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2011年3月，香港《明报月刊》和新加坡青年书局联合出版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两卷新加坡华文小说选集。在该选集的引言中，主编希尼尔，暨新加坡作家协会的现任主席，讲解了该选集中的华文作家所应对的显著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对（他们的）母族文化的坚持、对教育制度改革的忧心、对土地变迁记忆流失的怅然、对市井小民生活的关怀等”（Chen 2011Chen, Rongzhao (ed.) 2011 Xinjiapo dangdai huawen wenxue zuopin xuan. Xiaoshuo shang/ xia jua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Fiction; in 2 vol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Mingpao Monthly and Youth Book Company.，vii；笔者译）。

这里挑选的主题不是无足轻重的，前两个属于语言和文化，特别是该选集背景中的中华语言和文化。事实上，这并不是新加坡唯一一本致力于中华语言和文化主题的文学作品选集。早在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就出版了一本名为《点滴》（Droplets）的汉英双语选集。正如前言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该选集以“新加坡华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危机”为中心（St.André 2001St. André, James (ed.) 2001 Droplets/Diandi.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1）。这是一个把该选集串在一起的主题，旨在汇集华文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创作的作品。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形成了一个“有时变得敏感的话题”的文学语料库：新加坡社会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边缘地位（15）。这一主题的推力使得作者亟需关注（中国）语言、种族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17）。该主编进一步指出，双语选集的目的之一是让那些不懂中文的新加坡人能够接触到这些作品的英文翻译，以便“体会大致从独立到1990年之间，新加坡讲汉语的华人对新加坡社会不断变化的本质的感受（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仍然能感受到的）”（同上；笔者加粗）。

什么是“新加坡社会不断变化的本质”，以及它与新加坡华人讲的语言有什么关系（要注意的是在这里“说华语的华人”被前景化为语言社区）？11.文中“汉语”一词是广义的，涵盖了新加坡的不同方言社区，这些方言社区都拥有各自明显的区域方言。然而，当谈到恐英症这一问题时，方言差异在讲汉语的华人社区中则显得微不足道。在多语言社会中，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具有敏感性，因为不同的语言社区将不同的价值观与其各自的语言或语言变体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相互冲突的语言意识形态（Spolsky 2004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新加坡既是如此，这是一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社会，其人口主要由三个种族组成：75.7％的中国人，13.9％的马来人和8.4％的印度人（新加坡统计局，2006年）。新加坡的地缘政治现状使得语言问题变得不稳定，需要一个能够调和不同的种族认同（体现在各自的语言中）的统一民族认同的语言政策。为此，对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普通话）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认可已经成为通过促进多语化来保持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种族和谐的奠基之策。22.有关新加坡语言政策的详细调查，请参考Rappa和Wee (2006Rappa, Antonio L., and Lionel Wee 2006 Language Policy and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New York: Springer., 77–104)。有关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社会历史状况，请参考Dixon (2009)Dixon, L. Quentin 2009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Its Sociohistorical Roots and Current Academic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8 (1): 25–47.。

正如Simpson（2007Simpson, Andrew 2007 “Singapore”. In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 ed. by Andrew Simpson, 374–3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9）指出的那样，对语言政策及其实施的批判性考察揭示了英语以何种方式优于母语（即中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作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英语不仅是社会各阶层的工作语言，而且是各级教育的唯一教学语言。凭借这些实用功能，面对其他母语，英语在多语种的新加坡取得了支配地位。自国家独立初期以来，英语与作为大多数新加坡人母语的华语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局势就一目了然。随着英语的主导地位愈发明显，新加坡的华人社区越来越担心，受过汉语教育且主要讲华语的新加坡人与受过英语教育且主要讲英语的新加坡人相比，在求职方面会处于严重的劣势。南洋大学（当时东南亚唯一一所使用中文的大学）与使用英语的新加坡大学的合并，以及所有主流学校最终转变为以英语为媒介的教育机构（见Bokhorst-Heng 1999Bokhorst-Heng, Wendy D. 1999 Language Is More Than a Language. Singapor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3），被视为华语教育在新加坡终结的象征。在学校里，中文目前被降级为一门语言课——而非众多学科的媒介语。

近年来，英语的重要性已经对新加坡的语言使用趋向产生了影响，而这又加强了英语的象征性权力。随着在主流教育机构中实施“英语必知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Kachru 1992Kachru, Braj B. 1992 “Models in Non-native English”. In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Second edn), ed. by Braj B. Kachru, 48–74.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许多新加坡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L1），一种母语作为第二语言（L2）。由于英语在学校大纲中占优势，它逐渐使中文（以及其他两种母语）在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学背景下黯然失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内这一情况变得尤为明显，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越来越多地将英语作为家庭语言（新加坡教育部2004,22）。新加坡政府认识到，这种年轻孩子在家中几乎接触不到中文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而这也进一步体现在年轻学生与兄弟姐妹或朋友交流中更少使用中文（同上）。这些发现与学者们的观察一致，即英语是当代新加坡许多年轻人唯一感到自信的语言（Lim和Foley 2004Lim, Lisa, and Joseph A. Foley 2004 “English in Singapore and Singapore English”. In Singapore English: A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ed. by Lisa Lim, 1–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6）。

1.恐英症，双语模式和身份话语

正是在这种社会语言背景下，新加坡华语华人社区才形成了一种恐英感。这种恐英情绪的特点是担心英语和英美文化对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施加霸权性的压力，而后者被新加坡的华人社区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种情感可以视为新加坡华人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恐英/亲华立场。在这种情况下，“anglophobia（恐英）”一词通常与“sinophilia（亲华）”一词相关，后者指的是汉语社区对汉语语言及其相关文化的文化倾向，而这一概念是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的。

