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词汇化

语言在映射世界方面有所不同（Steiner 1975Steiner, George 1975/1992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xiv）。这些语言映射的一种表达是，语言有不同的词汇形式。几乎所有的语言对都存在词汇空缺，即一种语言将把某些概念词汇化，其他语言不会这样；反之亦然。根据某概念是在源语还是目标语中被词汇化，译者的任务也不尽相同。如果源语对该概念进行词汇化，译者必须在目标语中提供一个对等的词串；如果目标语对该概念进行词汇化，译者应把这个源语词串译为一个单词，而非一个词串。我们用术语“可词汇化词串”来指代能够在目标语中被词汇化的源语词串。然而，如果译者忽视词汇化，那么他/她是犯了实际的错误，还是仅仅翻译不地道？在这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除Shlesinger（1992Shlesinger, Miriam 1992 “Lexicalization in trans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students’ progress”. Cay Dollerup and Anne Loddegaard, 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raining, talent and experien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1992 123–127.  ）外，很少有人探讨翻译专业的学生或专业译者的词汇化问题。

Shlesinger把无法词汇化的现象视为中介语，并认同Levenston（1971Levenston, Edward 1971 “Over-indulgence and under-representation—Aspects of mother-tongue interference”. Gerhard Nickel, ed. Papers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15–121.）的观点，即非母语常以冗长为特征。Shlesinger针对翻译专业的学生和专业译者进行了一些研究，并从中得出如下结论：虽然词汇化可习得，但即使是专业译者，有时也无法进行词汇化。

2.2假同源词

假同源词指“语音上相似，但其含义不重叠或部分重叠”的词语（Gernsbacher和Shlesinger 1997Gernsbacher, Morton Ann and Miriam Shlesinger 1997 “The proposed role of suppress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ing 2:1/2. 119–140.  ：123）。假同源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词类范畴。Vinay和Darbelnet（1958Vinay, Jean-Paul and Darbelnet, Jean 1958/1995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trs. and eds. Juan C. Sager and M.-J. Hame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把假同源词分为三类：语义、文体和结构。Topalova（1996Topalova, Antoanita 1996 “False friends in translation work: An empirical study”.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4:2. 215–222.  ）确定了三种类型的假同源词：有共同词源的词语对、两种语言都从第三种语言中借用的词语、以及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的词语。ChamizoDomínguez和Nerlich（2002Chamizo Domínguez, Pedro José and Brigitte Nerlich 2002 “False friends: Their origin and semantics in some selected languag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1833–1849.  ）区分了“偶然形成的假朋友”（拥有不同词源和意义的词语）和“语义上的假朋友”（不同的语言中词源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语）。

假同源词是词语干扰的一个常见来源。哈里斯（1978）解释道，在词汇联想中人们使用三要素：声音、意义以及语言外的指称和转义。假同源词中“声音的联想很强烈，而意义上的差异不足以抵消声音的关联”（425）。当假同源词的含义和使用部分相同时，情况特别麻烦。不幸的是，对于译者来说，在意义或使用上部分相同的假同源词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没有任何语义重叠的假同源词（Vinay和Darbelnet 1958Vinay, Jean-Paul and Darbelnet, Jean 1958/1995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trs. and eds. Juan C. Sager and M.-J. Hame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69）。

假同源词出现在很多语言对中，无论源语和目标语是何种语言，都会带来问题。虽然新手很容易受其魅惑（Bastin 2000Bastin, Georges L. 2000 “Evaluating beginners’ re-expression and creativity: A positive approach”. The translator 6:2. 231–245.  ：236；Presas 2000：26），但声誉较高的专业译者有时也会通过音译处理假同源词（Venuti 2002Venuti, Lawrence 2002 “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Alessandra Riccardi, e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4–241.：230-231）。虽然在“无法词汇化是否构成一个实际错误”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争议，但人们的共识是，通过音而非义来翻译假同源词是不正确的。

