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貝克（Baker，2006，2007）在其論述翻譯與衝突的研究中採用（重）構概念[the concept of (re)framing]以來，對構建概念及其理論的關注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見解：翻譯作為一種不斷動態生成的過程，充滿建構、調適和協商等多層次的複雜活動。由 Dominique Faria、Marta Pacheco Pinto 和 Joana Moura 主編的《重塑譯者，作為重塑者的譯者》在翻譯領域的貢獻啟人深思，它對翻譯的新變力量提供了一種開創性的視角，並深入探討了作為重塑者的譯者之多面角色。此書挑戰了將翻譯僅僅視為意義傳遞的傳統觀念，將譯者定位為在重塑文化、語言和社會現實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積極推動者。

本卷由多名領軍專家撰寫，主體分為四個部分，前有引論，後附索引。通過對案例研究、理論框架和跨學科見解的嚴謹分析，本卷為重新定義譯者在當今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和意義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這些特點使它在諸多出版物中鶴立雞群，非同凡響。在翻譯研究領域，有幾部類似著作也涉及重塑問題，毫無疑問，其中最系統、全面詳實的是Almanna和Martínez Sierra (2020)的著作。然而，本卷同後者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存在差異。

首先，本卷特別關注譯者作為重塑者的角色，探討譯者如何積極重塑文本並影響其在目標文化中的接受與認知。其次，它採用跨學科的方法，批判性地討論了既存的翻譯理論與框架。再次，本卷強調譯者的仲介身份，宣導提高社會對譯者的認可與理解。尤其凸顯的是譯者的跨文化媒介身份對促進文化多樣性和挑戰霸權話語的作用。最後，本卷對案例研究、理論框架與跨學科見解提供了全面完整的分析，並從協同、創造力、副文本和性別等方面對重塑概念及理論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審思。

一言以蔽之，本卷主要探討了譯者在重塑文化與語言現實中的仲介作用，而 Almanna 和 Martínez Sierra（2020）則側重於分析翻譯在重塑社會與文化語境方面的廣泛影響。在本卷的封面扉頁，編者的話赫然映入眼簾，他們一語中的地指明，本卷“彙集了跨學科視角的諸觀點，透過仲介者來看待翻譯”。導論部分為全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面而均衡地概述了正文內容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與方法論。本卷將故事講述中的重塑和翻譯過程中的重塑平行並置，引人入勝，耐人尋味，如同《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為故事不斷設計懸念的講述方式一樣，有效地為更深入的探討做了鋪墊。讀者既感到好奇，又心馳神往於深入鑽研翻譯的奇幻世界，渴望體驗翻譯重塑世界的美妙。