本文探讨在这种社会语言背景下英语和汉语双语运用所引起的紧张和矛盾。笔者借鉴了Ho（2010）Ho, Elaine Y. L. 2010 “Chinese English, English Chinese: Biliteracy and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Culture: Word and Image, ed. by Kam Louie, 55–7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对香港双语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双语模式和身份话语的分析方法。通过集中关注双语模式——或者看待双语的方式（57）——Ho探讨了身份话语，这种话语“从英汉交差，即两种语言的结合与分离之处产生”（60）。她从双语文本的内容和主题、两种符号系统，以及基于本地-全球身份的平行文本的实例三个层面，剖析了英语和汉语作为翻译语言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谈到三套双语文本时，Ho展示了关于双语文本和文化认同的各种翻译分歧：翻译可以将一首被批评为去国有化与去民族化的诗歌重新刻画为它所批评的身份话语；它可以通过打破传统上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相关的等级值来建立汉英共时性；或者它可以使具有相同内容和主题的两个文本分道扬镳，并分别表现出本地身份（即香港）和全球身份。

本文集中关注在文学翻译中，新加坡的恐英症被协商的方式。本文还将在新加坡英语和汉语之间的权力关系背景下，探讨翻译恐英症对翻译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的影响。本文根据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上下文来解读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比喻，这一策略使我们能够发现从文学作品的上下文中产生的、潜在的、意识形态上的蕴含意义，并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意识形态的立场（无论是否由作者故意植入文本中）是怎样在翻译中被调和的。本文提出了以下问题：

1. 将带有恐英或亲华主题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后果是什么？

2. 翻译怎样转移汉语文学作品中的恐英内容？

3. 英汉的自译实践产生什么样的身份话语？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笔者将以三个跨语言实践案例作为新加坡的双语模式进行分析，并着眼于从英汉之间的翻译空间所产生的身份话语和内部矛盾。

2.将恐英/亲华诗歌翻译成英文

鉴于英语霸权地位的日益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汉语言文化影响的减弱，华语社区的精英成员对他们的文学武器边缘化状况做出了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化危机成为新加坡汉语文学的一大主题。致力于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两个新加坡华人阵营之间的对立关系：讲英语的新加坡华人——他们不懂汉语，并且在文化上倾向于英美（通常被统称为“西方”）文化，以及讲汉语的新加坡华人——他们不仅精通汉语，而且充分汲取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这种二分法——让人联想到Tan（2002Tan, Eugene K. B. 2002 “Reconceptualizing Chinese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Chineseness in Singapore”. I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ed. by Leo Suryadinata, 109–136.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32）提出的受过中国教育/说汉语的/组屋区居民与英语教育/说英语的/大都会新加坡人之间的划分——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几乎是刻板地重现。在一篇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作为比喻进行研究的文章中，St. André观察到

新加坡华人文学作品倾向于把永恒的“中国文化”具体化，并告诫新加坡华人要记住它，不要忘记。这种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近代的，以其文明古迹和辉煌成就而闻名，并且由可以列举出的固定和永恒的元素组成，并且必须像……茶一样保持纯净。最后，汉语被视为在记忆和写作中保存这种文化的最基本具；它的消失标志着新加坡所有中国文化的终结。（St.André 2006aSt. André, James 2006a “ ‘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Writing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 (1): 33–55.，40）

新加坡华人作家对保护中国文化这一主题的关注表明了一种亲华的态度，这就意味着一种恐英的意识形态立场。后一种立场通常表现为对英国语言和文化对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的（负面）影响而感到悲哀或讽刺 。请看下面这首名为《雨夜记》(Stormy Night)的诗。此诗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被翻译成英文。这首诗取自双语选集《点滴》(Droplets)，其意识形态主题是“新加坡华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危机”。因此，在其出版背景下，此诗因而很容易被解读为华语社区(该诗人是其中的一员)中的一种恐英和亲华情绪的表达。

雨夜记	STORMY NIGHT
/朱德春	by Choo Teck Song
午夜惊醒	Jolted awake at midnight
发现在窗外喧嚣的	Only to realize the clamour outside my window
竟是西风	Was the west wind;
雨正以破坏的速度	With destructive speed, the rain poured down
蹂躏这片吾爱	Trampling on my beloved,
祖先曾辛勤拓荒的	The land our forefathers worked hard to open up
土地	Our soil.
土地上有热带风情的椰树	In this soil, grew tropical coconut trees,
有移植生根的橡树	Transplanted rubber trees,
有东方古典的松树	And oriental classical pines.
怎么竟在一夜之间	Why have they, in the space of one night,
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西风骤雨的	Been subjected to the attack of the violent western gale
吹袭	On their own soil?
我急急推窗远眺	Hurriedly, I pushed the window open
要看清楚这风雨之夜的轮廓	To see clearly, the outline of this stormy night.
究竟西风横吹到几时	How much longer would the westerly wind
究竟多少落木萧萧下	continue to blow? How many more trees would continue to fall silently?
不用说你也会知道	Needless to say
扎根最深的不会轻易倒下	Those with the deepest roots, were not to be uprooted easily;
只有香蕉树最没有骨气	Only the banana tree, lacking resilience,
黄皮肤下竟裸裎着白色思想	Under its yellow skin, exposed its white thoughts.
(中文原版发表于St. André （2001St. André, James (ed.) 2001 Droplets/Diandi.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64–267）的选集《砂话》)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St. André 2001St. André, James (ed.) 2001 Droplets/Diandi.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64–267)

这首诗充斥着熟悉的形象，突出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西风”（“westerly wind”）这一形象在文中出现了三次。它与倾盆大雨的形象一样，是对同西方广义相关的语言和文化影响的隐喻。44.在当代汉语中，“风”（wind）一词可作为某种后缀（如衍生词“韩国风”，指的是将韩国文化引入其他文化）。在这个例子中，“风”这个词失去了其词汇学意义，更多使用的是其引申意思——“强烈的外来影响”。而诗歌中“西风”这一喻体则是使用了此词的比喻意义。“西风”的形象与动词（其动词化和名词化形式）搭配，都带有负面意义，如“喧嚣”（“clamour”），“吹袭”（“attack”）和“横吹”（“blow horizontally”）。同样，雨的形象也与负面意象有关，即“破坏”（“to destroy”）和“蹂躏”（“to trample”）。这两个形象都被解读为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例如第三节中树木的倒塌。另一方面，树木的形象，连同土壤和树根的形象，与西风和雨的形象相对应，对诗的解读至关重要。这首诗采用了传统的“根源”即一个人的文化起源的隐喻。因此，树木（特别是椰子树、橡胶树和松树，它们总体上形成了远东，特别是东南亚的形象）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土壤，象征着新加坡华人完全根植于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中，但经常受到凶险的雨和“西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威胁。

