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翻译（AVT）研究是极具前瞻性的新兴学科，其方法论的实验性特征不断凸显，如运用之前仅见于医学领域的脑电图描记术和心理生理学测量方法（Orero et al，2018）Orero, Pilar, Stephen Doherty, Jan-Louis Kruger, Anna Matamala, Jan Pedersen, Elisa Perego, Pablo Romero-Fresco, Sara Rovira-Esteva, Olga Soler-Vilageliu, and Agnieszka Szarkowska 2018 “Conduct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VT): A Position Paper.”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30: 105–126.。AVT研究也十分关注实践领域的新进展，如实时语音转录字幕翻译（interlingual live subtitling with respeaking，11.Respeaking: 一种通过语音识别技术生成字幕和文本的字幕技术。 Romero-Fresco & Pöchhacker，2017Romero-Fresco, Pablo, and Franz Pöchhacker 2017 “Quality Assessment in Interlingual Live Subtitling: The NTR Model.”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6: 149–167.）和不断变化的观众期待。它早已摆脱语言学的束缚，近来与翻译学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松散，转而关注媒体可及性技术议题（Bogucki，2019）Bogucki, Łukasz 2019 Areas and Method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Research. 3rd revised e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AVT研究进展迅猛，新文科中能与其发展速度匹敌者寥寥。电影翻译是AVT研究的核心所在，主要包括字幕翻译和配音。尽管近年来稍有忽视，电影不同语言版本制作中的转换技巧、技术限制与不可译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AVT研究的基石。《电影翻译1900—1950》一书却勇于探索鲜有人涉足的领域——电影业的发端，试图填补AVT研究领域一个显见的空白。

O’Sullivan和Cornu主编的这部著作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其所涉范围广，更在于其为读者提供的独特研究路径。现有的AVT研究文献大多聚焦视听文本翻译中的语言、文化、语用或技术问题，而电影语言和电影制作的符号学维度却少有学者关注。可以说，这与研究者的专业资质不无关系。本书的15位作者（包括两位编辑）中，11人有电影研究学位与研究专长。对此O’Sullivan和 Cornu 在其题为“电影史和翻译史的相遇：档案的诱惑”的绪言中做了清晰的说明。本书标题中的历史分期（1900—1950年）似乎表明其研究所涵盖的恰好是20世纪上半叶，且书中的章节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即无声电影置于有声电影之前，因为前者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向后者过渡的。虽然本书的时间线索是清晰的，但它并非以十年分段依序讨论，而是通过追溯电影翻译技术的发展历程来展开，即从字幕卡22.字幕卡：字幕的前身是字幕卡（intertitles）。早年的无声电影里，所有要用语言表达的内容都是印在硬纸板上然后拍下来，插在电影的序列之间来辅助讲故事。到字幕的转变。如今，字幕技术已广为应用，但与早期相比已然迥异。此外，本书的研究关注到了世界各地的电影翻译实践，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前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典、拉美国家和巴勒斯坦，这其中有些地区在AVT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到。然而，若本书还能涵盖更多的国家，那可谓是“锦上添花”了。说到此，波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笔者的脑海中，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来自波兰，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为世界贡献了大量的AVT作品，还有电影业界享有传奇地位的罗兹电影学院及其所藏档案。

无声电影修复是本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考虑到其研究范围设定为电影翻译发展史的早期阶段，这是合理的。本书第一章绪言后的五章，即Bryony Dixon、Claire Dupré la Tour、Dominique Moustacchi、Charles Barr、Thomas C. Christensen五位作者的贡献主要考察的是无声电影字幕卡相关问题。Geoff Brown的第七章则是围绕电影翻译符号学问题展开，探讨了音乐这一世界性语言在早期有声电影中的信息传达。随后Adrián Fuentes-Luque、Carla Mereu Keating、Charles O’Brien、Jean-Francois Cornu、Martin Barnier五人撰写的第八至第十二章中，配音是核心议题。虽然研究重点落到四种主要的配音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但诸如前南斯拉夫、罗马西亚这些少有人关注地区的AVT配音实践也有提及。第十三章中Rachel Weissbrod考察了政治形势和目标语期待如何影响电影翻译实践。Christopher Natzén的第十四章带领读者追溯了瑞典早期电影翻译的旅程，为瑞典电影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最后，Carol O’Sullivan在第十五章中讨论了英美两国引入字幕翻译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基于20世纪上半叶上映的几十部电影，这可谓是一大亮点，因为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比20世纪下半叶要少得多，而且当时的胶卷要比现代电影制品要难找得多。作为一部视觉艺术主题的出版物，本书配有丰富的插图，包括基于8张图版的14张彩色印刷品及40张黑白图片，其中许多是从电影档案中提取出的稀有资料。总体而言，本书的编辑工作是一流的，电影截图的整体质量无可挑剔，即使那些百年前老电影的截图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关于AVT历史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像本书这样综合全面的著作更是稀缺。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一些AVT手册里的历史性回顾研究，像Perego和Pacinotti（2020）Perego, Elisa, and Ambra Pacinotti 2020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Ages.”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Media Accessibility, edited by Łukasz Bogucki and Mikołaj Deckert. London: Palgrave.、O’Sullivan 和Cornu（2018）O’Sullivan, Carol, and Jean-François Cornu 2018 “History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edited by Luis Perez-Gonzalez, 15–30. New York: Routledge. 。正如本书护封上的简介所言，这是首部涵盖无声电影的AVT历史研究书籍。在其前言中，Paolo Cherchi Usai的评价也恰如其分，他说：“本书体现了一种早该实现的知识正义，它是探索一个广阔却近乎未知研究领域的第一步。”（xix）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者跟进。《电影翻译1900—1950》无疑会成为未来电影翻译早期历史研究的必读的文献，其中基于档案研究的实践知识随处可见。尽管它是一部成熟的研究著作，读起来却像是电影爱好者的游记，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体验向你娓娓道来。书中不仅有许多电影制作的幕后趣事，还有详实的档案科学论述。在翻译学领域，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一直是一大难题，但AVT研究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本书即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笔者向每一位对电影翻译感兴趣的人强烈推荐O’Sullivan 和Cornu的这部著作，不仅影视翻译史学者，翻译实践者也当一读。虽说今天电影翻译的方法可能与书中所描述的相差甚远，但对其起源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所面临的瓶颈，吃透相关的实践指导方案。在人生可及的时间范围里，电影已经经历了无声、黑白、模拟动态图像、交互式3D数字化制作的演变。我们无需等待影院的影片档期，掏出口袋里的电子设备即刻就可在屏幕上观看电影，这已是生活中的现实。不难想到，电影翻译的方法和技术已发展迭代，几乎全都基于翻译技术软件完成。《电影翻译1900—1950》一书带领读者踏上了电影研究者称其为“古史”的激动人心之旅，我们不禁好奇，二位编辑是否也在思考电影人常说的“续集”，也许可以名为《电影翻译1950—2000》。在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配音、画外音和字幕翻译技术的整合，激光字幕翻译向软件字幕翻译的转变，这些都会是其可以探讨的有趣课题。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流媒体、机器翻译和媒体可及性技术盛行的世界中，电影翻译史无疑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