2.3难度

“优秀的译者从不会对自己的译文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发现，总有其他的翻译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忠实和/或更能被读者接受”（Nida1996Nida, Eugene A. 1996 “Translatio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Marilyn Gaddis Rose, ed.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X: Translation horiz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6 7–23.：20）。换言之，对翻译的固有翻译难度的认知是一个好译者的标志。事实上，一些声誉较高的专业译者对自己的工作更是精益求精。以下是其中的三个例子：“我整整花了好几天翻译《贝奥武夫》的前三行：它们仿佛是一个秘密洞穴的钥匙、入口”（Raffel1971Raffel, Burton 1971 The forked tongue: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Hague/Paris: Mouton.：68）；说起自己译的莫里哀的作品，“我对自己翻译的这两部戏剧并未感到欣喜若狂”——（Frame 1989Frame, Donald 1989 “Pleasures and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John Biguenet and Rainer Schulte, eds.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70–92.：80）“事实上，从我收到精装的译本……翻开第一页起，我就重新字斟句酌起来，思量如果我用了这个词而非那个词该有多好，这真让我忧伤。”（Rabassa 1989Rabassa, Gregory 1989 “No two snowflakes are alike: Translation as metaphor”. John Biguenet and Rainer Schulte, eds.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12.：7-8）。

翻译困难并非仅限于文学作品。即使是表面上简单的文本也会为译者带来问题（皮姆1993：65）。这同样适用于文本中的个别单词。霍夫施塔特问道：“现在的问题是，英文的“door”与法文的“porte”在共振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以至于两个词语相互替代会被视为滑稽的儿戏？”（1997：289）。要不是许多人提出类似的质疑，人们很容易就会指责Hofstadter的反证法思维（请参阅例如，Ortega y Gasset 1937Ortega y Gasset, José 1937/1992 “The misery and the splendor of translation”, tr.Elizabeth Gamble Miller.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93–112.：96和Eco 2001Eco, Umberto 2001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tr. Alastair McEwen. Toronto/Buffalo/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9）。

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一种机制，以确定难以翻译的词语。例如，Tommola对词汇难度采用纯主观方法：“从实验者的主观意见来看，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应词”（1986：142）。Delisle（1988Delisle, Jean 1988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trs.Patricia Logan and Monica Creery. Canada: University of Ottowa Press.）设计了一个更客观的方法来评估词汇难度，即对翻译专业学生所犯的错误类型进行统计分析。Campbell（1991，1999Campbell, Stuart 1999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ource text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 Target 11:1. 33–63.  ）通过计算受试者能否生成多少个不同翻译来确定源语文本中某一词汇的难度。Campbell假定了认知加工和可能的翻译数量之间的关系，即可供选择的数量决定了翻译决策的多少，而更多的决策意味着更多的认知处理。

而其他的研究重点探讨的，不是特定的词或语类所带来的困难，而是翻译体验的整体性难度。Gerloff（1988Gerloff, Pamela 1988 From French to English: A look 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students, bilingual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Unpublished Ed.D. dissertation.]）对译入母语的专业译者、双语者和语言专业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声思维（TAP）研究。基于解决问题行为的数量以及所花费的时间，她说道：

重要的发现是，随着译者语言经验与翻译经验的增加，翻译过程却不会变得简单或快速。相反，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较之新手，有经验的语言使用者追求更高的标准，导致他们发现文本中更多的问题，并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解决它们。（Gerloff 1988Gerloff, Pamela 1988 From French to English: A look 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students, bilingual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Unpublished Ed.D. dissertation.]： IX–X）

基于Gerloff以及她自己的调查结果，Jääskeläinen的结论是，“新手的翻译过程是愉快的，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此相反，半专业译者，如翻译专业的学生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对潜在的问题十分敏感”（1996：67）。

所花费的时间和解决问题行为的数量不是衡量任务难度的唯一指标。在翻译文本时译者的击键数表明了他/她在修改目标文本方面花费的精力。相关文献的假设（如Jakobsen2003Jakobsen, Arnt Lykke 2003 “Effects of think 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 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 Fabio Alves,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69–95.  ）是，目标文本中需要做的修订与译者对任务难度的评价相互关联。Jakobsen也承认，击键数不是一项完美的测量，因为它无法区分拼写的改正与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变更。此外，击键数也可能受到翻译风格的影响，即一些译者迅速翻译然后仔细修订，而其他译者仔细推敲揣摩，然后再将翻译键入电脑。

5.1源语文本

虽然在实证研究中使用“真实文本”具有优势，但没有哪个真实文本拥有测试假设所需数量的词串和假同源词。因此，我为实验专门撰写了两篇文章。文本在形式与长度上相似，都是为一家以色列报纸撰写的专栏文章，字数分别为337和332字）。一篇名为“教育”，旨在哀痛以色列教育现状，而另一篇名为“快车道”，意在谴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希伯来文的源语文本参见附录A。