诗的最后一节借“香蕉树”的形象突显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是一种在新加坡语言中所使用的、带有嘲弄色彩的口头表达，用于指代那些语言和/或文化上倾向于“西方”的新加坡华人。正如香蕉有黄色的皮和白色的肉，一个不会在情感上接受中国文化的（具有“黄皮肤”）的华人，其“内心”（即其“内在”的文化偏好）被人认为是“白色的”，后者的颜色与高加索人的肤色有关，从而通常指代“西方”文化。诗歌以悲叹结尾：由于缺乏“韧性”，香蕉树很容易被西风连根拔起。这种“连根拔起”表明了那些讲英语但同时并非真正西方人的华人（即“香蕉”）的去文化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那些忘记自己中国“根”的、讲英语/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进行了最后的批评，并肯定了讲汉语/受汉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的文化适应力与根深蒂固。

将这首符合选集所表达的意识形态的诗，翻译成英语会有什么影响？当一首从负面角度诠释“香蕉树”的诗被其所嘲讽的对象读到时会发生什么？更具体地说，在原文的主题中，用英语演绎中文诗歌的行为如何阐述或质疑恐英/亲华者原有的微观政治？重点在于，我们如何调和原诗中的恐英/亲华的态度以及译入语（即英语）中刻画的表征形象。从理论上讲，虽然翻译这首中文诗歌的确将其隐含的主旨传达给了更广泛的受众，但这种功能同时也可能因英语和汉语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被折衷，正如其在诗歌领域和实际新加坡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英语作为目标语言，构成了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至关重要的指示语：汉语诗歌在英语中的重生立即呼应了（因而翻译的“指示性”本质）作为构成作者文化记忆的汉语的首要地位（参见St.André 2006aSt. André, James 2006a “ ‘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Writing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 (1): 33–55.），以及作为霸权语言的英语的“其他性”。

在这种情况下，当讲英语的读者看到这样一份文本，一个关于在英语和“西方”文化霸权下被边缘化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英文文本，认同政治就浮出水面了。作为双语版本，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传达了一条具有讽刺意味的信息：为了在英语霸权下保留中国语言和文化，这首诗需要用英语才能传播到华语社区以外的其他读者中。撰写的法语诗《讲白人的话》（Speak White）的翻译，该作品旨在推动魁北克的民族主义事业，即保护在加拿大首都的法国人身份，防止英语占主导地位。Kathy Mezei正确地指出，将这部反英语的法语诗歌翻译成英语构成了“强烈的讽刺，即英语被用来对抗英语”（Mezei 1998Mezei, Kathy 1998 “Bilingualism and Translation in/of Michèle Lalonde’s Speak White ”. The Translator 4 (2): 229–247., 239）。在上述诗歌的翻译中，这种“强烈的讽刺”在多大程度上也可觅踪迹？将具有恐英/亲华立场的中文歌翻译成英语，使得翻译语言转化为其自身，并引发目标文本读者反讽性的自我反思。英语在源文本中扮演的指示性角色（即其被构建的、作为负面的“其他”的地位）与其在目标文本中的话语角色（即其作为构成翻译的文本性的媒介的内在地位）之间存在冲突。

笔者进一步认为，将中文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行为放大了源文本主题背后的恐英/亲华的立场。为了传达本身的文化困境而进行翻译的冲动表明了一种能够使文化上的“其他”获得与“自我”有关的知识，并假设可以实现某种沟通（在这里包括语际和跨文化两种沟通）的渴望。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其他”往往已经嵌入了“自我”的身份构成中，并作为其镜像而存在。翻译中文诗歌的案例在文本层面之外仍存疑问，因为汉语文本的恐英/亲华态度已经拥有了双重的互为相反的亲英/恐华倾向。通过用一种体现新加坡讲英语的华人社区文化的语言，去重新编写中文诗歌，这样的翻译行为放大了诗歌隐喻所体现的两种文化倾向之间的冲突。因此，讲汉语的“自我”对翻译其身份的渴望构成了一个指示循环，它即指向其构建中内在的讲英语的“其他”，又反过来反映了这个讲汉语的“自我”的边缘化状态。翻译有可能加剧源文本中讲汉语的“自我”所面临的文化焦虑和认同危机，而不是为两个语言和文化社区提供可以交流的话语渠道。

3.翻译中未读的恐英症：以柯思仁（Quah Sy Ren）的《市中隐者》（Invisibility）为例

这里介绍的第二个双语运用案例是由新加坡作家和学者柯思仁撰写的中文戏剧《市中隐者》及其英文翻译Invisibility。该剧讲述了“A”——一个（对生活，译者注）不再抱有幻想的新加坡人——的故事，他试图掌握中国古代隐身术作为逃离其所处的压迫社会的方式。“A”精通中国历史和经典，这点从他有关于中国魏晋时期社会政治形势以及中国文人在此期间的隐居倾向的独白中可见一斑（见Quah 2000Quah, Sy Ren 2000 Shizhong yinzhe/Invisibility. Trans. Sim Pern Yiau. Singapore: Ethos Books., 15，17），同样，他对中国古代书籍《抱朴子》中关于隐身仪式的引用亦可说明此点（45）。

已发表文本(Quah 2000Quah, Sy Ren 2000 Shizhong yinzhe/Invisibility. Trans. Sim Pern Yiau. Singapore: Ethos Books.)的封底告诉了我们故事概要（笔者标注）：

