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nrich Hoffmann的《蓬头彼得》（Struwwelpeter）在英国大卖并对英国儿童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1848年首译本的质量。这部图画书的超现实性被译成怪诞夸张的语言后，读起来甚至比原作更显滑稽。译者将寓言故事与英式打油诗传统有机结合，为其赢得了生存空间，而大多后继的复译作品都很快从市场上消失了。那么，这一以翻译丰富文化的案例是谁的功劳呢？我们没有答案，因为它出版时并没有译者的署名。Duncan Mennie对译者身份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猜测：“译者巧妙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育儿词汇，如‘sloven’（懒懒的家伙）、‘nasty physic’（讨厌的药儿），让人怀疑是出自女性之手，可能是19世纪一位在欧洲多国奔走流亡的英国家庭教师”（Mennie 1948Mennie, Duncan 1948 “The English Struwwelpeter”.”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61 (1): 1–10.: 5）。20世纪中叶之前，儿童文学译者由于没有署名权而寂寂无闻，这是常有的境遇。那时儿童读物不受认可，地位普遍很低，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这使其译者不只是隐身的，用Gillian Lathey在这部出色的研究专著中的表述来说，他们是整个译者群体中“最透明的人”。《隐身的故事家——儿童文学中的译者角色》开创了英语儿童文学翻译史研究的先河。作者Gillian Lathey是英国罗汉普顿国家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主编过一部青少年翻译研究读本（2006Lathey, Gillian (ed.) 2006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Reader.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在书中，她表达了对儿童文学译者的敬意，并致力于让他们的工作为世人所知。

“中世纪以来，翻译而来的童话故事丰富着儿童的阅读，并从一开始就有塑造英语儿童文学之功”（2）。尽管如此，鲜有文献对英语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历史考察。Lathey的开创性研究有两大目标：一是“追溯这一翻译历史之梗概及其对英语儿童文学的影响”，二是“探讨译者为儿童读者而译的动机与方法”。由此，她希望“人们关注这一很少被检视的历史进程[…]，并评价、欣赏译者及其技艺，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出色作家的才华以及对至少两种语言间细微差别驾轻就熟的鉴赏能力”（5）。这项研究所涉范围广，时间跨度从15世纪至今，讨论涉及到儿童文学翻译及其实践相关的许多主题。

在导论部分，作者简要综述了相关的研究文献，并点明了儿童翻译的具体问题，其中翻译实践问题最重要的有两大方面：一是“当代社会规范与儿童成长期待作用下的文本审查或操控”，或者说特定时代和文化观念中什么适合儿童这一观念带来的影响；二是“由于针对不同年龄读者群的儿童文学呈现出的差异越来越大，发展问题也变得愈发重要”（7）。儿童读者对文本的实际接受能力是儿童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所在，考虑到年轻读者无法理解，译者通常会将异文化元素剔除，以产出高度适应目标文化的翻译。编者和译者所作的决定取决于他们对儿童读者的评估：应当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传达原作中新颖而（尚）不为人知的外国语言和文化元素？儿童能够真正理解什么？他们能够应对多少“外来元素”？这些都是儿童文学翻译要面临的巨大黑箱。Lathey在结语中指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实证研究，否则，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异化”抑或“归化”翻译。然而，正如此书已充分阐明的，Schleiermacher的忠实与自由翻译二分法，即要么让作者走向读者，要么让读者走向作者，在儿童文学英译史中人们几乎总是倾向于前一种选择——“为了提高阅读流畅度，避免让年轻读者感到被疏远，适应目标文化语境一直是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常见做法”（118）。一些译者，如翻译《格林童话》的Edgar Taylor，甚至以服务年轻读者为借口“稍微偏离了严格意义上的翻译”（119）。当然，历史总会有少数例外，Georgana Sarah Godkin就是其中之一。他翻译了Edmondo De Amici的《爱的教育》一书，于1895年出版。在他看来，“当今的英国学生……更喜欢看到原作者描绘的国外学校生活的本来面貌，源自异域的地方色彩不该被削减”。

此书《隐身的故事家》的主体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5至19世纪，第二部分为20至21世纪。各章按时间顺序编排，聚焦不同类型文本(教育类、宗教类、奇幻类)的翻译、主要源语的变迁（17、18世纪为法语，19世纪德语渐多），而且涉及多种议题，如性别（19世纪的“翻译女性”）、20世纪经典、翻译奖项、全球化对当今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等。两大部分均设有一章作为总结，其中最后一章还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期望。从研究资料方面来看，此书基于“传记类、书目类、历史类资料以及译者的序言、后记、注释等”（5）展开；在涉及当代译者时，还通过访谈资料讨论翻译选材、译者策略和动机等问题。