每个文本包括如下6个可在目标语中词汇化的词串：

如上所述，无法词汇化是否构成实际错误还有待论证。虽然所有这些希伯来语的词串均可译成单个英文单词，但某些词串的直译似乎比其他词串的直译更加地道。例如，“学校校长”和“以过度的速度驾驶”显然比“游猎的假日旅行”和“没有通过人行横道线穿过马路”问题更少，更加容易被受众接受。

每个文本也包含10个希伯来语—英语假同源词，如下所示：

源语文本中所有的假同源词必须通过义而非音译成英文。其中五个英语复合名词在希伯来文中被简化，例如助教和超市；但在以上五例子中，英语要求采用完整的形式。

与来自其他翻译培训机构的学生一样，参与本研究的学生都上过理论课和翻译实务课，了解过“词汇化”和“假同源词”这样的概念。出现在两个希伯来语源文本中的词串和假同源词并没有被明确地讲授，学生也从不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词汇化和假同源词的翻译。

5.2说明

每名受试者都收到了一份说明材料，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Translog软件。该说明书还提供了Translog和本研究的一些基本信息：

因为Translog不允许译者多天完成任务，在开始每次任务前，你应该确保有足够多的时间。你也应该备好相应的参考材料（如希伯来语-英语词典、英英词典、同义词词典等等）。实验的成功关键是译者只在Translog上翻译——换句话说，请勿翻译一个粗略的草稿。

5.3后续的问卷调查

受试者翻译完每一个文本后，需填写一份问卷调查，对文本的整体难度、文本中个别词语和和短语的难度以及译文的满意程度做评估。此外，问卷还涉及实验环境方面的信息，如译者于何时何地完成译文，当时有何干扰等。问卷样本请参见附录B。

5.4Translog软件

出于生态效度考虑，受试者在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里从事翻译。我们给他们每个人提供一个3.5寸软盘，里面共有四个源语文本，两个用于试译，另外两个用于实际的翻译。（试译会在下面“程序”部分进行讨论。）

由于2003年可用的Translog版本不支持希伯来文，源文本档是空的；受试者翻译时参考计算机屏幕上部的书面文本，而屏幕上本该显示源文本的地方也如常处理为空白。事实上，受试者本可以使用相同的源文本档来进行四个文本的翻译，但我们感觉，鉴于他们之前都没有使用过Translog软件，四个文本会在心理上给他们一定程度的踏实感。

Translog由两部分组成：Translog User子程序（针对译者）和Translog Supervisor子程序（供研究人员用于查看和分析log文档）。因为没有给受试者提供Translog Supervisor子程序，他们在保存翻译后无法再次打开。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在一次任务时间内完成翻译，但保证他们不会有原始翻译的副本，因此在进行项目B中别无选择，只能重新翻译材料。

8.1图标注释

B-A:	项目B和项目A的差异
E:H:	英语母语者和希伯来语母语者的差异
NSD:	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
标准偏差显示在括号中。

8.2实验1：干扰

假设A：受试者将把项目B中更多词串词汇化，虽然一些词串未被词汇化。

每个源语文本包含六个可词汇化的词串。

表3 展示了每个翻译文本中词汇化或半词汇化的平均词串数。

正如预测的一样，项目B中有更多的词串被词汇化。英语母语者(p < 0.001))和希伯来语母语者(p < 0.001)在两项目中的表现有显著性差异。我们注意到，没有任何英语母语者和希伯来语母语者在任何一个项目表现突出。

方向性对项目A(p < 0.05)与项目B (p < 0.01)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两组的分析结果证实了假设A。

假设B：在项目B中，受试者将更少地通过音译来处理假同源词，虽然也有一些假同源词被音译。

每一个希伯来语文本包含10个假同源词。表4显示了每个翻译文本中（错误）音译的假同源词的平均数。

不出所料，项目B中音译的假同源词更少。英语母语者(p < 0.001)和希伯来语母语者(p < 0.001)在两项目中的表现有显著性差异。我们注意到，没有一个英语母语者和希伯来语母语者在两个项目中正确地翻译了所有的假同源词。方向性对项目B(p < 0.05)结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两个组的分析结果证实了假设B。

8.3实验2：难度

假设C：从项目A到项目B，“其他击键数”不会减少。

“其他击键数”指的是用日志中记录的总“正常”击键数（包括空格）减去总字数（包含空格）（见表5）。

在项目A中，两组的击键数几乎相同。在项目B中，英语母语者(p < 0.05)的击键数显著增加，希伯来语母语者显著下降（p < 0.01）。方向性对两个项目的差异产生了显著影响（p < 0.01）。