《市中隐者》是一个关于异化与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寻找意义的悲惨故事——不同的人在城市边缘寻找与他人相连的场景，与一个男人寻找隐身秘诀的故事共同展开。从中国文学经典到作为现代社会评论的涂鸦，从盥洗室的私人空间到公园，这部来源丰富广受好评的戏剧……带你进入城市神话的窥探之旅。

与所有文学文本一样，无论是从社会还是哲学的角度，对于该剧的解读都是开放性的。虽然不排除有其他的解释，但笔者冒昧地提出一个可能的解读：本剧是关于新加坡华人的“异化”，他们在社会语言学上属于“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的范畴。这种解读源于当地的语言意识形态环境， 也就是该文本所处的背景，且此背景同样被St.André（2006b）St. André, James 2006b “Revealing the Invisible: Heterolingualism in Three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 Playwrights”. Target 18 (2): 139–161.在他对该剧的异质语言研究中所采用。

在剧中，反英雄人物“A”试图通过追求非正统的、准宗教式的隐身术来寻找走出当代新加坡的道路。剧作家提到了一个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文人们采用了隐士主义作为对不良政府的回应：

源文本

魏晋南北朝……许多人受不了社会的光怪陆离，他们不想同流合污，又不知道该怎么做，都纷纷离开人世，住到没有人的深山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有的人开始沉迷于仙术。

翻译文本

The Wei Jin Dynasties. Many people didn’t like the society they were living in,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e part of it, but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could do about it, and so, one by one, they left for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to lead a hermit’s life. Some of them started practising the spiritual arts.(Quah 2000Quah, Sy Ren 2000 Shizhong yinzhe/Invisibility. Trans. Sim Pern Yiau. Singapore: Ethos Books., 16–17)

这一历史参考直指“A”学习隐身术背后的动机：生活在当代城市社会中的人们由于对社会的不满而想要变得无形，这使得他们想通过“‘消失’在空气中”这样的方式来异化自己。此种社会心理状态与中国古代文人类似：他们用一种隐士的生活方式，使自己远离他们不喜欢而不想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这一解读往前推一步，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与新加坡的语言权力关系相一致的恐英解读。在道教哲理的影响下，隐逸与隐遁的倾向在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同受过教育的精英者对平凡世界的失望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隐士主义是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沮丧至极的文人所践行，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在现实和官僚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堕落和不公。因此，这部中文戏剧中关于隐身的主题喻示着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更大的社会心理现象，并唤起了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可能将此戏剧解读为对新加坡汉语华人社区的“异化”和失望的“现代社会评论”，这些华人们“正处于社会边缘，寻求与他人的联系”（Quah 2000Quah, Sy Ren 2000 Shizhong yinzhe/Invisibility. Trans. Sim Pern Yiau. Singapore: Ethos Books.，封底）。与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学解读相左，想要隐身的渴望可因此被解释为讲汉语的新加坡人对英语不断增长的力量的回应（St.André 2006bSt. André, James 2006b “Revealing the Invisible: Heterolingualism in Three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 Playwrights”. Target 18 (2): 139–161.，148）。

如果我们把《市中隐者》看作是新加坡华语社区文化边缘化的寓言，以及后者对这种边缘化的回应，那么它的英译本《Invisibility》呢？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原剧中话语的混杂性及将文本翻译成英语的含义。中文戏剧文本的特点是频繁地通过语码转换为英语，并通过将口语和/或方言表达插入到本应标准的中文结构中来构成混合语域。笔者引用以下例子作为说明：

源文本

乙: Excuse me, 你以为你是Christmas tree吗? Christmas tree 也有style的OK? 即使是白色的Christmas tree也不是一個白痴!

A: 喂，你做人身攻击!

乙: Sue me lah! 去High Court sue me lah!

翻译文本

B: Excuse me, you think you Christmas tree isit [sic]? Even Christmas tree have style, okay!

A: That’s a personal attack.

B: Sue me lah! Go High Court sue me lah!(Quah 2000Quah, Sy Ren 2000 Shizhong yinzhe/Invisibility. Trans. Sim Pern Yiau. Singapore: Ethos Books., 22–23)

虽然汉语源文本有两种语言，并且在风格上非常本土化，但英文版本基本上使用单一语言，并且在风格上体现为非常口语化的新式英语，Singlish，即“新加坡式英语”的缩写。那么我们怎样看待中英文版本之间的文体差异？这两个版本在语言风格方面似乎相匹配（新加坡汉语和新加坡英语都是白话语种）。考虑到Invisibility可能针对的是讲英语的新加坡读者，因此在翻译戏剧中选用Singlish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的确传达了此部中文戏剧中的口语味道。（对于无法接触中文版戏剧的非新加坡读者来说，大量Singlish的翻译或许很难理解，因此听起来是异化的。这种异化的影响可以被视为翻译中的意外收获。）但正如一名学者指出的那样，中文源文本虽受到语码转换的影响但仍保持其结构完整性，然而英文翻译却充斥着Singlish，以至于不得不在语法上做出让步：

使用普通话中正确的语法确保了A作为一个说汉语的人的身份。他和剧中其他角色可能会混合使用其他语言的单个词，甚至是整个句子。但是，从未像Singlish（新式英语）那样用甚至外人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颠覆英语、威胁语言的基本结构。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个文本提供了两条思路。首先，实际上英语，更有可能在新加坡变得“隐形”，而不是普通话。其次，讲华语的新加坡人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比讲英语的新加坡人在英语文化中的更为牢固。（St.André 2006bSt. André, James 2006b “Revealing the Invisible: Heterolingualism in Three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 Playwrights”. Target 18 (2): 139–161.，150–151）

