译决策。几乎所有的受试者说他们都曾思考过如下问题：源语文本背景如何？（例如：该文本是谁，在什么时候，为怎样的目的而写？）为什么要对该文本进行翻译？译文有何用途？该文本是全文，还是某文本的节选？一些受试者在翻译中已经对源文本的来源心存疑惑。有趣的是，受试者们都自己的方法来克服因信息缺失而造成的问题。例如，“我给自己一项翻译任务，即翻译这个由某人因某原因而作的文本”、“我需将译文简化”、“根据文本暗指的受众，我假想了一个翻译情境”、“我只是尽力去做一项翻译”等等。

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提到一些词语或词组。如果试验中可以使用词典或其他信息资源，他们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查询。他们评论说—尽管有几名受试者在词汇上遇到问题—与其说是他们不了解词义，不如说是他们希望通过词典加深词义理解并找到同义词。另外，一些受试者也评论了文本风格，并试图在芬兰语译文中实现风格对等。

3.1般性数据

在探讨停顿前，对一般的写作过程进行简单的审视也颇有意义。我们可以思考如下问题：翻译过程和文本生成过程是否相同吗？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可观察的系统性差异，那么它们又揭示了翻译过程中怎样的信息？

长度是文本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我们的数据中，单语文本的长度在176词到401词之间，而平均文本长度为278词。此外，文本长度也可以用段落数来衡量。单语文本的段落数为3到14不等。另一方面，所有译文都有5个段落，和源语文本在形式上相似。这可以看出，除非另外给出译文用途的信息，译者一般都会以贴近源文本的形式进行翻译。当然，这也反应了顾客的期望。译文最短的有198词，最长有247词；平均长度为221词。

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将文本键入电脑的速度。键入速度因受试者和两种文本类型而存在很大差异。11位受试者在单语文本生成中打字速度更快，而有7位受试者翻译时打字速度更快。单语文本的打字速度从每分钟46个字符到113个字符不等，而翻译的打字速度则从每分钟29到98个字符之间。文本长度和打字速度方面的发现并没有清晰地揭示翻译过程。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总时间在不同文本生成阶段的分配情况。根据雅各布森（2002）的说法，写作过程可分为三个具体阶段：（1）“预备阶段”，即从受试者收到源文本到开始写出文本第一个字符之间的时间；（2）“草稿阶段”，即开始录入文本的第一个字符到第一次键入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之间的时间；（3）“校对与检查阶段”，即从完成草稿直到受试者认为文本完成之间的时间

通过将总时间切分为三阶段，翻译与文本生成之间的差异渐渐明显。与文本生成相比，翻译中校对与检查耗时更多。

图表1.

文本生成中三个阶段的平均用时（单位：分钟）

图表2.

翻译中三个阶段的平均用时（单位：分钟）

在单语写作中，受试者在预备阶段平均用时7.9分钟（占总工作时间的16%），草稿阶段用时35.4分钟（占总工作时间的73%），校对与检查阶段用时5.6分钟（占总工作时间的11%）。对比之下，翻译过程中，预备阶段平均时常为6.1分钟（占总工作时常的13%），草稿阶段用时29.6分钟（占总工作时长的63%），校对与检查时间为11.2分钟（占总工作时长24%）。事实上，有三位受试者在进行翻译任务时，校对与检查的时长多于完成草稿的时长。如果将两项任务的总时长进行比较，两者非常相似：文本生成平均需要48.86分钟，翻译需要46.95分钟。T-检验未能证实整个任务在用时上存在显著差异（p=0.62）。44.T-检验：用来测试两种样本中平均值的差异。 因此，不同的生成阶段的平均时长具有可比性。

翻译过程中之所以重视校对，可能是因为受试者是专业翻译的缘故。许多受试者评论说，在平时的翻译中，他们通常会花更多时间来校对，在次日再检查一次之前绝对不会交稿。时间使用上的差别也可能是在两项任务间分配时间和精力时的刻意之举。虽然实验设计并没有限时，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所有的受试者都选择了先完成单语文本的任务。

