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口述歷史在翻譯研究中有一席之地? [A place for oral history within Translation]
本研究探討如何結合口述歷史方法與翻譯研究。本文首先要檢視的是,口述研究方法如何進行、保存、分析那些回顧歷史的口述訪談,接著檢視如何以口述歷史方法改良翻譯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文件規範標準,讓現在與未來的研究者在針對口筆譯譯者進行研究時,有更多史料可資參考,並補強目前翻譯研究的理論框架。本文著重現有翻譯研究中,代表性較不足的口述記憶和表現,也關注現有翻譯研究能改善口述歷史研究之處。
- 口述歷史,
- 翻譯歷史,
- 訪談方法,
- 敘事表現,
- 記憶
1.前言
1.1口述歷史簡史
口述歷史是一種蒐集、分析與保存口述訪談結果的過程,如翻譯一樣,不僅歷史悠久,也是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如 Tompson (2000, 25) 所述:「口述歷史和歷史一樣悠久。口述歷史是最初始(原文強調)的一種歷史。直到最近才將掌握口述證據的能力納入評斷偉大歷史學家的指標。」Ritchie (2003) 舉出紀錄兩三千年前口述歷史訪談的例子,像是中國周朝的甲骨文字,或是古希臘歷史學家記錄的對話 (2003, 19–20),Topmson (2000, 25–81) 則從細節追溯西歐歷史的口述傳統,以及不同時期對於口述歷史的態度。自二十世紀中葉起,卡帶錄音機容易取得,訪談可以錄音、轉成逐字稿,再由其他學者使用並驗證 (Thomson 1998, 24; Thompson 2000, 60–61) 後,口述歷史漸漸發展成現代歷史研究的次領域(或是趨勢),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學會、學術期刊和學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辦公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現為哥倫比亞口述歷史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於 1948年11.更多詳細資訊請見:http://library.columbia.edu/news/libraries/2011/20110601_columbia_ center_for_oral_history.html。研究中心在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自稱是「全球歷史最悠久」(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olumbia-University-Oral-History-ResearchOffice/194451799101)。成立,自詡為全球歷史最悠久的口述歷史計畫。1966 年,口述歷史學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於美國成立,1973 年發行學會期刊《口述歷史評論》(Oral History Review)創刊號。1970 年代開始,各地陸續成立其他口述歷史學會:口述歷史社群(Oral History Society)在 1973 年於英國成立,加拿大口述歷史協會(Canadi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於 1974 年成立,澳洲口述歷史協會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於 1978 年成立,而國際歷史口述協會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則成立於 1996 年。
1.2定義口述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論訪談是以錄音、錄影、文字檔或是三者皆有的形式進行 (Yow 1994, 3–4),口述歷史的定義除了深度的回顧性訪談過程,還包括了訪談紀錄本身。雖然 Yow 認為口述歷史的雙重定義無法精確解釋口述歷史這個名詞 (4),但是口述歷史學家相當注重口述歷史訪談的描述,以及口述歷史訪談與其他訪談的差別。口述歷史社群和口述歷史學會等組織為口述歷史計畫提供標準與方針,強調口述歷史包括記錄、建檔與保存口述證言,也就是說,未建檔的訪談不能算是口述歷史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9, 1; Oral History Society 2009)。同時,歷史學家 Holly Shulman (Ritchie et al. 1991, 227) 將訪談與口述歷史做出區分,認為:
口述歷史通常為特定機構所規畫的,如哥倫比亞口述歷史研究辦公室,目的是要將口述歷史收錄為機構的永久典藏。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們可以去翻閱這些收錄一個人一生,長達上百或上千頁的檔案。相較之下,訪談較有目的性,較集中在特定的議題上。歷史學家將訪談視為特定歷史研究計畫的一部份,不和任何圖書館或檔案庫有關連。此外,訪談者訪談時只會問和特定議題相關的問題。
事實上,口述歷史沒有如同Shulman所說的,必然是由特定組織規劃進行,原因在於許多口述歷史為獨立研究者所進行 (cf. Ritchie 2003, 110–111; 116–117)。儘管如此,Shulman區分訪談(有特定目的且針對特定議題)與口述歷史(主要關注私人的生命故事,目的在於典藏)的方式其他學者也認同。Ritchie (2003, 24) 則是比較口述歷史學家與記者:記者撰寫報導時會為「特定目的」進行訪談,大多不會留下原始的訪談與筆記;學術研究人員進行訪談的目的是「為撰寫的期刊論文或書籍提供文獻,沒有計畫要公開訪談,提供一般研究使用。」 Ritchie 表示:
一個訪談只有在經過記錄或是處理,公開在某個檔案庫、圖書館或是其他知識庫,以相對逐字逐句的形式出版的時候,才會成為口述歷史。口述歷史要可以提供一般研究、重新解釋、驗證才能稱為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學家藉由保存訪談的錄音帶還有文字稿,盡可能留下一個完整、原始又值得信賴的紀錄。(ibid.)