虽然St. André的论点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看（Hatim和Mason 1997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Routledge.），汉语文本中的英文语码转换唤起了在多语的新加坡中，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起到了重要的修辞和话语作用。具体而言，在Bakhtin将语言层概念化为各种社会声音的扩散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当代新加坡，英语文本侵入主流汉语文本是“西方”语言和文化影响渗透到华人社区的象征。汉语仍然保持其作为源文本主体语所存在的事实，可以被解读为对英语霸权的抵制。因此，语码转换不仅可以借指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混杂（这在日常对话中可观察到），而且也可比喻为讲英语为主的社区和讲汉语为主的社区之间存在的社会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这种恐英紧张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是一种在新加坡汉语文学作品中重建的“感知”现实。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很容易就从相关作品中的修辞手法（例如，通过词库比喻的使用）中产生，就像上一节中引用的诗一样。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市中隐者》中，它可能被解释为存在。

如果英汉语码转换引起新加坡社会两种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翻译一种以语码转换作为话语特征的文本有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当目标语恰好是源文本中的外来嵌入语的时候？Grutman（2009Grutman, Rainier 2009 “Multilingualism”.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econd edn), ed. by 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 182–185. Abigdon: Routledge., 184）已经注意到了双语文本翻译中语言差异的消失，他强调了将D.H.劳伦斯（D.H.Lawrence）的《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中用法语编写的诙谐言论翻译成法语的后果。根据Berman的说法，翻译的倾向之一就是“语言叠加的消失”（Berman [1985] 2004Berman, Antoine 1985/2004 “La traduction comme épreuve de l’étranger”. Texte 4: 67–81. Trans. Lawrence Venuti as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n), ed. by Lawrence Venuti, 276–289. London: Routledge., 287），Grutman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消除语码转换时的转换规范及其翻译源文本中的伴随关系。同样，Meylaerts（2006）Meylaerts, Reine 2006 “Literary Heteroglossia in Translation: When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 is the Locus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 ed. by João F. Duarte, Alexandra A. Rosa, and Teresa Seruya, 85–9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提到了法语译者如何操纵佛兰芒语双语小说中的语码转换段落。部分情况下，译者通过去除小说中的佛兰芒语，从而加强了法语所代表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将双语文本翻译成源文本中嵌入语的核心问题是，嵌入语通常与文化上的“其他”的身份相关联，而不是由主体语所表示的“自我”的身份。因此，在翻译这些文本时，“在原文中代指‘其他性’的语言元素冒着使其指代意义颠倒并被解读为‘相同性’的‘相似’符号的风险（反之亦然）”（Grutman 2006Grutman, Rainier 2006 “Refraction and Recognition: Literary Multilingualism in Translation”. Target 18 (1): 17–47., 22）。

《市中隐者》和Invisibility的平行文本案例与前文所述观察一致。在翻译中，汉语源文本中混合语码的同质化表明，新加坡社会中汉语与英语之间的语言意识压力通过语码转换得到缓解。正如笔者所提到的，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冲突，构成了对原中文戏剧的一种可能的社会符号学解释。然而在翻译过程中，由于目标文本的单一语言性质，这种解释不太可能出现。这意味着就其解释潜力而言，译文不可避免地偏离源文本并拥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原中文戏剧可以被解释为：（1）一条关于一位新加坡年轻人如何幻想隐身，以求避开他感到强烈不满的城市社会的社会评论;（2）一段讲述一个强烈依附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新加坡年轻人如何幻想隐身，以求避开以英语为主的社会的寓言性文本。另一方面，只有第一种解释与英语翻译相吻合。第二种解释带有恐英主题，当其应用于翻译后的剧本时，会使文本有些讽刺，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自认是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人而同时又讲英语的主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后的文本自身会被折衷为一种戏剧；相反，它是一个必须按照自身特点去解读的戏剧。

从比较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角度来看，翻译改变了源文本的文本性，并在主题层面上淡化了源文本中外语的颠覆潜力（Grutman 2009Grutman, Rainier 2009 “Multilingualism”.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econd edn), ed. by 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 182–185. Abigdon: Routledge., 185）。中文戏剧的恐英解读源于新加坡社会语言学中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冲突，通过语码转换在文本上表现出来，且很可能在汉英翻译中被取代或“未被读出”。然而，这不必看作是一种翻译损失；相反，由于它将身份问题带到了语际实践中，所以它是翻译的一种必然结果。因此，《市中隐者》/Invisibility的案例表明，双语文本可以用来解释变化，因此所讨论的两种语言本身不仅仅作为语言代码，而是作为各种社会声音的标志，与社会语言学现实相互作用，在此中整个文本都嵌入在生成意义的生成中。因此，双语文本的翻译不仅仅是处理两种语言代码时有难度的语言旅行；它必然涉及可能影响文本解读角度的语言意识形态因素。

4.郭宝崑（Kuo Pao Kun）自我翻译实践中的不平等交流

如果通过翻译将双语文本中的混合代码同质化是一种象征性暴力的征兆，即翻译会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认同功能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对翻译中引入双语的情况有何看法？实际上，在翻译中将文本同质化或“双语化”的决定，通常取决于所讨论的两种语言的相对声望。正如Grutman灵敏地观察到的那样：

在将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时，要记住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划分转换的界限：一方面是在潜在平等的或至少有可比性的文学作品之间，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不平等的作品之间。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切当然都取决于转换的方向：无论是由佚名外国作家撰写的所谓“升级版”文本的、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作品，或是像以前一样从世界名著目录中选择和“下载”经典的、曾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作品……删除还是保持原文多语性不仅取决于译者的个人伦理道德（如Berman所倡导的），也取决于源文学作品相对于目标文学作品的独立地位和声望，以及对待翻译源语言的集体态度——每一种语言都在世界语言学殿堂中有着为人所知的社会文化重要性和一定的分量。（Grutman 2006Grutman, Rainier 2006 “Refraction and Recognition: Literary Multilingualism in Translation”. Target 18 (1): 17–47., 25–26）

