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翻译的概念

为了应对最近许多研究试图探讨翻译协作及其概念基础，Alfer和她的同事引入了翻译协作的“‘混合’概念”，“将翻译和协作带入彼此开放的概念性互动”（Alfer 2017，286）。Zwischenberger（2016年，引自Alfer 2017，283）将协作定义为“一种打破自主和独立群体的联合决策过程”，他强调了协作的内在潜力，即它“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视角”。换句话说，它促进了创造一些不同的、新颖的东西，一些之前不会被创造出来的东西。Zwischenberger（2016）对协作的理解建立在Gray（1989，5）的假说上（同样强调于Alfer 2017，283）即协作是“看到问题不同方面的各方可以建设性地探讨他们的分歧，并寻求超越自己有限的认知的解决方案的过程。”协作促进创新也让单一行为体在此过程中拓展自我局限，这个概念的两个方面尤其适用于我们的两个案例研究，它们不仅是协作性翻译的基础，也是编作戏剧实践的核心理念：通过结合不同个体的投入，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是相加的，而且是转化的。

3.2作为跨语言实践的双语编作剧场

虽然现有的双语戏剧研究倾向于描述戏剧产品中书写的多语言策略，但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参与者在编作过程中如何进行跨语言和跨符号模式的交流。在小组活动中，在没有完整指导的情况下，参与者使用两种语言发言，有时在句子中间更替语言。其他策略包括：参与者使用不同的语言重复自己的话语；在缺乏必要的语言资源时相互协作或寻求他人的帮助；使用动作和手势来指导或表演场景；使用纸笔来制作场景提要并捕捉对话的大纲。

这些策略都属于跨语言实践概念的范畴。跨语言实践概念的发展是为了挑战双语行为的传统观点，其强调了有命名的语言的社会文化界限（见Otheguy、García和Reid 2015的讨论）。它强调了个人在多语言空间中的交流实践的动态流动性。在描述个人交际使用中可发现的创造灵活性时，语码转换或语码混合之类的概念被认为过于局限。跨语言实践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的交际能力包括语言和其他符号模式，如手势、指向和使用物体（Kuster et al. 2017）。在Kusters（2017）等人的描述中，人们在多语环境中所采用的跨语言实践活动（此研究关注的是聋人和健听人士的交流），突出了跨语言实践的位置性，对话者通过实验和犯错的方法适应特定的情况和对方的反应，实现了他们的交际目标：“随着资源的增加、扩展、修订，有时沉淀到特定的功能和语境中，跨语言实践因此改变了交流库”（Kusters et al.2017，220）。

对跨语言实践的关注不仅强调了个体交际能力的流动性，而且强调了个体身份的流动性：

人们不能直接地与特定的群体和身份联系在一起，例如民族、种族和社会文化；他们的表达意图的实践活动不能通过特定的语言被认定为 “属于”特定的（亚）文化。（Kusters et al.，2017，221）

通过“试图消除一些认为某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有价值的语言实践阶级”（García and Leiva，2014，200），跨语言实践具有转化的潜力。换言之，它可能有助于创造Bhabha（1990，211）所称的“第三空间”，“代替构成它的历史，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政治倡议”，“产生一些不同的、新颖的和不可识别的东西，产生意图和表达协商的新领域”（另见Jonsson 2017年的讨论）。我们的案例研究将提供一些例子，说明将重心放在跨语言实践，而非基于单一方向语言转换的常规翻译实践，确实能够增加创造翻译协作第三空间的可能性（Alfer 2017）。

3.3排练室中的翻译协作：协作性翻译与协作性创新的内在整合

我们目前关注的两个项目是建立在协作的转化潜力的思想基础上的，我们有意识地认识到协作性创新的好处，而且也许在无意识地情况下，我们利用了嵌入在双语创作过程中的翻译协作的好处。正是这种转化性协作的理念使我们在排练室处于翻译协作的前沿。事实上，协作性翻译和翻译协作的转型潜力在文献中尤其突出。正如Saadat（2017，351–352）所言，“翻译协作不仅假定翻译可以是合作的，协作也可以是翻译的，它而且还将权威、参与和影响作为翻译行为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另见Alfer 2017和Schwimmer 2017的讨论）。

然而，在我们的两个案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性和戏剧性这两种形式的合作整体交织，它们的本质都融入了编作过程，内在地相互联系和重叠。此外，在缺乏翻译协作的源文本的情况下，在创作戏剧材料的过程中，团队可以探索不同的方式来组合、合并和模糊语言，并通过利用他们大量共享的符号库和交际库，超越了语言模式的交流方式：换言之，发展跨语言实践的活动可以得到有效的翻译协作。