如同 Ritchie 所說,口述歷史不只為滿足單一研究計畫需求而存在。口述歷史的訪談內容既廣泛又有深度,涵蓋的範圍超過訪問者會立即使用的內容,所以他人也能在別的情境下使用同一段訪談,訪談也可以在受訪者死後成為人生回顧紀錄。Ritchie 對於口述歷史的這段描述,源自於口述歷史學會出版的優良規範指南。這個規範指南強調口述歷史訪談「尋求有深度的個人經驗與反思,同時給予敘述者充足的時間,完整地敘述他們想提供的內容。口述歷史訪談內容的要旨在反思過去,而不是去評論純粹發生於現在的種種事件。」(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9, 3)
以上提到幾個重點:口述歷史僅限於訪問者與受訪者22.口述歷史學會使用受訪者(interviewee)與敘述者(narrator)兩詞,且兩者可以互換,有些口述歷史學者 (如 Portelli 1991) 也是如此。本文也依循此例。有些研究人員則傾向於只用訪問者與敘述者 (如 Layman 2009)、訪問者與消息提供者(informant) (如 Romalis 1992) 或是兩者的共同組合 (如 Reeves-Ellington 1999)。Morrissey (1984) 提供口述歷史領域早期專有名詞問題,值得參考的綜述。雙方的口語訪談,而不是個人獨白、演講或是其他形式的錄音。訪談必須於雙方同意之下,為了讓未來聽眾更了解過去33.「過去」不見得指多年前發生的事件。舉例而言,Cave (2008) 敘述一個紐奧良歷史收藏博物館(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於 2005 年 10 月開始的口述歷史計畫:有超過三百位在2005 年 8 月 29 日卡崔娜颶風襲擊當日與日後在紐奧良工作的緊急救護人員受訪。即使事件發生於僅僅幾週前,受訪者仍是在回顧過去的事件,且訪談會建檔給未來使用。因此,雖然關注的是一個數周前才發生的事件,這個計畫也算是一個口述歷史計畫。而進行。訪談必須錄音並建檔,以供未來使用。
早期口述歷史的保存著重於白人男性菁英的故事,Thomson (1998, 24) 指出,1948 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個口述歷史研究計畫,目的就在於「為沒時間寫個人回憶錄的公民領袖記錄回憶。」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口述歷史學家大幅開始採訪鮮少有書面紀錄的人。Tomson表示:
與社會菁英和政治菁英的訪談可以補充現有文獻的不足,然而口述歷史最顯著的貢獻,是將其他書面紀錄會忽略的團體或個人經驗與觀點寫入歷史。這些人可能會透過社會觀察者或是法院紀錄等官方文件留下紀錄,卻很少在自傳中呈現。透過採訪藍領階級、原住民或文化少數群體的成員,這些口述歷史訪談為他們的經驗留下歷史紀錄,同時也留下了他們的歷史觀點。(24–25)
現有的口述歷史研究計畫著重於保存和分析特定地點、特定事件或是共同經驗的記憶。如在已荒廢的工廠或發電廠工作的記憶 (High and Sworn 2009; Layman 2009),或是身為天災(卡崔娜颶風)緊急救難人員的記憶 (Cave 2008),或是參加示威遊行的記憶 (Portelli 1991),或是因為大屠殺離開母國的記憶 (Sheftel and Zembrycki 2010) 等。其他的研究計畫則注重特定社群的成員,像是二十世紀初,居住於加拿大薩德伯里市(Sudbury)的烏克蘭人 (Zembrycki 2009),或是左翼兄弟社會組織聯合猶太人民會(United Jewish People’s Order)的前成員 (Romalis 1992)。也有蒐集特定職業人士故事的研究計畫,如化學遺產基金會(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的科學界或化學產業女性口述歷史計畫44. http://www.chemheritage.org 網站可見更多關於此計畫及其他科學相關口述歷史計畫的細節。。Thompson (2000) 整理出口述歷史研究計畫在經濟歷史、勞動歷史、政治歷史與人類學的貢獻 (2000, 83–117)。
就如同研究計畫側重的主題不同,研究計畫背後的動機也不同。舉例來說,Cave (2008, 3) 希望紐奧良歷史收藏博物館蒐集的緊急搜救人員故事可以「讓歷史學家對一個顯然不堪重負的部門多些同情心,並向那些英勇的官員們致敬」。蒙特婁生命故事 (Montreal Life Stories 2011) 計畫的目的則是保存「加拿大的歷史記憶,[並引發〕對於犯罪和人性的長期反思與疑問」。在研究受忽視群體的計畫中,口述歷史有時會「給予長期受壓迫和不同文化的人聲音,[並引發〕不同版本的過去」(Green 2000, 2)。在這個意義上,口述歷史可以為翻譯歷史研究提供很大的幫助,不只賦予通常受到忽視的群體(譯者)聲音(當然譯者早已是翻譯歷史研究的重點),也賦予翻譯研究之中受忽視的群體(如非文學譯者)聲音。
1.3口述歷史與翻譯研究
儘管口述歷史與翻譯研究皆有跨學科的性質,學術界卻很少連結這兩個領域。討論翻譯口述歷史訪談挑戰的 Reeves-Ellington (1999, 104) 表示研究以外語進行的口述歷史學家會竭盡全力描述他們的訪談方法,卻不太討論翻譯的過程。僅有少數時候會向譯者致謝,或是偶而評論譯者或口譯員的敘述可能會受個人、文化或思想影響。Wheeler (2008) 也提到這一點。有時口述歷史學家的確會討論翻譯口述證言時面臨的挑戰 (如 Andrews 1995; Temple 2013),但是不常參考翻譯研究。同樣地,雖然口述歷史可以為翻譯研究的歷史研究帶來助益,翻譯研究卻沒有採用口述歷史方法。