3.2分析前的数据准备

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处理数据是能够对如此大量的数据进行研究的前提。然而，需要将记录文件需要转换成Microsoft Excel软件可处理的格式。首先，在Supervisor子程序中，将记录文献以线性方式呈现，辅以最多的时间信息（以0.01秒为单位），并以txt.文档格式保存。第二，将所有呈现的停顿转换为与Translog自动标记长停顿方式相类似的数字标记。第三，在Excel表格中展示数据，每个停顿占据单独的一行。这样，数据就最终被记录为一列项目，而每个项目则由一个停顿和其后表示其功能的符号构成。我们对这些项目依次编号。最后，文件以xls格式保存。36个记录文件均经过此过程的处理。。

一旦数据被转换成xls格式，每个记录文件中的每个停顿都可根据其在文本中的位置进行定义。句法类别如段落、句子和单词的翻译都被选择为位置类别。音节与复合词的界限也包含在停顿位置表格里，以便对单词中间停顿进行研究。在芬兰语中，音节是音位单位，而复合词是句法形态单位。55.Makisalo认为，句法形态法则主导了芬兰语中复合词的构成，但复合词必须写成一个词才算书写正确。因此，它们也在拼写上被标注。 现在，我们假定停顿长度和语言结构之间有关联性，而重要的是，停顿的位置总是由最高层级的语言单位所决定的。例如，一个段落过渡中的停顿同时也是一个句子和单词间的停顿，但是在本研究中，这种停顿仅被视为先于段落的停顿，因此是属于最高层级的。定义停顿位置的语篇范畴（及其缩写）如下列所示：

1. 段落之前（Par）

2. 句子之前(S)

3. 小句之前(Cl)

4. 词之前(W)

5. 复合词中间之前(Comp)

6. 单词中音节之前(Syll)

7. 非复合词或音节界限中单词中间(Wm)

说到句法单位，上面的列表中并未包括短语和词素两项。对它们的分析需要大量的细致研究，已超出本研究的范围，只能留到将来的研究当中。

最后，如前所示，所有的删除、更正和光标移动以及其后的停顿都被删除，数据中只包括流畅文本生成过程的信息。下面的日志文件摘要（图表3）向我们展示了数据是如何被“清洗”的。阴影是为排除非流畅文本生成过程数据而删除的部分。

图表3.

记录文件的一部分摘要，展示哪些部分可以作为流畅文本生成

单词间停顿的长度清晰可辨。但如句法更高层级的范畴间（如单词、小句、句子以及段落）发生停顿现象，那事实上就不止有一个停顿，或者不计入考虑。

例如，当研究两个单词间的停顿长度时，第一个停顿在前面单词最后一个字母和间隔符间，而第二个停顿在间隔符号和接下来单词第一个字母间。如图表3中的 。在此例中，第一个单词“on”的最后一个字母n之后紧接一个空格符，此后又接了第二个单词“kuvailtu”的首字母k。这词间的停顿是这两停顿的时间之合。第一个停顿的长度为0.06秒，第二个停顿的长度为0.57秒。因此，在这词界中停顿的长度是0.63秒。在本研究当中，停顿的长度会类此计算（见表3）。

3.3停顿的属性

所有18个记录文件中流畅文本生成中的停顿都被收集到一个停顿长度大数据中，然后根据停顿的位置进行分类。同样地，流畅翻译中的停顿也被收集起来建了另外一个大数据。通过从停顿位置和任务类型这两个角度分析停顿的长度和频率，并分析数值化的数据，我们可以描述记录文件中停顿的分布，并将这两个写作过程进行比较。