英语母语者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假设C，而对希伯来语母语者的数据分析则不支持假设C。

假设D：从项目A到项目B，Translog自动记录的总时间没有减少。

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总平均时间保持不变，而希伯来语母语者在项目B中所花的时间比项目A中更少（p < 0.001）。在项目A中，英语母语者所花的时间比希伯来语母语者更少；而在项目B中，情况恰好相反。方向性对两个项目的差异产生显著的影响（p < 0.05）。

英语母语者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假设D，而对希伯来语母语者的数据分析则不支持假设D。

假设E：受试者不会认为项目B中的文本更简单。

在后续的问卷调查中，受试者对每个文本的难度进行了等级评价，即1表示“很容易”，而5表示“非常难”。

不出所料，项目B中的文本不比项目A中的简单。与英语母语者相比，希伯来语母语者总体上认为任务更困难，但只有项目A中两组的差异才具有显著性（p < 0.05）。

两组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假设E。

假设F：受试者对项目B翻译文本的满意度不比项目A的高。

在后续的问卷调查中，研究对象对自己译文的满意度做出等级评价，即1表示“非常满意”，而5表示“非常不满意”。

英语母语者或希伯来语者的平均满意度几乎没有变化。总的说来，相对于英语母语者，希伯来语母语者的译文满意度更低。但只有项目A中，两组的这一差异才有显著性（p < 0.05）。

两组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假设E。

假设G：在项目B中，GPA较高的学生并不比较低的学生觉得任务容易，对译文满意度也不会更高。

假设G探讨了基于GPA的课堂表现、学生对文本难度的主观评估与译文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GPA仅在项目B中，即学生实际参与课堂后，与其他测量有联系。

对于任何一组，GPA和其他测量之间的相关性都不显著。

两组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假设G。

当学生通过电子邮件把自己的最终翻译发送给研究人员时，他们收到了一封邮件，感谢他们的参与，并问道：“对于这项研究，你有没有任何意见？”。大约有一半的学生选择通过电子邮件做了反馈。以下是反馈的摘录：

• 文本中有很多的文化指称或所谓的“假同源词”。作为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我更加注意到陷阱的存在，但我不能说，意识它们的存在帮助我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要由你来判断。【希伯来语母语者】

• 较之去年，今年我更享受这过程。它似乎也更容易了。我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希伯来语母语者】

• 我觉得实验很可能表明，我们的思维变得更为敏捷，而且尽量避免字面翻译。试图消除干扰。我希望的确如此。【英语母语者】

• 有时，我根据译文的挑战性把翻译难度水平进行分级。也就是说，当我从事更有挑战性、更出乎意料的翻译时，我会觉得推敲措辞更为困难。而其他时候，比如我不知道一个词语，不得不查阅字典或词典时，这个词语对于我来说更为困难。【希伯来语母语者】

• 我想谈谈文章中出现的较“微妙”，更易混淆的词语。此前遇到的问题词汇，如今依然是问题。但我并没有陷入假同源词和冗余等陷阱，我发现自己更容易意识到它们，并让自己免于被魅惑。【英语母语者】

在学生提交第二次翻译后的大约一个星期，我们举行面对面的小组讨论。五位受试者说，他们发现这次的源语文本与一年半前翻译的文本是同一个。其中四位受试者表示，虽然他们记得希伯来文本，但他们已经不记得当时的翻译。一位受试者说，她记得以一定的方式翻译某些词汇。一个受试者表示，Translog所带来的时间压力让她更加快速地工作，校对时花的精力比往常少。许多学生提到文本中存在可词汇化词串和假同源词。

9.1干扰

译者培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教会学生避免干扰（Barčenkov1992Barčenkov, Aleksandr A. 1992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USSR”. Meta XXXVII:1. 163–168.  ：168）。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两种干扰的形式，即无法词汇化及以音译处理假同源词。在三学期的学习中，学生了解了词串和假同源词的翻译，并对其造成的问题有更高的敏感度。不如所料，在两个项目中，英语母语者和希伯来语母语者翻译词汇化词串与假同源词的表现均有显着改善。然而，正如预测的那样，经过三学期的课堂学习，并没有任何一位受试者将所有词串词汇化或用意译来处理所有的假同源词。

虽然受试者也在口头与书面反馈中说自己的表现并非尽善尽美，但也有不少称现在自己对一些语篇元素（如可词汇化词串和假同源词）的意识提高了。似乎，干扰确实是“翻译的职业病”（Newman1987Newman, Aryeh 1987 “Translation universals: Perspectives and explorations”. Marilyn Gaddis Rose, ed.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II: Selected papers, 1985–86. Binghamton: SUNY-Binghamton 1987 69–83.：75）。