訪談顯然不是翻譯研究領域的新研究方法:許多學者採用口頭證據加強傳統書面資料來源,特別是傳記、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口述來源提供可貴的觀點,包括譯者的個人生活和專業生涯 (如 Whitfield 2005, 2006)、組織性的翻譯過程 (如 Gagnon 2006, 2010)、口譯過程和參與歷史事件的經驗與感受 (如 Takeda 2010)、文學翻譯過程和出版者的期望 (如 Simon 1989) 和譯者反映於作品的動機、意圖和策略 (如 Asadi and Séguinot 2005; Ladouceur 2006)。訪談也是翻譯研究常常採用的社會學和人誌學研究方法 (e.g., Buzelin 2007; Córdoba Serrano 2007, 2010; Koskinen 2008; Leblanc 2013)。
如Ritchie 等人 (1991) 所述,訪談與口述歷史並不相同,因此這些訪談通常不會歸於口述歷史。有些訪談探索當代過程/經驗,缺少回顧性的焦點,有些則僅著重研究者的研究題目,沒有創造並保存歷史紀錄的計畫。很顯然的,沒有研究以口述歷史方法進行、處理與典藏訪談,僅有少數研究 (如 Ben-Ari 2008; Buzelin 2007; Leblanc 2013) 探討訪談方法、受到的限制和道德上的難題。
有鑑於口述歷史文獻探討蒐集、處理與分析口述證言上的方法學及道德與理論問題,口述歷史可以為翻譯研究提供多層面的助益。簡而言之,口述歷史可以改變訪談進行與紀錄的方法及理由,以及處理、使用與分析訪談的方法。同樣的,翻譯研究可以幫助解決口述歷史研究遇到的問題,特別是關於「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口述歷史網站」(Oral Histor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line network55.可以至 http://www.h-net.org/~oralhist/ 詢問 H-Net 口述歷史郵寄名單(H-Oralhist)。)常討論的議題,像是口譯員協助進行訪談時,如何解決道德與權力問題;若訪談以外語進行,口譯員應如何翻譯;如何分析翻譯過的文字稿。本文下一個部分將探討口述歷史學和翻譯研究能如何相互強化現有的方法學和紀錄標準,擴展現有和未來歷史研究的可用資料來源,並提出更多問題給未來學者,為現有理論框架添磚加瓦。
2.口述歷史和翻譯研究能互利互惠嗎?
2.1加強方法學與文件規範標準
口述歷史發展為學術研究領域的同時,Ritchie et al. (1991) 提出數個關於歷史文本口述來源文件規範標準的問題,這些問題可應用於翻譯研究。Ritchie首先提出疑問:
為什麼作者需要忠實地列出每篇參考的手稿集、書籍與文章,卻將口述來源的參考來源限制在致謝詞中的幾行文字,感謝作者在「談話」中「分享知識」?為什麼註腳中為訪談所提供的資訊總是像保密似的以英文縮寫方式來標註,而不需列出日期或其他蒐集資訊的參考來源?為什麼有些訪談根本沒有引用?
許多口述來源的歷史沒有註明錄音帶和逐字稿是否有存放處,以供其他研究者使用或驗證。為什麼專業的歷史學家毫無懷疑地相信作者的筆記、逐字記錄甚至是口述資訊的詮釋?(Ritchie et al. 1991, 223–224)
有別於其他領域,翻譯研究逐漸承認受訪者和通信人等作為資訊來源,但如 Ritchie 等人所述,學術界對於資料來源仍然有雙重標準:書面資料來源皆仔細地列入參考書目,口述資料卻總是僅以註腳註記,或在文本內中提及;引用譯者與作者的談話,卻不表明該訪談內容是否可以供他人參考 (如 Everett 2006, 66; Nutting 2006, 128; Cummins 2005, 98)。筆者本人有時也這麼做。
其他作家 (如 Córdoba Serrano 2007 和 2010; Buzelin 2007; Koskinen 2008) 會提供更多關於訪談的細節,包括訪談是否有錄音、如何建構訪談,以及問了些什麼問題,但是這些作家同樣沒有表明訪談是否可供他人參考。不過其實可以理解這個趨勢:翻譯研究沒有向口述歷史領域請求研究方法指導,因此口述歷史學家極力避免的訪談紀錄不足,和/或缺乏接觸訪談筆記、逐字稿或錄音的管道,出現在翻譯研究領域並不意外。此外,翻譯歷史研究多半極少關注引用口述證言與典藏口述證言的過程。舉例而言,Pym 的《翻譯史研究方法》(Methods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中並沒有討論口述歷史或口述證據來源。該書著重譯文(不同於譯者)的章節討論方法學問題,如彙編和分析清單(或目錄和語料庫)、重建連結(透過目錄和期刊等書面來源)、使用原文和/或譯文確定規範和系統,以及根據現有書面資料判斷原因時會遇到的方法學問題。討論譯者的章節沒有將訪談視為可能的資料來源,但這或許是因為書中討論的譯者皆為一百多年前的人物,而訪談顯然不是可行的研究方法。