Grutman的理论关注的是通过翻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学交流（参见2005Casanova, Pascale 2005 “Literature as a World”. New Left Review 31: 71–90.年Casanova提出的世界语言共和国的概念），但也适用于新加坡更“本土化”的案例，即英语和汉语在社会资本方面是不对称的，并且构成Grutman所谓的“不平等的搭档”。Grutman的观点认为，双语文本中混合语码的处理取决于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所具有的社会文化重要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概念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解释翻译双语文本中的不平衡倾向。为此，笔者探讨了著名剧作家郭宝崑（1939–2002）的两部戏剧。

论及理论相关性，则是Hokenson和Munson关于自我翻译的研究，这种研究从等值范式出发，侧重于“作者是跨文化的，而文本的双语性则为跨阈限的”（Hokenson and Munson 2007Hokenson, Jan W., and Marcella Munson 2007 The Bilingual Text: Histor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Self-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4）。在“语言版本之间的阈际空间不需要通过差异排除，但可以通过差异打开”（11）的假设中，Hokenson和Munson探索了由原文作者撰写的文学作品及其翻译之间的翻译空间所创建的“主要阅读空间”（8）。与本研究相关的是，郭宝崑展示了一位双语新加坡华人剧作家如何在两种语言之间以及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翻译空间中斡旋。通过将同一戏剧的两种语言版本概念化为一个阐述了由英语和汉语标记的复杂身份话语的阈际空间，笔者研究了郭宝崑的双语作品中产生的不同模式。更具体地说，笔者之兴趣在于翻译的方向如何与语码转换现象相互作用以产生认同意义。这里研究的两个剧本分别是《老九》（Laojiu）和《单日不可停车》（No Parking on Odd Days）。《老九》（Laojiu）一开始是用中文写成的，然后翻译成英文（汉语中，“老九”为家中第九个孩子）；《单日不可停车》（No Parking on Odd Days）首先用英文写成，随后翻译成中文《单日不可停车》。在这两个案例中，郭宝崑都兼任剧作家和翻译。66.1985年以后，郭宝崑开始用中文或英文撰写他的戏剧，并自己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Quah 2006Quah, Sy Ren 2006 “Performing Mult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In Between Tongues: Translation and/of/in Performance in Asia, ed. by Jennifer Lindsay, 88–103.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89）。

《老九》是一部关于新加坡男孩老九的中文戏剧，剧中的他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接受有望使他步入卓越职业生涯的一份颇有声望的奖学金，还是继承自身渴望的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木偶艺术。就其语言构成而言，《老九》类似于《市中隐者》，因为它采用了两种语言代码来体现剧中不同的身份功能。汉语是代表中国文化（如传统木偶戏）的主要语言，而英语是嵌入语，以科学和数学公式等学术表现形式出现在几个场景中。请参考以下段落：77.本剧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分别各自出自Kuo (1995Kuo, Pao Kun [Guo Bao Kun] 1995 Bianyuan yixiang: Guobaokun xiju zuopinji (1983–1992) [Images at the margins: A collection of Kuo Pao Kun’s plays (1983–1992)]. Singapore: Shibao chubanshe., 223–280)和Kuo (2000Kuo, Pao Kun 2000 Images at the Margins: A Collection of Kuo Pao Kun’s Plays. Singapore: Times Media., 248–305)。

源文本

父亲（场外）九仔。起来，读书咯！ 母亲（场外）给他在睡一下啦。

父亲（场外）蓝田玉去考状元咯，读书，读书！

老九（老九振作起来，猛然遥遥头，吃点心，喝豆水，吞补品……）

Mathematics! (头部运动) Algebraic Relations and Topics, Functions, Coordinate Geometry, Trigonometry,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Vectors, Series, Permutations and Combination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Random Variables, Estimation……

(开始“竞走”，臀部抖动得厉害) P(1) is true, P(n) is true, P(n+1) is true

[……]

The gradient of a curve at any given point is defined as the gradient of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at that point and measures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y with respect to x. a越高，b越低, x越大, y越小，生育越多，分享越少（继续比划图表）男人应该尽量深造，女人读书太高没人要。Pizza Hut有了delivery service，生意的curve就越升越高。

翻译文本

FATHER: (Offstage) Gao Gia’ng, get up and study lah! MOTHER: (Offstage) Let him rest some more lah.

FATHER: (Offstage) Lam Tian Geok going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already. Wake up, study!

Lao Jiu re-alerts himself. Shakes his head, takes some snakes, drinks the soyabean milk, swallows some vitamins.

LAO JIU: Mathematics.

Algebraic Relations and Topics, Functions, Coordinate Geometry, Trigonometry,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Vectors, Series, Permutations and Combination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Random Variables, Estimation… (He begins to jog fast, hips swinging.)

P(1) is true. P(n) is true. P(n+1) is true.

[…]

The gradient of a curve at any given point is defined as the gradient of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at that point and measures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y with respect to x. a higher, b lower, x bigger, y smaller, the more you beget, the less you share. Boys should study more. Girls should beget more.

Pizza Hut Delivery Service, the more you bake, the more you make, the motorcycle more faster, the profit curve shoot higher.

戏剧中英汉并置所产生的文本冲突，可以看作是在人生选择中主人公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语言上的体现。老九在两个建构的“世界”之间徘徊：他要么遵从以英语为代表的科学、数学和大学奖学金的物质世界，要么通过留在以汉语为代表的传统木偶文化世界来实现他的梦想。在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学背境中，老九的困境可以借来比喻对追求经济发展（通常与英语有关）和维持当代新加坡传统价值观之间冲突。目标文本在其内容和主题方面对应于源文本。然而，其文本性的不同是因为语言代码之间的冲突在翻译中得到了缓冲。同样，这不应只被当作一种损失进行哀悼；事实上，在双语文本的翻译中，同质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笔者的重点不在于失去了什么，而在于这种同质化对翻译解读的影响。

《老九》的舞台版导演Ong（2000Ong, Keng Sen 2000 “Directing Lao Jiu: A Process of Excavation”. In Images at the Margins: A Collection of Kuo Pao Kun’s Plays, 306–315. Singapore: Times Media., 307）认为，郭宝崑同情的是在戏剧中被“怀念与喜爱”的“旧世界”（以木偶戏为代表）。从那时起，科学学科和大学奖学金所代表的“新世界”就是文化上的“他者”的领域。通过使混合语码同质化，翻译通过淡化英汉文本对立来改变戏剧的身份功能，从而减少原作中的恐英紧张氛围。