第一部分，“重塑協同”(“Reframing Collaboration”)（第一至三章）， 這一部分闡明了翻譯的協同特性，深入探討了作者與譯者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並採用檔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11.檔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檔案研究法，指使用因非學術目的而得到的資料來檢驗假設或探討多個變數之間關係的研究。檔案材料包括報紙的報導、政策或團體的記錄、書籍、雜誌、個人信件、講演稿等。與文本發生學（genetic criticism）22.文本發生學（genetic criticism）：文本發生學是研究者從作者筆記、記錄、便條、短箋、往來信函、批註、計畫、方案、草稿、謄清的稿子等繁雜的前文本重建作品寫作過程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其研究方法被引入翻譯過程研究。的方法揭示了翻譯決策過程的複雜性。第一章為Patrick Hersant對一名作家兼譯者John Rodker（同時，他也是一名出版商）的案例研究。通過對書信往來和現存手稿進行檔案研究，以確定影響譯者表現的因素。第二章，Ariadne Nunes 和Marta Pacheco Pinto分析了Ling Ling作為其故事作者與譯者的重塑過程，審視了重塑過程背後的協同改寫活動，“開顯出形塑改寫事件的實質性與創造性”（36）。第三章，Rúbia Nara de Souza採用了文本發生學的方法考查基於自譯（self-translation）33.自譯（self-translation）：在自譯的情況下，與標準翻譯不同，原文作者和譯文作者是同一個人。這種作者兼譯者的身份(author-cum-translator persona) 往往被認為會對自譯的過程和作品產生影響。的詩歌《香頌曲》（“Chanson”）的協同翻譯過程，顯示出詩人創造過程中作者兼譯者角色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重塑創造力”（“Reframing Creativity”）(第四至七章)，這一部分的開篇(第四章）為Margarida Vale de Gato對重塑文學翻譯訓練的分析，其研究主要涵蓋於翻譯研究四次重要轉向的範疇內。她主張在文學翻譯課程方案的設計中，融入創意寫作與協同式、多語種的教學方法。第五章，Ariadne Nunes和 José Pedro Sousa細讀了西班牙短篇笑劇《幕間喜劇》（entremez）的葡萄牙語譯本，探討了其表演、諷刺與翻譯以外的政治觀點的重塑，開顯了戲劇翻譯的多層次過程。第六章，Vanessa Montesi通過分析置於一組重塑繪畫佈景中的舞蹈表演《匹特曼》（Pitman，這個單詞也有煤礦工人的意思）討論了媒介間的翻譯。而後，她對記憶的重要性展開了分析，揭示出目標語文化與譯者重塑記憶的多種方式，與此同時，目標語文化與譯者也被大量的副文本44.副文本（paratext）：副文本指的是圍繞在作品周圍，強化作品，並確保它以某種形式得以呈現、接受和消費的各種語言和非語言的伴隨形式。副文本可以分為內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內文本指封面、標題頁、作者姓名、副標題、題詞、前言、序言、注釋、跋、後記等；外文本包括採訪、日記、訪談、書信、出版社的廣告、海報等。副文本和正文本一起構成完整的作品。在翻譯研究領域，副文本概念和視角的引入能拓展翻譯理論闡釋空間，給翻譯研究的各個領域，包括翻譯史、文學翻譯、視聽翻譯、翻譯中的意識形態話語分析等提供廣泛的話題和研究方法。訊息（paratextual materials）重塑。第七章，Marisa Mourinha調研了Antonio Lobo Antune寫作的長篇小說《船》（As Naus，1988）英語譯本與義大利語譯本的文學力量與格調品味，揭示出：重塑性副文本（諸如註腳或辭彙表等）的缺失會影響目標語受眾的認知。

第三部分，“重塑副文本”（“Reframing Paratexts”）（第八至十章），這一部分揭示了：1. 文本以外的元素[諸如導入語、註腳和封面設計（cover art）55.封面設計（cover art）: 指用於書籍、電影、音樂等作品封面的圖形藝術設計, 通過圖形可以揭示表達圖書的主題和中心思想，旨在吸引觀眾或讀者的注意力，展示作品的特色和風格。它通常包括藝術設計、圖像、標題和作者等資訊。其目的是通過視覺效果來吸引目標受眾，讓他們對作品產生興趣。]如何重塑文本的接受；2. 形成一部譯作的多重中間因素與視角[通過分析檔案材料與副文本]。其開篇（第八章）為Kalliopi Pasmatzi對翻譯《埃萊尼》（Eleni）的內文本（peritextual）和外文本 (epitextual) 諸元素的討論66.內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參見注解4. 副文本（paratext）。。她辨析了譯者慣習（translatorial habitus）77.譯者慣習（translatorial habitus）是在先前社會實踐中通過教育和培訓習得的性情傾向系統，是個體早先社會體驗對人的性格的結構化。這些傾向性特徵是相關個體在未來社會實踐中形成感知和做出判斷的基礎。與翻譯仲介（translational agency）的概念差異，從而提出了翻譯仲介由仲介中心（即翻譯過程中的策略、決定與行為）向產出中心（即根據有效性、可讀性以及是否成功傳達源文本的意圖與訊息而評價翻譯的最終結果）的轉向。第九章，Dominique Faria進行了基於語料庫的調研，研究對象為21世紀葡萄牙文學作品的譯者序言，研究揭示了作為自我重塑者的譯者如何形塑自己的形象，而成為葡萄牙譯者形象的重塑者。第十章，Emilio Amideo對蘇格蘭詩人Jackie Kay展開了研究，其研究焦點在於這位詩人多重流動身份的“位移”（translocation），特別是其流動身份的重塑，主要體現在對其詩集《領養手續》（The Adoption Papers）與《同伴》（Fiere）中詩歌的義大利語譯本副文本元素的分析之中。