不意外地,除了少數特例 (如 Ben-Ari 2008) 之外,使用口述來源的作者僅感謝受訪者接受訪談或提供相關資料,沒有提到任何與訪談程序相關的方法或道德問題,像是哪些問題不能問;哪些紀錄因遺失、損毀或是受訪者不願意提供而無法取得;哪些資料因受訪者不願意受訪、受訪者過世改採訪親友而有所缺失。更少提及的是記憶問題,即使訪談對象是目標人物的親人或好友 (如 Lane-Mercier 2005),或是訪談在譯者的主要作品出版多年後進行 (如 Everett 2006)。
無論這些訪談是否屬於口述歷史計畫,沒有完整的檔案紀錄和/或沒有公開訪談的缺點應該顯而易見。如同多位口述歷史學家 (如 Portelli 1991, 45–58; Thomson 1998, 26–28) 所討論,口述來源的主觀性和(不)可信度既是口述歷史的優點也是缺點。因此,若訪談沒有錄音或是建檔,其他學者便無法驗證引述語句的上下文,也無法檢查逐字稿記錄人是否聽錯或誤解受訪者的語氣。口述證據作為資料來源的正當性也因此下降。此外,引述的語句僅代表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部分談話:訪談需典藏於資料庫中,或是透過其他方法(如以線上資料庫的形式)公開,其他研究人員才能使用未引用的資料,或是重新檢視和詮釋已發表的文獻引用。畢竟口述歷史計畫中,理解過去和保存給未來同樣重要 (Ritchie 2003, 14)。口述歷史公開訪談的標準可以使許多翻譯研究領域,包括歷史、文化研究與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受益。
當然,口述歷史方法,特別是著重建檔的研究方法,會為研究者帶來額外的負擔:
如果我們堅持留存這些訪談,有些受訪者可能會拒絕合作,或是提供更保守的答覆。此外,這對訪問者來說也是個負擔,因為將訪談打成逐字稿相當耗時。若僅為個人目的進行訪談,就不需要將訪談全部打成逐字檔,只須聽錄音記筆記,再使用筆記內容即可。編輯過程同樣費時,將訪談整理成完稿更是費時。因此我們會要求獨立研究者承擔相當大的責任,而我們都知道,研究過程中時間相當寶貴。(Ritchie et al. 1991, 232)
自 Ritchie 等人提出這些觀點的二十年以來,科技進步了不少,但是想公開訪談的研究人員仍面臨許多挑戰,像是學習使用或開發影片索引的資料庫 (High 2009 有討論) 和開發可以展示錄音或錄影的網站。著作權、隱私權與誹謗言論都是研究者可能的隱憂 (Jarvis-Tonus 1992; Ritchie 2003, 182–184)。此外,準備知情同意書時,研究人員需要預測訪談未來的用途,以確保知情同意書適用新興科技 (Ritchie 2003, 80–83, 178–179)。
然而,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妥協,在減輕研究人員的負擔的同時,確保更廣泛的學術社群和一般大眾皆能從更公開的口述來源受益。那些不希望訪談錄音和公開因此不願配合的受訪者,可將訪談設為不公開,或是設定公開時間,例如設定成受訪者退休或過世後才公開 (Ritchie et al. 1991, 232)66.訪問者應該要注意在任何情形下匿名與保密的保證,因為前幾年美國有件相關的訴訟。2000 年代初期,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研究人員針對北愛爾蘭問題期間的前共和主義與聯合主義準軍事戰士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受訪者獲得保證,錄音會保密至受訪者過世。然而,2011 年 5 月,在北愛爾蘭警方的要求之下,美國政府要求波士頓學院提供尚未公開的兩個訪談。這兩個訪談可能與 1970 年代的失蹤案和謀殺案有關聯。2012 年 3 月,波士頓學院駁回美國聯邦法院迫使大學提供錄音的要求,最終卻仍然交付了部分錄音。見 Dwyer (2011),Office of News and Public Affairs (2012) 和 Yow (2015, 146)。。受訪者也應該獲得審查(與更正)逐字稿完稿的機會,並註記逐字稿完稿在未來使用上應該註明出處,或是要比錄音檔更早公開 (Ritchie 2003, 70)。研究人員也可以為訪問作出摘要,再將錄音透過網路或是資料庫公開,不需以逐字稿方式呈現錄音。最後,研究人員也可以自行留存錄音或是逐字稿,並註明如有需要可提供。當然這可能會有保存不當的問題,因為研究人員不一定學過檔案留存的技巧,而錄音帶可能會因為保存不當而損毀,數位錄音則可能會因為硬碟故障而遺失,逐字稿也可能遺失或意外損毀,但是至少有重新解釋、重新檢驗、或再度使用訪談(無論是否是口述歷史)的機會,而不會對原先的研究人員造成過度負擔。
最後,翻譯研究可以從口述歷史廣泛使用的文件規範標準中受益,兩個領域之間的接觸也可使口述歷史學受惠。如前言所述,口述歷史學家通常不重視討論影響訪談或訪談逐字稿的筆譯或口譯過程 (Reeves-Ellington 1999, 104)。舉例來說,James (2000) 的書中附上 90 頁翻譯並編輯過的 Doña María Roldán 訪談稿,但是只註明了「Doña María 的證言是我翻譯的」(31),沒有註明翻譯策略或是遇到的挑戰等。此外,雖然後面章節詳細分析逐字稿內容,翻譯卻不在討論範圍之內。Miller and Miller (1993) 以亞美尼亞語進行訪談,再將訪談翻譯成英文,卻同樣沒有討論翻譯策略,只有評論「對於翻譯與錄音逐字稿的龐大工作量沒有準備」(2)。如同口述歷史學家批評口述來源缺乏文件規範標準,翻譯研究的學者們也該展示翻譯方法如何能更有效的紀錄,使口述證言更符合情境、獲得更批判性的評論。