3.3.1位置的影响

通过分析表4，我们发现，停顿位置的语言层级越低，两个数据总体中的停顿数量越多，但复合词界停顿却例外。当语言单位更小时候，两个数据总体中不同位置类别的极端停顿时间往往更短。两个数据总体中，长一些的停顿在词语层中尤其显著。

停顿的平均长度（见表6）在最低层级中最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写作任务，层级越高，长度越长。然而，在对比文本生成和翻译中停顿的平均长度时，一个明显差别显现出来。这一问题将在4.3中进行细节性的讨论。

标准方差是数据库中数据聚集程度的指标。它在最低层级数值最小，并且随着层级的提高而不断增加（见表4）。在小句层及以下，这种聚集在翻译中更为明显，但是在句子和段落层，情况恰好相反。

表4.文本生成与翻译中的停顿数量、标准差以及以停顿位置为基础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位置	文本生成				翻译
	停顿数量	标准差	最短停顿（秒）	最长停顿（秒）	停顿数量	标准差	最短停顿（秒）	最长停顿（秒）
段落	77	54.07	2.02	319.01	85	32.73	1.09	175.26
句子	188	22.26	0.58	167.71	163	14.37	0.79	125.84
小句	205	8.16	0.23	67.74	248	12.04	0.3	89.34
单词	4271	5.15	0.1	101.47	3434	9.42	0.08	274.75
复合词	746	0.71	0.06	13.68	297	1.34	0.07	16.45
音节	10614	0.24	0.01	10.21	8722	0.49	0.11	22.48
非复合词或音节界限中单词	26045	0.25	0.01	8.91	21155	0.29	0.01	8.95

到目前为止，从文本生成和翻译大数据总体中提取的数据并未揭示让人惊讶的结果。文本生成包括的更低层级（单词和小句）自然要多于更高层级（句子和段落），因此，低层级单位边界中的停顿自然也更多。然而，位置层级越高，停顿时间会随之增加的观点并未得到证实，因为这一点在文本生成和翻译中情况相似。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以长度为参数，把流畅文本生成和流畅翻译中某一具体位置的停顿进行分组。在所有16个数据总体（其中文本生成与翻译中的停顿位置各8个）中将某一程度的停顿的频率计算出来，之后用直方图的形式呈现频率分布情况。所有直方图的形状均为正偏斜，均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点。但是由于某些位置（如复合词、句子和段落）上的实体数量较少，但并非所有的直方图中都能见到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点这一特征。表5展现了停顿的高频长度，即每个直方图的形式。

表5.基于流畅文本生成和翻译中停顿位置的长度的频率分布形式

位置	文本生成	翻译
段落	–	8.11
句子	3.37	4.91
小句	0.35	0.44
单词	0.26	0.32
复合词	0.17	0.18
音节	0.15	0.14
非复合词或音节界限中单词	0.1	0.1

图表4.

词界中停顿长度的频率分布

例如，在研究流畅文本生成中的停顿长度时，词界中高频停顿长度为0.26秒，两端均出现降低趋势。而流畅翻译中的高频停顿长度为0.32秒。因此，直方图在形状上都非常相似。然而，如图4所示，翻译中停顿长度分布线却稍稍右移。

如图4中所示，当停顿长度为2秒或5秒时，翻译直方图中的曲线稍微隆起。这可能是因为短语界限停顿被算在词界停顿数据总体中。

4.1翻译中的计划和修改

安德里森等人(1996)对单语文本生成中的计划阶段进行了探究。为使生成的文本连贯，作者需要明确通过文本传达的信息。计划就是抽象意义上的作者的工作。首先，作者要仔细考虑写作目标是什么，并将所有的限制条件考虑在内。这样，作者确立起一个能够指导整个写作过程的方向。第二，作者必须能够对读者可能有何反应以及他们会怎样理解信息进行预测。最后，作者需要决定将内容切分为几个部分，以及以怎样的次序将它们呈现给读者，以便读者能够重塑全部的内容。当然，不同的文本类型也影响着这些元素和顺序。将写作意图发展成为一系列交际目的，选择即将使用到的元素以及信息次序等都是文本生成前的活动。