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是一种挑战，这个过程与主流翻译实践不同，主流翻译实践将翻译视为“附加物”或“事后的思考”，通常利用较少的资源使单语交流可以能被其他语言社群理解，这是交流的次级过程。相反的，跨语言交流在这里被优先考虑并被视为本文所讨论的两个项目的内在和必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聋人／健听人士研讨会的产生正是刻意为了摆脱作为“附加物”存在的单向语言转换的想法，或者一般默认的做法就是安排手语口译员来翻译，这也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做法。（Richardson 2018）。

在这里研究的戏剧项目中，协作性翻译的过程成为每个团队的共同责任。与通常描述的协作性翻译实践不同，至少在原则上，队员们的角色既不是自上而下分配的，也没有依职能被划分为来源者、制作人、演员或翻译人员；相反，参与者对每一个方面都负有责任，他们可能在任意时间点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固定的角色。而所有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直观而流畅地表达观点。因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正是由于缺乏受规范的典型翻译，并通过合作跨语言实践的发展，我们为翻译协作创造了一个有效的空间。

5.1英国手语/英语研讨会

英国手语/英语研讨会中的参与者以小组形式编作新剧场素材，他们在五天创作出一共九部短剧。在创作过程中，参与者需要在英国手语和英语之间进行协作，而大多数参与者几乎没有跨语言实践或与口译员合作的经历。因此，进展有时十分缓慢。此外，在项目期间，聋人和健听人士都感受到了健听霸权主义的内化。当有聋人和健听参与者的小组选择只使用英语口语作为工作语言时，这一情况最为严重。Dan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他在自己的反思日记中指出，他所在的一个小组“存在权力不平衡的情况，聋人参与者基本被排除在创作过程之外。”尽管如此，在那一周情况还是得到了改善。本节将介绍参与者成功形成有效的翻译协作团体的示例。

这一组在项目第三天的下午和第四天工作。这个项目有四名参与者，其中两人是聋人。Moria只会英国手语，但Sean会用助听器并且他习惯用英语口语（比如，与他健听的父母交流）和英国手语（与聋人朋友交流）。在两位健听人士中，Michaela只会一点英国手语，Jasmine则完全不会，但两人都是精于肢体表达的表演者，擅长手势交流和模仿。四人至少都能读懂书面英语。如果他们无法交流，还可以选择使用英国手语/英语译员。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一组，是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不让一种语言凌驾于另一种语言之上的意愿，并为之付出努力。更准确地说，每位参与者都把运用所有交流资源促进组内交流视为己任。所有参与者都做手势并写笔记；聋人参与者读唇语；健听参与者使用简单的英国手语；有时，我们能看到组内的口译活动，几乎都是由Sean担任译员。每位参与者都意识到自己积极贡献对于协作过程的必要性。他们抛开语言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以交流协作作为准则的跨语言实践的工作环境。

重要的是，模仿和做手势成为了通用语。Moira在她的反思录像中记录道：“我们从做动作开始；我们没有进行对话，只是做了一些动作来帮助即兴创作。这帮助我们思考剧本中的用词，但现在，我们把对话放到一边，只专注于动作。”

与此同时，每位参与者都努力培养双语能力以促进组内交流。健听人士，Michaela和Jasmine开始运用他们在那一周学到的手语。“每天学习更多的英国手语词语/短语帮助我理解和交流，而且这学起来也很简单”（Michaela在日记中写道）。在语言的另一端， 在外从不使用声音帮助交流的聋人参与者 Moira ，也尝试通过单独与Michaela一起工作来提高读唇法技巧。“我们准备好后，就像镜子里那样面对面坐着，我观察她的唇形，这样我们就可以练习从唇形中提取线索”（Moira在视频日记中记录道）事实上，到第四日下午，Moira报告道：“一切都靠练习。在项目开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对读唇术还感到十分困惑，但现在我能更自信地与健听人士讨论并努力读懂他们的唇语。”此外，本组还创建了一个供所有参与者使用的直观的线索表，这个表用简单的英语总结了短剧里的动作。

尽管参与者很努力，交流还是很困难，但当需要翻译时，他们却很少使用专业译员。相反，Sean（聋人，但可以通过助听器听懂对话）承担了组内口译的责任。Jasmine认为这特别有用，她在反思日记中记录道：“在小组中有一个人能进行英国手语-英语的翻译，让对话及接下来要说什么的协商更容易了。”