2.2擴展現有與未來歷史研究的資料來源
口述歷史訪談公開(錄入資料庫或是公布在網路上)之後,訪談的錄音和逐字稿可用於各種其他計畫。翻譯研究學者通常沒有採用口述歷史方法,因此只有少數的深入訪談可供研究人員檢驗,未來的研究人員將無法取得譯者的經驗。口述歷史可以為翻譯研究77.使用 Chesterman (2009) 提出的術語進一步說明,口述歷史可以為譯者研究提供許多資料,因為口述歷史直接著重譯者,關注譯者的目標、動機與經驗而非譯出的譯文。提供歷史觀點。
許多口述歷史學家證明了記錄與保存口述歷史訪談的重要性,即使是電子與紙本記錄豐富的現代也是如此。舉例來說,Ritchie (2003) 主張,儘管政府、企業與其他機構的紀錄增了,矛盾的是,紀錄的價值卻下降了。首先,政府官員可能為因為資訊自由法或是怕被傳喚,不願意將看法記錄成紙本,或是為備忘錄或其他正式文件紀錄負責。在一些案例中,留在檔案裡的不過是一疊又一疊「例行通信與大量寄發信件」(157)。再者,即使國家檔案局生產並留下許多書面檔案,學者也常面對「窮其一生也讀不完的資料」(156)。Ritchie 認為口述歷史可以為研究人員指路,幫助決定「手稿集接下來該收錄何人的何事」(157),減輕研究人員的負擔。此外,口述歷史可以加強個人與機構行為背後的動機,並突顯因為人種、性別、階級或種族而未列入檔案的人與團體所扮演的角色 (ibid.)。
譯者因為有飽受詬病的隱身性,較常成為現存歷史檔案中沒有紀錄的少數族群。舉例來說,研究加拿大政治演說翻譯的 Gagnon,需要假設準備前首相 William Mackenzie King 演說法語版本的譯者「可能來自樞密院」,因為 King 的檔案「沒有提供關於主題的任何資訊」(2006, 73)。Gagnon 所獲得,關於前首相 Brian Mulroney 與繼任的 Jean Chrétien 翻譯方面的資訊來自於口述來源而非書面檔案 (73–74)。若善用口述歷史,我們就可以提供現有檔案沒有的資訊來源,提高譯者能見度的機會:也就是說,口述歷史可以記錄下來的資訊包括,哪些人會進行哪些特定形式的翻譯,還有他們進行翻譯的理由與意圖。
即使是在缺乏歷史記錄的團體內,也有可見度較低的成員。例如,許多文學譯者將他們的個人檔案捐贈給檔案庫,和其他文體的譯者相比,研究人員更易取得文學譯者工作進度和生活相關的資訊。Santoyo (2006, 15) 認為歷史學家很少研究「常見、不淵博、無學術價值的翻譯」,雖然「無論書的性質是什麼,經典或現代,科技、歷史、文學、哲學或是宗教類,都只是翻譯文類的一小部分,而且從數量的觀點來看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部份。」進一步延伸而言,這些文本的譯者也被忽視了。當然這很有可能如 Santoyo 所說,是因為實用的、非書籍的文本「不如那些更『有文化』或『有科學性』的紀錄完整。」(16) 藉由口述歷史訪談那些曾協助生產實用性文本,現在已退休的經紀人,可以透過強調曾經扮演的角色,協助這群受忽視的譯者提供翻譯歷史領域未來的研究材料。相同道理可應用於其他 Santoyo (2006) 所提到,受忽視的翻譯歷史領域,包括個人譯者以及歷史上許多譯文(也包括譯者)的影響。
除此之外,口述歷史訪談深入的性質,搭配上著重私人故事的特色,代表這種訪談會解答 Pym (1998, 162) 提出的疑問。Pym 認為缺少「深入研究」證明「人們如何成為譯者?從事譯者工作多久?多常結合翻譯和其他有報酬的工作?」口述歷史訪談的設計是要廣泛涵蓋受訪者生活和工作的細節,所以訪談中會詢問這方面的問題,無論研究者是否需要方面的資訊。此外,因為訪談提供的資料比員工檔案、個人檔案或問卷還要更多,譯者的口述歷史資料庫除了可以 Pym 那些「如何?」的問題,還有「為什麼?」的問題。Pym 進一步闡述,若我們真的想要了解譯者這些人,我們必須解釋為什麼他們會成為(以及為什麼放棄當)譯者。Pym 還認為「這些問題的完整答案需要關於私人背景的研究」(166) ,而這剛好是口述歷史想要留下的紀錄。
最後,我們可以轉向翻譯研究目前的缺口,推測未來學者可能會有的研究問題,再用口述歷史方法留下更全面的紀錄。舉例來說,2006 年 Brian Mossop 悲嘆「近乎沒有任何對於譯者工作地點,也就是翻譯工作地點的觀察」,「雖然翻譯理論在過去 25 年從關注文本(原文與譯文),轉移到關注翻譯溝通過程中人的行為,無論是翻譯案件委託人、或接收者、或 […] 譯者」(2006, 789)。因此,請想像「缺乏工作地點的觀察」(ibid.) 對於未來的可能影響,若未來歷史學家試圖要重建或建立二十世紀前期至中期的翻譯情境。電腦和網際網路出現之前的翻譯過程和現代差異甚巨;雖然有當時普遍翻譯方式的紀錄(招聘廣告、訓練手冊、檔案來源與目標文本等),然而我們很快就會喪失在這些情境下以這些工具翻譯的感覺。未來譯者可能會覺得前輩們沒有搜尋引擎、線上術語庫與詞彙表、文書處理軟體和翻譯記憶等等相當不便,但這些科技尚未發明之前的譯者同樣會這樣覺得嗎?這些譯者還記得工作過程的些什麼?成為譯者的動機是什麼?有遇過什麼道德或是方法上的問題?對於使用的科技以及工作狀況有什麼想法?有什麼社交網路,遇到困難時向誰尋求建議與指導?