有趣的是，在另外一部英汉戏剧《单日不可停车》（No Parking on Odd Days）中，我们见证了对双语的相反的处理。88.本剧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分别各自出自Kuo (1995Kuo, Pao Kun [Guo Bao Kun] 1995 Bianyuan yixiang: Guobaokun xiju zuopinji (1983–1992) [Images at the margins: A collection of Kuo Pao Kun’s plays (1983–1992)]. Singapore: Shibao chubanshe., 27–45)和Kuo (2000Kuo, Pao Kun 2000 Images at the Margins: A Collection of Kuo Pao Kun’s Plays. Singapore: Times Media., 76–97)。让我们思考一下这部剧中的两个片段：

源文本1

When I arrived at the traffic magistrate’s court, I found a long queue outside. I showed the policeman there my summons and he told me to line up also. When the line started to move at about 9 o’clock, it moved very fast. I had never been to court so I thought to myself, “Wah, this is efficient, man. Not like the American courts we see in the movies, our court is fast, man!”

翻译文本1

当我一早到了专门交“恶公”的traffic court, 也是长龙排到大街上。我把summons给警察看，他叫我在后面排。九点多，队伍开始动，一动就动得很快。我从来没有去过，觉得很新鲜，我心里想：“哗，效率很高man。不像美国电影那种法庭辩到又长又臭，我们的法庭实在快！”

源文本2

Let me start with this parking offence – that time I got a ticket when I left my car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when I went to visit this friend of mine in Bukit Timah. He lives in a rented garage of one of those old, pre-war bungalows. When I came out, there was this ticket waiting for me tucked under the windscreen, you know how they do it. The ticket says I committed an offence leaving my car too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street.

翻译文本2

我先讲我去找朋友park车被“恶公”这一件事。很多年前了。我去Bukit Timah探一个老朋友，车放在他门口给traffic “book”。我的朋友住在一间战前的bungalow后面的车房里。很久不见，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到我回去开车，糟糕，挡风玻璃前面放了一张summons，放在wiper下面，你们知道怎样放啦，那summons讲我park车犯规，离开路口太近。

在上述段落中，目标文本中的被转换语码的元素（如“traffic court”，“summons”，“bungalow”，“park”等）都具有对应的中文词汇，但剧作家选择使用英语。实际上，有时候郭宝崑的中文版剧本的英文表述没有相应的源语言形式。例如，在上面的第二个文本中，在中文翻译中出现两次的“summons”（传票）一词对应于英文源文本中的“ticket”（票）一词；第2行中的“traffic”（交通）一词和第4行中的“park”（公园）一词是译者（兼剧作家）的补充。因此，上述摘录与《老九》中的双语处理形成鲜明对比。在《老九》中，中文文本中的双语代码在翻译中被同化，在《单日不可停车》中，通过将英文语码转换插入以中文为主体的文本中，单一语言的英语文本得以转换为双语的汉语文本。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当戏剧从英语转向汉语时，双语程度的提升可能会影响文本的主题解读。如果将语码转换视为把英语渗透到讲汉语的新加坡华人的语言库中，那么此中文戏剧中持续出现的双语表达可以被解读为两种身份或“声音”之间紧张关系的文本表现。正如Quah（2004Quah, Sy Ren 2004 “Form as Ideology: Representing the Multicultural in Singapore Theatre”. In Ask Not: The Necessary Stage in Singapore Theatre, ed. by Tan Chong Kee, and Tisa Ng, 27–42. Singapore: Times Edition., 36）所证明的那样，“多语言混合剧场”可以被视为“中文戏剧的潜意识反应”，也可以视为新加坡汉语地位的下降。因此，语码转换可以视为构成身份话语冲突的文本工具。在原英文剧中，所使用的语域是非标准的“Singlish”和标准英语的混合，表明主角缺乏的权力以及外行与权威之间的对立（St.André 2006bSt. André, James 2006b “Revealing the Invisible: Heterolingualism in Three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 Playwrights”. Target 18 (2): 139–161.，148）。中文翻译凭借其中插入的英语，通过突出在外行和权威之间（翻译中保留的一个维度），以及在讲中文的个人和以英语为特征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对立，从而获得一个额外的维度。由于翻译戏剧中的大多数语码转换元素都与法律和秩序有关，因此中文翻译中英语语码转换的存在“将英语视为权力、法律和秩序的语言”（同上），并且通过扩展，讲中文的个人的边缘化地位凸显。对于《单日不可停车》（No Parking on Odd Days）来说，通过创建中英双语文本，恐英的紧张情绪因翻译而形成。

将上述讨论的两组文本并列在一起，我们看到了郭宝崑在汉英翻译和英汉翻译中处理双语的明显不对称性。正如Lee（2009）Lee, Tong King 2009 “Asymmetry in Translating Heterolingualism: A Singapore Case Study”. Perspectives 17 (1): 63–75.所论述的那样，翻译双语文本的不对称性可能表明两种语言的相对力量，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它们各自被译出和被译入的倾向。中文翻译文本包含语码转换的倾向表明中文对英语语言干扰的敏感性，这反映了中文的象征力量相对缺乏，因此在当代新加坡社会语言中缺乏对霸权语言渗透的抵制。相反，英语翻译文本保持相对单一语言的事实说明其语言的自治性，这表明在多语种的新加坡，英语的主导地位表现为在它干扰（或渗透）其他语言的同时，很少受到其他语言的干扰（或被渗透）。如上所述，这种不对称的后果是，虽然在汉英翻译中可能会减弱恐英解读，但在英汉翻译中它可以被放大。