9.2难度

人们可能有这样的期望，即随着一个人外语能力与熟练程度的提高，翻译的过程应该变得更加容易，也许也会越来越快。但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翻译的一些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即翻译操作变得更加自动化或常规化，因此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其他方面却变得更加复杂。（Gerloff 1988Gerloff, Pamela 1988 From French to English: A look 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students, bilingual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Unpublished Ed.D. dissertation.]：54）

虽然Gerloff的研究给人一种在描述特定译者的专业发展过程的印象，但这种“描述”实际上是基于专业译者、双语者和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对比。Gerlff根据有声思维(TAP)中解决问题行为的数量来确定翻译过程的难度。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究Gerlff提出的“翻译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的假设能否扩展到翻译培训机构学员的水平层面、译入二语过程和/或其他难度测量之中去。研究结果如下：

1. 衡量难度的客观指标—即本研究中的“时间”和“击键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方向性的影响。对于译入母语的受试者来说，任务并没变得更简单，反而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总时间保持稳定，但平均击键数大幅上升。对于译入二语的学生来说，无论从时间还是“其他击键数”看，任务难度都有显著性降低。

2. 在第二次后续的问卷调查中，英语母语者觉得任务比三学期之前更难，并对自己的译文满意度更低，尽管他们避免干扰方面的能力有显著提高，如前文所述的在处理可词汇化词串和假同源词方面的变化。和英语母语者一样，希伯来语母语者觉得项目B中的任务没变简单，对自己的译文满意度也有所降低。希伯来语母语者不仅在可词汇化词串和假同源词方面表现大幅提升，而且在项目B中所花费的时间和“其他击键数”也显著减少。然而，他们对任务的主观评估却没有改变。

对于译入母语的受试者来说，翻译的确没有变容易。Gerloff发现，和新手一样，专业译者没有觉得译入母语变得更容易。本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同一个受试者在接受三学期训练后，没觉得任务难度降低。无论是从所花费的时间和击键数这两个客观测量看，还是从受试者对任务的态度来看，情况都如此。本研究有力地支撑了Gerloff提出的“翻译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假设。

但译入二语情况则有所不同。基于时间和击键数这两个客观测量，过程的确变得更加容易，虽然学生的主观难度和满意度评估保持不变。我们因此得出结论，Gerloff假设不适用于译入二语(逆向翻译)过程。

正如预测的那样，在项目B中，学生GPA与其难度评估或满意度并没有关联，且这与翻译的方向无关。GPA是教师在第一学期对学生做出的学业评价，因而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测量。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相对于表现较差的同学，在第一学年收到教师积极反馈、获得高分的同学在面对翻译任务时并没有更加自信与乐观。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我们提出Gerloff“翻译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的假设的一个推论，即在经验与训练量相当时，较之差生，优生并未觉得翻译难度有所降低。

9.3方向性

该研究表明，相对于译入二语的学生来说，译入母语的学生能更好地避免干扰。虽然两组学生在假同源词和词汇化词串的表现显著提高，英语母语者在两个项目中的表现均优于希伯来语母语者。

那么，方向性如何影响任务难度？Campbell（1999Campbell, Stuart 1999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ource text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 Target 11:1. 33–63.  ）曾预测，“译入二语可能比译入母语更加困难”（34）。我们发现，方向性对新生的翻译难度影响甚微。在项目A中，英语母语者和希伯来语母语者“其他击键数”几乎相同，虽然英语母语者所花的时间更少。但三学期后，他们在两个项目中的表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项目B中，英语母语者的击键数远高于希伯来语母语者，且所花时间也多15分钟。与Campbell的预测相悖，对于高年级的翻译专业学生来说，译入二语言似乎比译入到母语容易。

在项目B中，英语母语者翻译的速度比之前更快，在相同时间内的击键数增加，而希伯来语者所花的时间和所产生的击键数均有所减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许多翻译项目，包括拜特哈贝尔学院和巴伊兰大学的项目，均强调译入母语的重要性（基拉伊1995：18）。当他们认识到译入希伯来文时译文的质量更高，而且将来专业从事希译英的概率很小时，希伯来语母语者不大可能相信，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将提高译文质量。和英语母语者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对粗糙的译文感到满意。因此，他们所花的时间和所产生的击键数相应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