翻译中的计划阶段似乎和一般单语文本生成中的计划阶段一样至关重要。在本研究中，两项任务中“预备阶段”的用时占总用时的比例均印证了这一说法（见图表1和图表2）。在对比翻译和单语文本生成中三阶段的总时间时，用于最后的“校对与检查阶段”的时间差异最为明显。翻译中最后阶段的平均用时为11.2分钟，占全部用时的24%；而在单语文本生成中该阶段只有5.6分钟，仅占11%。翻译中多出的校对与检查时间似乎是从草稿阶段中挪过来的，而不是预备阶段中匀出。文本生成中“草稿阶段”所用的平均时间为35.4分钟，占总时间的73%，而在翻译中为29.6分钟，占总时间的63%。这种差异在两项任务的“校对与检查阶段”中的差异惊人地相似。然而，两项任务中“预备阶段”或“计划阶段”的差异则很小：文本生成中需要7.9分钟，占总时间的16%，翻译中需要6.1分钟，占总时间的13%。

雅各布森(2002)在报告中称，“预备阶段”平均仅占总时间的2.5%。在雅各布森的研究中，四位专业译者在不同情况下进行四项翻译任务。金森（2000）的研究与本研究相类似。她将六位受试者中的四位称为专业译者，其中2位为专家，另外2位为年轻专业译者。在探讨“时间压力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她总结说，“写作阶段和修改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的影响，而时间对预备阶段的影响极小”。由于任务允许的时间更多，所以专家与年轻的专业译者在草稿阶段所用的时间分别降低至总时间的60%和59%，而他们修改所用的平均时间则分别上升到了总时间的34.5%和31%。然而，预备阶段在各组中需要的平均时间差异不大。雅各布森还证实，专业译者校对所需的时间往往占到了总时间的24%。

丹克斯(1997)等认为，源语文本的理解受到译者对该主题和作者意图的认知的影响，而目标文本的生成则受到译者对受众以及译文用途的认识的影响。这与本研究中回顾性访谈中的评论相符。几乎所有受试者都反映，自己对受众与源语文本的背景缺乏了解。一位受试者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如果译者对两件事情不了解：即文本出自哪里和译文有何用途，那他如履流沙”（我的转译）。很多评论都谈及，受试者不得不用各种办法解决信息缺失带来的问题（见2.4）。译者在目标文本和新受众间不断斡旋调解，如同源语文本的作者将其思想传递给其读者一般。

斯迈德(1996)认为，在最初的计划阶段之后，句法结构和词汇材料是在言语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这包含语法编码（即将信息塑造成符合某种语法的语言方案）和音位编码（即借助储存在记忆中的音位信息将单词赋形）。这样，作者意图通过语言形式得以表达。此后，作者就可以开始进行文本写作了。打字时，需要眼手配合才能生成话语。因此，打字会受到熟练程度、时间压力、疲倦、年龄、文本的语言复杂度等因素的影响。

对受试者打字能力的观察和雅各布森实验的结果一致。对所有受试者来说，电脑是每天使用的工具。一些受试者的键盘操作技术非常好。他们使用触摸打字系统，并充分利用电脑的编辑功能，而对其他人来说，电脑或多或少像打字机。有一些受试者似乎更倾向于在脑中将整个短句或整句话进行处理，然后再将它们键入电脑。毫无疑问，记录文件数据中还反映出不同的工作风格，但完成两项任务的是同一批受试者，且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受试者这一整体而非单独的个体，所以两个数据总体具有可比性。然而，如果今后开展针对译者工作风格的研究时，可考虑这一特征。