由于这两部戏剧是由同一位剧作家编写和翻译的，因此人们可以思考在两个翻译方向之间表达的身份话语。在Hokenson和Munson（2007）Hokenson, Jan W., and Marcella Munson 2007 The Bilingual Text: Histor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Self-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之后，笔者在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两个翻译方向之间产生的差异，而是由这种差异打开的阈际空间。这个过渡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解读区域，在其中，不同的身份在单个剧作家/翻译者的笔下交叉相连。Hokenson和Munson声称，双语作家——他们也可能是自译者，就像郭宝崑的情况一样——经常引起他们文本中话语社区之间的冲突（同上：7）。通过展示郭宝崑的作品如何曝露新加坡英语和汉语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在本节的分析支持了这一主张。事实上，郭宝崑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引入了一个多语种剧场，这不能仅仅反映新加坡的语言现实，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物质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新加坡的多语种身份受到质疑和协商（参见Quah 2006Quah, Sy Ren 2006 “Performing Mult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In Between Tongues: Translation and/of/in Performance in Asia, ed. by Jennifer Lindsay, 88–103.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事实上，由郭宝崑开创的中文剧场的多语言模式（即剧院主要以汉语演出，语码转换为如英语等其他语言）提供了另一种颠覆性的话语，有助于对多语种新加坡换个角度进行想象。99.关于新加坡多语言剧场和多文化主义官方叙述之间的话语关系，请参考Quah (2004)Quah, Sy Ren 2004 “Form as Ideology: Representing the Multicultural in Singapore Theatre”. In Ask Not: The Necessary Stage in Singapore Theatre, ed. by Tan Chong Kee, and Tisa Ng, 27–42. Singapore: Times Edition.。在他的双语作品中，翻译自身成为第三个空间。这概念是借用的Homi Bhabha（1994）Bhabha, Homi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被多次引用的概念。在第三个空间中，单一语言社区的神话受到了挑战——这个神话就是单语社区作为独立的实体共同存在，并通过通用语言（对新加坡来说即为英语）紧密相连。因此，在新加坡英语和汉语之间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语码转换的文本设备获得了话语意义：郭宝崑戏剧中语言的混合构成了“想象多元文化的新形式”（Quah 2004Quah, Sy Ren 2004 “Form as Ideology: Representing the Multicultural in Singapore Theatre”. In Ask Not: The Necessary Stage in Singapore Theatre, ed. by Tan Chong Kee, and Tisa Ng, 27–42. Singapore: Times Edition., 36）。

双语混合是从英汉双向流动中揭示出来的关键主题。通过语码转换，郭宝崑对文化身份可以根据语言的使用进行清晰的划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笔者的观点是，郭的英汉及汉英自我翻译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也表明他对多元文化新加坡的看法不能简单地归入双语混合的一般范畴。郭宝崑的自我翻译实践，以及在两个翻译方向上对双语制的区别对待，引发了一个问题：新加坡华人属于什么样的混合身份？是一个以中文为主导受英语影响的身份，还是以英语为主导受中文影响的身份？本节讨论的两个剧本清楚地表明，汉英翻译中混合代码具有同质性，而英汉翻译中双语性增加了，，依据这些郭宝崑似乎认为，虽然语言使用和文化认同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解释他的双语戏剧中构建的双语混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它受到与当代新加坡社会有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影响，其中英语占据了比汉语更高的象征性资本，从而使两种语言之间的任何交流都失去平衡。难道我们能想象《单日不可停车》（No Parking on Odd Days）中的主角在整个中文翻译中讲纯正的普通话，或是英语化身的老九在他讲英文的同时狂飙普通话？当然，这在文本上是可行的，但这更多地表明，在郭宝崑译本中构建的双语不平衡是语言意识形态斗争的症结，也是自我翻译中潜在的不平等交流的症结。

5.结论：新加坡翻译中的冲突与矛盾

本文概述的三个文学翻译案例体现了在新加坡身份意识在双语中的表现。笔者在恐英症的主题下引用的这些文本，将其作为双语和双文化主义的多种形式。在第一个案例中，以恐英主题翻译汉语文学作品导致了一种相矛盾的情况，即英美文化在其语言中被构建为消极的“其他”。在第二个案例中，翻译通过混合语码的同质化取代了中国戏剧中潜在的、恐英的维度，产生了必须以不同方式解读的英文版本。第三个案例展示的是双向自译的例子，其中汉英与英汉翻译创造了一个不对称的阈际空间，在此空间中，恐英主题可分别作为“未读”和“解读”而存在，并且混合身份话语得以商讨。

总的来说，这些翻译现象说明了语际实践如何在其所处的语言意识形态语境中，使多语言社会中的身份话语结构复杂化。本文选择了恐英症作为讨论焦点，因为它是新加坡汉语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笔者希望前面的讨论能够表明恐英主题在翻译中经历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这种紧张关系——包括矛盾——得以高度缓和，这些紧张关系与矛盾存在于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空间中，在这种语境中，这两种语言正在为生存而进行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较量。新加坡汉语文学中的恐英/亲华态度，一方面来说是一种困境，它激化了我们对语言意识形态冲突如何破坏语际实践功效平衡的看法，这种语言实践作为文本层面的桥梁活动，在新加坡等多语种社会中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它突出了多语言社会中翻译的必要性，在这个社会之中，单一的文化社区（例如新加坡华人）可能被语言意识形态障碍所分割。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充满了紧张和矛盾，但是为讲英语的华人读者群翻译恐英汉语文本的行为（如St. André 2001St. André, James (ed.) 2001 Droplets/Diandi.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中所追求的），归根结底是一种可敬的努力。

显然，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来避开本研究中描述的这种紧张，唯一（不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完全不进行翻译。话虽如此，对翻译之中紧张的揭露并没有消弱翻译本身的社会价值。相反，通过置双语运用于其社会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把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从文本语言活动层面提升到文本话语活动层面。这样一来，译者、翻译学者和学生们可以更好地意识到翻译的文本和解读等方面所具有的语境操作，并在语言意识形态环境中对翻译的哲学影响更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