针对每个历史时期翻译活动的“热点”（9），有影响力的译者或译作在此书中都有涉及。这其中的第一人是William Caxton，他于15世纪末创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出版机构，并因此而闻名。不尽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极为重要的翻译家。儿童文学方面，他也值得关注，是因为《狐狸雷纳德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eynard the Fox，1481年）和《伊索寓言》（1484年）等广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品就是他译的。此外，他还翻译了一部教科书和一本女童礼仪书。第一章对近代早期儿童文本翻译与教育问题的研究中，这两部书都有讨论。第二章聚焦通俗小说的翻译，主要着眼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儿童阅读的爱情故事和寓言。尽管这些书不是专门为儿童写作的，经过删改后的译本却很受孩子们欢迎，17世纪晚期平价印刷品日渐普及后更是如此。最早期的童话其实也不是写给儿童读者的，但其翻译有一些则是。Perrault作品的第一位译者Robert Samber就将他的译作献给了一个孩子，译本中插入的一些评论也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例如“食人魔是长着长牙长爪的巨人，有着骷髅头与交叉骨，他会拐走淘气的小孩并把他们吃掉”。在Lathey看来，“这是典型的故事家对儿童读者半开玩笑的警告”（54）。其它的“热点”包括Mark Anthony Meilan译Berquin的《儿童之友》（The Children’s Friend）、Mary Wollstonecraft译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的1790年作品《供儿童使用的道德基础》（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由Wollstonecraft来译，“因为书里的道德信息与她自己写的儿童读物里的一致”[7]），当然还有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英译。Lathey在简要阐述19世纪女性儿童文本译者享有的不同认可度与自主性时，将翻译出版安徒生故事的第一人Mary Howitt 与Leonora Lang等其他译者进行了对比，前者是“集旅行者、敏锐的语言学习者和自信的专业人士为一身的优秀女性译者代表”（97），后者则是为赫赫有名的Andrew Lang童话故事集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女性之一，但“她们的努力却只得到了粗略的认可”（97）。

20世纪后期，这种匿名做法已或多或少被摒弃，Lathey还发现此时的译者“普遍丢弃了早期译者序言中的谦辞”。“译者的声音”一章中收录了三位当代杰出翻译家Anthea Bell, Patricia Crampton（并称儿童文学翻译“贵妇”[179]）和Sarah Ardizzone（相对前二者而言是新手）的访谈，极具启发性。其后的“为儿童文学翻译颁奖”一章考察的是为提高儿童文学翻译知名度而设的奖项。Lathey在这方面是很有资格发声的学者，1996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的英国Marsh奖，她是联合创始人，并一直担任其评委。这一奖项效仿的是1966年在美国设立的Mildred L. Batchelder奖，它每年颁发给一家美国出版社，以表彰其最杰出的英译儿童读物。

“隐身的故事家——儿童文学中的译者角色”这一书名化用了Lawrence Venuti的颠覆性名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它将译者置于优先位置，顺应了Andrew Chesterman所说的翻译研究新范式，即继语言学、文化学和认知科学后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确实，从书名来看，人们可能会期望它仅聚焦于翻译主体及其惯习，但它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布迪厄或其它流派社会学导向。虽然研究重点是译者和他们的工作，但对具体的翻译文本及其接受，作者也很有兴趣，从而记录译者“在历史上对儿童阅读课程和儿童阅读乐趣”（xv）的贡献。Lathey提醒我们，尽管18世纪Genlis夫人、Arnaud Berquin翻译的德育故事，19世纪Christoph von Schmid翻译的宗教故事都有“巨大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意义”（195），但在描述童年阅读的自传性记录中，“满怀激情地被记住的”（195）并非这些，而是《一千零一夜》和一些童话、爱情故事。通过关注译者、翻译文本及其接受，Lathey避免了Michaela Wolf 2007Wolf, Michaela 2007 “Introduc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ed. by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1–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年提出的一种翻译社会学风险，即忽视文本，缺少对翻译作品本身的考察。

这项雄心勃勃的研究涉及如此广阔的历史维度和如此多的议题（如性别、奖项、英美翻译差异、间接翻译、重译等），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布下了一张大网。诚然，我们不能期望它给予所有历史时期和所有相关方面同等充分的重视，如第二部分短短70多页的篇幅，很难对20至21世纪的翻译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当代议题展开完整论述。但这是每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都会遭遇的批评。Lathey本人谦逊地写道:“本书只能为这样一项重大工程提供一个起点”（5）。在结语中，她指出了该领域未来迫切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女性译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角色，英国以外的英语国家与地区儿童书籍翻译，多边交流和儿童文学，绘本英译史，“英美儿童文学翻译语境和实践的差异”及儿童对翻译的不同反应（199）。Lathey希望她的研究能成为“未来致力于回答以上某些问题学者们的资料性文献”（199）。这的确可谓是令人印象至深的一本“资料性文献”，对研究者和批评家来说，它将被证明是无价的。此书不仅拥有无可挑剔的研究和优美的语言，还为我们展现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指出了许多的相关问题。对于写作的动机，Lathey说道:“这里记录了历史上的译者对儿童阅读课和儿童阅读乐趣所做的贡献，期望学者们未来更多地关注英语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影响之源”。凭借这项出色的研究，她引领了学术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