藉由描述身為譯者的經驗以及回答以上問題,受訪者不只能夠留下幾十年前當譯者時的工作經驗談,避免研究者很快就失去這些紀錄,還會為新的研究,特別是記憶與敘述相關的領域提供材料。如 Thompson (2000, 162) 所述,歷史「不只是關於事件、結構或是行為模式,還包括如何在想像中體驗與記憶。有一部分歷史,是人們想像發生了什麼,以及人們相信可能發生了什麼,也就是人們對於替代情境的想像,和實際發生的事件一樣重要。」口述歷史藉由關注人們回顧過去的故事,可以精準地改善這部分的翻譯歷史。
在翻譯研究中結合口述歷史的方法與目標,可以幫助創造出來的,借用 Thompson (2000, 117) 的話來說,是一部「不只更豐富、生動、令人感動,還更 真實 」的翻譯史。因為可以加深現有紀錄,讓未來研究者也能接觸到知名度較低,只有公開少部分生平簡介與職業資訊的譯者之經驗、貢獻與生平。當然基於口述歷史方法與目的生產的翻譯研究也有利於口述歷史學家,因為翻譯研究常會提出在 H-Net 口述歷史郵寄名單(H-Oralhist)88.在 h-oralhist 名單上搜尋「translation」(翻譯) 的結果如下: http://www.hnet.org/logsearch/?phrase=translation+&type=keyword&list=h-oralhist&hitlimit=100&field=&nojg=on&smonth=00&syear=1989&emonth=11&eyear=2029&order=-%40DPB。上的問題。特別是涉及口譯員、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權力關係,以及口述證言可信度的問題。與口述歷史學家相關度特別高的應該是近年關於權力與意識形態 (如 Gentzler and Tymoczko 2002)、公民參與 (如 Tymoczko 2000; Boéri and Maier 2010) 和衝突 (如 Baker 2006a; Inghelleri and Harding 2010) 相關的論文。
2.3加強現有理論框架
口述歷史和翻譯研究一樣有著跨學科的本質。其他學科如社會學 (如 Yow 1994)、民族學 (如 Di Leonardo 1987)、人誌學 (如 Bauman 1986)、女性研究 (如 Gluck and Patai 1991) 等也採用口述歷史方法。所以這些領域的翻譯研究學者當然也能採用口述歷史方法。Thompson (2000, 270–271) 提出一個概述,說明如何在歷史研究中使用口述歷史。若我們採用並重新整理這些方法,那麼有四種方法將口述歷史應用於翻譯研究。
首先,訪談可以發展一段「個人生命故事敘述」(270),可能是一名譯者的個人資料簡介、自傳或傳記99.口述歷史的作者應該是訪問者、受訪者還是兩者皆是的辯論時常發生。例如 Frisch (1990)。。雖然這些個人簡介在翻譯研究相當普遍,但是篇幅大多只有文章長度,沒有到書籍一樣的篇幅,而且通常收錄共同主題或重點的綜合收錄中,像是 Whitfield (2005, 2006) 提到的加拿大文學譯者的個人簡介,以及 Delisle (1999, 2002) 裡提到的男性和女性譯者描寫。口述歷史的深度訪談可以寫出更長、細節更多的個人簡介,還可以評論譯者的經驗和這些經驗的記憶,強調譯者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Tompson 的歸類中,口述歷史的第二個應用是蒐集生命故事,代表作品是 Whitfield (2005, 2006) 與 Delisle (1999, 2002) 的綜合收錄。當然,這些收錄有時會依賴口述證據(例如,許多貢獻資料給 Whitfield [2005, 2006] 的人訪問了譯者和/或他們的家人朋友),但是如同討論,翻譯研究學者沒有採用口述歷史方法和目的,所以口述歷史在這方面仍可以提供許多貢獻。
Tompson 認為口述歷史第三個應用是「重建交叉分析」(2000, 271),研究人員可以借鑑訪談推斷過去行為或事件的模式,這點類似於 Ben-Ari (2008) 的計畫。以同樣的脈絡,Ritchie (2003, 45) 說明「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從大量的檔案、對象、訪談與其他資料來源中聚集大量證據,將證據重新整理,讓看來往往充滿矛盾的證據可以構成一段合情合理的敘事文字。」在此有兩件事相當重要:首先,訪談不是歷史學家了解事件時,唯一的細節來源。再者,歷史學家應該要將敘述與其他材料比對,以批判性的審慎眼光檢視這些敘述。重建分析當然可以使用各種理論框架,包含先前提到的社會學和人誌學方法。此外,如 Tompson (2000, 271) 所述,交叉分析可以和個人故事結合,不過引用的部分會縮短;訪談之間會相互比較,再由其他來源的證據加強效力。藉由結合這兩種應用方法,研究者可以將譯者的證言放在範圍更廣的內容之中,也可以探索不同領域,如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或加拿大政府等機構之下的翻譯歷史。研究人員可在分析中加入曾在這些機構工作過的譯者之經驗。這些訪談甚至可以如 Yow (1994, 5–7) 建議,藉由提供研究人員先前沒有考慮過的不同見解,為交叉分析做出貢獻。因為深度訪談讓研究人員可以「讓研究主體選擇是否回答問題、將意義歸因於討論下的經驗,還能插入主題」(5–6);也就是說受訪者可以提出研究人員先前沒有注意、且可以進一步延伸的要點。