在一整天的工作中，这组只向专业译员求助过两次，因为那时他们发现仅使用自身资源，交流无法进行。这打断了项目过程中的实践（就像是外在世界的语言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视专业译员为有效交流的先决条件。翻译的责任就完全落到译员身上，翻译被排除在创作过程之外，真正协同工作的潜在效果也会打折。然而，本文提及的这个小组拒绝这样做，并力求做到最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协作跨语言实践使小组成员之间能建立起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翻译协作。

此外，组内并没有发现到等级的划分，而这也这加强了协作过程。在那一周，Moira和Jasmine在不同的小组中都表现出清楚的领导技能，Sean则选择了另一个权力位置，即成为小组口译员。换而言之，这一组似乎创造了Heddon和Milling（2016）所描述的剧场参与式民主。Moira表示，每个人“都在提出想法”。项目负责人在组外观察到，健听参与者没有通过以英语主导对话来坚持健听霸权主义的语言实践，聋人参与者也没有通过使用英国手语在自身和健听创作者之间划定界限。与此相反，他们运用各种交流能力来确保平等参与。跨语言实践是支持翻译协作的实践机制，翻译协作也为协作创作提供了途径，使参与者在无等级的环境中直接互动，在这一环境中，两种语言被平等对待，成员不依赖职业译员也不把重点放在单向的语言实践。在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喜欢/讨厌研讨会中，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一组中，语言转换过程中的等级和固定角色在某个下午被短暂地复原了。这对参与者在创作过程中运用材料的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5.2交流中断：喜欢/讨厌研讨会

喜欢/讨厌研讨会在皮尔森城进行的第二天下午，一位捷克的数字媒体专家受邀接受采访，分享专业信息。这场采访的原意是帮助激发创作过程。然而，这个下午激发协同创作场景的只有一个视觉元素：一个漏斗的图像。为了描述市场营销策略，这位专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漏斗。他的话语信息并没有激发创作。

四位捷克参与者因其德语能力而被挑选出。在项目过程中，项目负责人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角色：P-C-3是采访主持人，负责用双语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进行提问；其他三人,P-C-2,P-C-6和P-C-7负责将专家的回答译成德语。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就像所有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那一整周，他们运用跨语言实践策略在小组工作过程中进行沟通，并协同创作场景。他们的德语水平十分出色，这使得他们能在小组和全组讨论中自行翻译解说自身的贡献。虽然在全组讨论中，他们有时也会被要求帮成员翻译，他们作为“译员”的这一角色通常是流动且不固定的。他们做正式口译的经验很少甚至是没有。他们和项目主持人都低估了即将参与的任务的难度。

专家采访持续了近两小时。起初，每个人都围成一圈落座。负责口译的P-C-2,P-C-6和P-C-7在这个圆圈内按一定的间隔围坐。图1说明了采访开始时的房间布局。

大家很快就发现房间的音响效果有问题。首先，专家和主持人使用的麦克风有很大的回音。此外，房间里总是同时出现好几个声音：受邀专家的声音以及口译员们的声音。因此，房间里的音量在几秒内成倍放大，房内众人无法听清每个人说的话。这使得口译员的工作条件变得极为困难，其他人也很难听清口译内容。

为了听清口译内容，其余的参与者很快聚集到指定的口译员身边。参与者主动靠近指定的口译员表明他们对口译员的依赖。图2说明了采访开始约10分钟后的房间布局。

在翻译最初几个问题时，P-C-2，P-C-6和P-C-7还不确定要如何完成任务。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培训或指导，不知道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语言转换。

图 1.采访开始时的房间布局。德语参与者以深灰色标出，捷克语参与者以蓝色标出。指定的口译员，P-C-2，P-C-6和P-C-7以黑色圆圈标明。RES是与会观察者。

起初他们有所犹豫，然后都尝试做同声传译，但他们并非对着特定人群说话，而是对着整个房间说。口译员中途逐渐停止了，他们提出问题，或甚至当他们意识到没有人听得到口译内容时，他们完全停止了口译。他们很快就采取了不同方法应对这一情况。 P-C-6是一名德语研究专业的学生，有一点口笔译经验，她选择了耳语同传的模式。她把凳子往后稍微挪动了一下，这样她周围的德语使用者往前倾就可以听到她说话。她是唯一一位整场采访都持续口译的译员。P-C-2和P-C-7尝试进行交替传译，在专家用捷克语回答提问后将其翻译成德语。有时他们的译文十分简短。P-C-2和P-C-7在不同的节点都寻求了其他参与者的帮忙。例如，P-C-2努力吸引主持人P-C-3的注意力来向他求助，或是直接开口求助。