第四部分（本卷的最後部分），“重塑性別”（“Reframing Gender”）（第十一至十四章）。Eleonora Federici寫作的第十一章開篇調研了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基於翻譯的非洲經歷與非裔散居體驗，並分析了它們是如何譯介給義大利語讀者的。第十二章，Luisa Marino討論了調適跨文化性別敘事的重塑策略，具體體現為Lola Shoneyin的《巴巴·塞吉妻子們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Baba Segi’s Wives）面向義大利文學界與圖書市場的譯介。第十三章，Alexandra Lopes分析了Charlotte Brontë的《簡·愛》（Jane Eyre）在葡萄牙出版的譯本，認為重塑行為是“小說重新面世的前提”（277）。第十四章，Anita Kłos論述了Annie Vivanti的《喀耳刻》（Circe）譯本中女性聲音的重塑，展現了重塑在文學文本的翻譯與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功效。最後這一部分針對女作家的代表性和翻譯所面臨的挑戰，呈現了頗具洞見的研究，並通過分析副文本與形塑策略，對翻譯會如何影響性別視角，提供了一種引人深思的探討。

通觀全卷，撰稿人憑藉來自文學、電影與媒體的廣泛案例研究來詮釋翻譯的新變潛能。這些例子之所以珍貴，在於它們有效說明了譯者如何駕馭文化語境、權力機制與微妙語言的複雜相互作用。通過案例分析，作者闡明了翻譯行為所固有的倫理與社會政治內涵，並凸顯了譯者作為文化仲介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此卷的優點如下。首先是它採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這豐富了我們對翻譯的理解，提供了頗具思想深度的洞見。通過融匯來自文學、舞蹈設計、比較研究、社會學、女性主義以及其他學科的見解，作者們進行了細緻入微的翻譯分析，將翻譯呈現為一種需考慮多方面因素、依賴於語境的過程，由此提出了一種翻譯整體觀：將翻譯視為文化、認知與社會因素的複雜相互作用。這種跨學科的透視開顯出譯者協商與形塑意義的複雜方式，凸顯了語言、文化與權力結構的複雜關聯，這將引導讀者視翻譯為一種超越語言的活動，並意識到其更寬泛的社會與文化內涵。

此外，本卷還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範本與概念，以拓展我們對翻譯的理解。貫穿全卷的核心概念為“重塑”，這一概念質疑與挑戰了傳統的語言對等概念的有效性，同時，這種說法與“創造性的背叛”的觀點相契合，“重塑”也是將“創造性的背叛”納入翻譯過程的整體。通過重塑文本，譯者不僅傳遞意涵，而且重新設定文化意涵，挑戰佔據主導地位的敘事。重塑方法有助於積極建設對翻譯本質的討論，這一討論從過去一直持續到當前，它引導讀者對譯者作為新變仲介的角色進行批判性反思。進而，這種批判性分析啟迪學者與專業人員重新思考翻譯的概念，激發該專業領域萌生新視角與新方法。

本卷的社會學與倫理學貢獻也值得稱道。通過凸顯譯者作為仲介與文化中間人的角色，諸位編輯與撰稿人強調了他們彌合差距、挑戰陳規與促進文化間對話的潛能。這種對翻譯角色的社會政治學維度的闡釋契合了當前重視多元文化主義與多樣性的全球趨勢，再次確證了譯者的重要地位：他們穿越語言與文化的邊界，促進相互間的理解，培養與提升同理心。

儘管如此，筆者還是想提出一些小小的批評意見。雖然此書成功地提出了一種翻譯範式轉移的視角，但尚存亟待改進之處，即尚未對具體案例提供更為深入的分析。儘管書中的例子引人入勝，說理清晰，但更詳盡的分析應著墨於特定的翻譯過程與翻譯面臨的挑戰，這將增強此書的實用性。此外，幾乎所有作者都來自於西方國家，所有案例研究都僅涉及西方語言，比如英語、義大利語以及葡萄牙語。遺憾的是，東方學者的研究處於缺席狀態，而東方國家有悠久的翻譯史（比如中國）。

瑕不掩瑜，不可否認，《重塑譯者，作為重塑者的譯者》是翻譯研究領域的一部傑作。該書以範式轉移的視角、跨學科的方法以及認真細緻的案例分析，對傳統翻譯觀提出了挑戰，形塑了譯者形象：將譯者作為重塑文化、語言與社會現實的積極推動者。作者鼓勵讀者對翻譯理論與框架進行批判性重審，從而反思翻譯在當今全球化世界中的新變潛能。對於有興趣研究翻譯的複雜機制的學者、研究人員與專業人員而言，這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必讀讀物，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翻譯在文化理解與對話中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