4.2停顿分布

斯琪皮鲁德（1996：6–11）借用了巴特沃兹（1980）的研究范式，并认为文本生成中的停顿是认知过程的信号，且停顿时间的差异反映了目标的复杂程度。斯琪皮鲁德分析了五个位置（段落、句子、小句、句子成分以及单词边界）上停顿的平均时长，其发现和本研究中自上到下各层级的差异完全相同。“更高层级位置不但能够生成更多的停顿，而且这些位置的停顿平均时长更长。”(92)斯琪皮鲁德在其研究中让6位身为专业律师的受试者听写了20封日常的法律信函，然后研究其中停顿时间的分布。所有发生在听力之前和修改中的停顿都被忽略，只有在听写过程中的停顿得到了分析。他认为，如果停顿长度的变化与文本分析类别有着系统性的关联，那么位置的类型对停顿会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位置的类型对停顿比例有很大影响。所有的段落、95%的句子，68%的短句，60%的句子成分和53%的单词前都有停顿。由于段落和句子过渡更能够揭示作者在不同目标层所做的规划，因此较之短句、词组和词层，过渡位置更容易有停顿产生。斯琪皮鲁德的研究还揭示了不同类型的位置在对停顿现象的敏感性上存在差异。他认为，自己的研究结果也可迁移至书面文本生成过程的研究中。

在我看来，对停顿的敏感度可能是因为文本生成的方式造成的，并非文本生成本身。斯琪皮鲁德研究的是口语数据。口语由若干语音组成，它们能够从一个音节滑动至另一个，从而形成语音的连续体。而在我的研究中，文本通过打字键入电脑，所以无数穿插于键盘操作之间的短促停顿均可以被发现。如果文本是手写的，那么停顿只能因为写作规约而出现在单词间，而且根据书写规则，单词间应该有空格分离。

斯琪皮鲁德发现，段落间的停顿持续时间更长，层级越低，持续时间越短。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说法，而且这一趋势在文本生成和翻译中都得到体现。当把两种写作任务中的停顿分布进行对比时，翻译的影响便显而易见，即翻译中句子和段落层停顿的平均时长短于单语文本生成中的停顿时间，且这些层级的停顿主要处于宏观层规划的缘故。翻译并不是从零开始这一事实可能会减少这些层级中的停顿，但更低层级的停顿可能会变长，因为措辞和语法选择往往要求在词和小句层做出选择。研究翻译对停顿长度造成的影响时，小句层似乎就成为了一道分水岭。但是由于本研究并没有涉及短语界限的停顿，我们暂不下此结论。

记录文件数据中也包含词中停顿。此类停顿的平均长度在复合词过渡中最长，在音节过渡中变短，而在打字键盘操作时其他过渡中最短。这或许说明了以下两点：其一，音节边界、复合词边界以及其他词中在过程上大相径庭。在芬兰语中，与多音节词相比，复合词的产生过程中似乎需要更多的处理。其二，研究结果表明，翻译对文本的各层级均有影响。鉴于两项写作任务均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我们可认为，此中差异最有可能是翻译过程造成的。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弄明白翻译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减慢了词语层文本的生成速度：是因为不停地跨语际寻找翻译对等项，还是校对与检查不仅发生草稿阶段后，而且还发生在其间？

综上所述，本研究是一项针对翻译和文本生成中时间使用和停顿模式的基础性研究，但是也能看出其中与断句研究的关联性。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翻译影响了在写作过程的各个语言层级上的停顿长度。结果也表明，在词和小句层级上，翻译比文本生成更慢，词中层级也是如此，但在句和段落层级，翻译的速度更快（见3.4）。因此，可以说翻译在措辞与小句组织上需要更多时间，而文本生成则需要更多宏观文本层的处理。但是，为何翻译中词语处理速度减慢尚未明确。

统计分析显示，与单语文本中词的生成相比，同一受试者在翻译中需要更多时间完成词的产出。因此，单词似乎是某种断句的单位。将来不妨设计一些比对性实验，借此对比翻译过程与普通的单语文本生成过程中语段的差异。这类实验或许对断句研究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