最後, Tompson 建議可以在口述歷史中可以採用敘事分析。這個應用注重的是將訪談視為一段口述文本,探討使用的文字、主題、重複性與空白。Tompson 解釋敘事分析並不關心或評估敘事者及敘事者的個人經驗有多典型,而是「敘事者是如何經歷、記憶和重新敘述人生故事,以及這如何激起更廣泛的社會意識。」(2007, 270) 翻譯研究時常採用前三個應用口述歷史的方式,卻較不重視最後一個應用,儘管 Baker 使用敘事理論和敘事分析技巧研究譯文與平行文本 (2005, 2006a, 2006b),而她的方法應該採用在分析翻譯和詮釋過的口述歷史1010.雖然 Baker (2006a, 174–175) 有一個敘述口述歷史多種用途的尾註,但她沒有討論第四種分析方式。因為她引用的作者 Reeves-Ellington (1999) 參考的是 Tompson《過去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Past)的第二版,其中沒有討論敘事分析在口述歷史中的用途。。然而,即使敘事分析作為理論框架使用在翻譯研究裡,兩個應用在口述歷史的敘事分析面向:記憶與表現,在翻譯研究中顯得不受注重。
記憶的可靠性在口述歷史文學中是一個時常浮出表面的議題,因為口述歷史學家不得不平息對於受訪敘述的質疑。這些敘述僅基於敘事者記得的部分內容與記憶方式,(如 Ritchie 2003, 30–37; Yow 1994, 22; Frisch 1990, 15–27, 188)。口述歷史的主觀性讓這些訪談成為歷史記憶研究最好的題材 (Frisch 1990, 188)。記憶的問題會影響最初的方法學,因為訪問者應該要尋找可以提供多種不同觀點的人們,還會影響到分析,因為研究人員需要批判性評估每位敘事者的記憶。如 Ritchie 所說,訪問者需要考量到「所有記憶的面向」,還要問自己問題如下:
受訪者會忘記過去大多數的回憶,是因為這些記憶不再重要,或是因為事件過於日常以至於難以回想?受訪者現在的感受與事件發生當下的感受有何不同?後來發生的事件中,有什麼可能導致受訪者重新思考和重新詮釋過去?受訪者的證言與同時期的其他書面證據相差多少,受訪者又是如何解釋之間的差異?(1994, viii)
敘事是我們建立與描述自己記憶的方式。當某一段敘事缺乏某些細節,但這些細節卻出現在另一段敘事裡,或者是某一段敘事建構出來的事實與其他相應的敘事不同的時候,肯定是因為敘事者往往已經接受了一些先入為主的個人或公眾敘事,以及概念性的敘事 (Baker 2006a),但也可能和敘事者對於事件和敘述的記憶有關。敘事的順序可能決定於敘事者說故事的方法,也可能與敘事者記住事件的方法有關。Baker 表示記憶在這裡有所影響 (2006a, 51),但她沒有仔細探討這個想法1111.事實上,Baker 在 翻譯與衝突》(Translation and Conflict)一書裡面有三個小段落提及記憶]。第一次出現於討論敘事的暫時性時,或是敘事元素順序的安排方式。Baker 表示「不精確的時間指涉 […] 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少見,而且有多種不同的成因,包括創傷與記憶缺失」(2006a, 51),當敘事者被要求依照時間順序敘述事件時,他們可能會不知所措。(ibid.) 第二次引用出現在 Baker 討論的一件口譯案例,索賠的難民聲稱攻擊她的塞爾維亞士兵穿著綠色制服,但士兵穿的其實是黑色制服。Baker 認為這「可能是一段創傷經歷造成的失憶」(121)。最後一段關於記憶和記事的引用出自於評估敘事的章節。Baker 提到,雖然我們最初會不信任溝通者的動機,因而不信任溝通者的敘事。但隨著時間流逝,我們往往只記得說話內容,而不記得說話者是誰,讓我們傾向於接受這段敘事 (151)。Baker 認為這項發現有兩個含意:敘述本身比敘事的來源更加重要,若想以批判性的角度評估一段敘事,則需要記得敘事的出處 (151–152)。然而,這三段關於人類記憶可信度的簡短評論,無法和多位口述歷史學家,如 Hoffman and Hoffman (1994)、Thomson (1998) 和 Ritchie (2003),以相同的深度解決問題。前面幾位口述歷史學家討論了記憶在構築敘述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強調在所有口語敘述分析中考慮記憶的重要性。。藉由對比,如 Portelli (1991) 等口述歷史學家檢驗忘記與記錯的重要性。透過詢問「為什麼受訪者記得事件的方式是這樣?」而非「為什麼受訪者的版本和書面記錄有所矛盾?」較能辨識出如 Portelli (1991, 2) 所述「敘事者的興趣,以及在這之下的夢和慾望。」Portelli 認為當口述來源不完全可靠的時候,「錯誤、發明與謎團帶領我們通過和超越他們的意義」(ibid.),幫助研究人員了解更多關於敘事者對於事件的想法。