图 2.采访开始后大约10分钟时的房间布局

这项工作很快就让P-C-2和P-C-7都感到不知所措。大约四十分钟后，P-C-2最终用一种明显沮丧的声音喊道：“我有时虽然能理解内容，但我不知道如何翻译。” P-C-7的声音则是几乎被房间中的其他噪音淹没了。他的小组正在进行第二级翻译，一位德语参与者为另外两位成员将德语译成阿拉伯语。即使如此，P-C-7努力保持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但此后他由于头痛欲裂而不得不宣布放弃。他从位子上起来后双手抱头坐到了房间的另一边。捷克的双语主持人PL-C坐到P-C-7的位子上并接任该角色。随着访谈的进行，P-C-2继续努力着。大约八十分钟后，她请专家用捷克语和英语回答问题。由于通常在Čojč剧场中不鼓励使用英语，因此她的请求可以被看作是她越来越沮丧的征兆。但她仍继续寻求合作，例如，她请PL-C帮助提供有关数字媒体内技术可能性的词汇。在这个阶段，PL-C为整个小组提供了摘要性的翻译。当对话内容转到商业、经济和虚假新闻时，剩下的两名口译参与者P-C-2和P-C-6越来越多地依靠PL-C的帮助。这几个话题内容使P-C-2退出翻译流程。

不仅是捷克语口译参与者认为以上情况具有挑战性，大约一个小时后，三名德语为非母语的参与者也从该小组退出，移到房间的角落里躺下，其中一人完全离开了房间。在访谈之后的小组讨论中，所有参与者都不愿进行任何形式的语言传递，只让PL-C继续德语翻译。在晚上的反思环节中，当参与者被问及他们对下午表现的评价时，“艰巨”和“无聊”是两个最常用的形容词。55.作者已将所有被引用词汇从德语翻译成英语。在反思性讨论中，捷克参与者的评论由他们自己、其他参与者或PL-C译成德语。

几天后，P-C-7回想起来说：“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彻底完了。” 他强调说，房间里密不透风和盛夏高温的状况，使得他的口译角色对心理和身体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此外，对话的词汇复杂性以及许多人依赖他来理解这一状况使他不堪重负：

这是第一次(我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是的，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些人来翻译……我以前只为一个或两个人(做过翻译)，没有为十个人进行过翻译……而且由于我听不到捷克语所以我必须很快地进行翻译。是的，难，很难……这些话真的很专业。它们是技术术语，例如与计算机有关的术语，是我无法用捷克语表达的词汇。（笑）

不过，他回想起来，表示很珍惜这段经历：“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实践。”确实，从研究访谈中可以明显看出，捷克语参与者普遍希望培养自己的语言技能。相比之下，德语参与者倾向于强调戏剧经验作为参加的主要动机。研讨会的媒体助理P-C-10还强调了被安排作为口译员带来的责任、压力和满足感：

对我来说真是太奇怪了，因为我一直都只是做听众。 有一天，其中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很随意地朝我走过来，然后说：“嘿，我知道，你会翻译的。” 然后她就离开了。 我就“呃，哦，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呃…啊…”然后我就 “哦，对”，然后我做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也许整个过程并不难，但真的确实挺好的。66.访谈用语为英语。

P-C-7和P-C-10都认识到他们的语言能力使他们在排练室中拥有一席之地，或者像P-C-7的评论那样带点愉悦：“在这里我的角色很重要，很重要。”

在晚上的反思会议中，主持人们对下午的情况感到失望，虽然他们失望的原因与参与者不同。 PL-C认为，下午后半场依靠他进行语言传递的参与者“有点懒”。他清楚地意识到，除了作为主持人的权威之外，身为一个捷克语和德语的双语使用者也让他在排练室拥有权威，但他的观点是“我们教孩子们交流，而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剧场”，也就是说，他首先把双语的Čojč研讨会，例如“喜欢/讨厌”的案例，视为一种Begegnungsmethode（“促进会面的方法”），“为德国人和捷克人的会面搭建使双方能无障碍沟通的语言桥梁”（Čojč2018）。换而言之，研讨会的基础是交流协作能促进无等级的、参与性过程（Heddon和Milling，2016），但这一观点和主持人认为应该“教导”参与者的责任相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参与者主要是在责任方面感受到排练室中理想的权威转变，但领导者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