藉由對比,如 Portelli (1991) 等口述歷史學家檢驗忘記與記錯的重要性。透過詢問「為甚麼受訪者會以這種方式記得事件?」而不是「為什麼受訪者的版本和書面記錄有所矛盾?」我們可以更容易辨識出如 Portelli (1991, 2) 所述「敘事者的目的,以及在這之下的夢和慾望。」Portelli 認為當口述來源不完全可靠時,「錯誤、發明與謎團帶領我們跨越事實、直達意義,」(ibid.) 幫助研究人員理解敘事者對於事件的想法。因此,我們可能會比較書面記錄與口述證言,以加強理解譯者怎麼記得自己在翻譯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書面記錄描述的角色相比),譯者現在認為工作哪一方面最重要,如何看待自己與翻譯工作,以及如何描繪在翻譯產業與社會身為行為者的自己。
敘事分析第二重要的特色是表現,在翻譯研究中卻不太受重視。口述歷史訪談中,敘事者有意識地為訪談者創造一段敘述。訪談者做為可見的故事觀眾,代表著更廣泛、未知的大眾,而大眾在多年後可能接觸到這段錄音。如 James (2000, 125) 所述,訪談者與敘事者共同製作的口述敘事「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建構,由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可互換性,和其他共同與國家性的敘事所滲透。此外,還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特徵。」因此,受訪者具有強烈情緒的敘事的確會形塑口述敘事,但受訪者在和訪談者對話的事實也會造成影響:受訪者對於受到的期待有特別的想法,而受訪者提出的敘事可能會符合或背離這個期待。
因此,口述歷史學家經常討論敘事方面的表現對於口述歷史的重要性 (如 Borland 2006, 310–311; Bauman 1986, 7)。討論得出的結論是口述歷史訪談既是敘事(受訪者敘述的事情)也是敘述事件(受訪者敘述這段敘事的方式)。舉例而言,McKenna (2003, 69) 提到受訪者經常會發問,「請問『說的好嗎?』或『說的對嗎?』」是否該延著同樣的思緒繼續,或是 McKenna 「對於『這部分有興趣嗎?』」回去聽錄音時,McKenna意識到這些意見代表受訪者在尋求她的認同,認同他們作為敘事者的表現。
當然,敘事者做出表演,不見得如 McKenna 的例子,是為了分享符合訪問者期待的一段敘事,也可能是為了讓訪問者理解並傾聽對於敘述者很重要的故事。James (2000, 128) 舉例,在一段訪談中,受訪者敘述了「隱藏的內容跟說的內容一樣多的版本」,毫無疑問是因為敘述者在跟對外人(訪問者)說話,而且不願意「家醜外揚。」James 接著描述鼓勵這名敘述者回答提問,依照期望敘述故事的困難。但是敘述者不願照做:
在訪談的這個階段,我意識到我對於受訪者的認知完全錯誤,完全偏離了正軌。他正在訴說的生命故事相當複雜,綜合了幻滅、年輕的錯誤與贖罪,以豐富的情感交織在一起。許多時候他看起來像是在崩潰邊緣,聲音變得乾澀、眼眶中充滿淚水 […]。對於他而言,讓我明白、將我囊括於他人生基礎和道德選擇的對等討論內相當重要。(131)
如 James 的描述,敘述事件(敘述者聲音裡的情緒、敘事時眼眶裡的淚水)強調敘事者讓訪問者理解立場並欣賞敘述的需求。因此,建立敘事的方法(因果布局)、選用的元素(選擇題材)、以及這些元素在更大時間的過去與現在個人、公共與概念敘述的定位(時間指涉)很大部分取決於受訪者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溝通的表演、對訪問者以及背後更廣大的未來聽眾說故事。敘述與敘述事件交織在一起,因此敘事者的表演對口述歷史訪談相當重要。僅觸及部份,或完全無觸及回顧性訪談中受訪者表演的翻譯研究,無法完全捕捉譯者看待自己與工作的全貌。當譯者在訪談時不願意討論特定議題,同時也表現出心中視為機密的資訊(即使多年早已過去),以及心中較難以訴說的內容,無論是因為道德、個人或是職業因素。受訪者的表現同時看待自己的身分的方式: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是否共享權威?(Frisch 1990, 2003),還是敘事者像 McKenna (2003) 敘述的情境一樣,不斷問問題而顯得服從訪問者?以這種方式分析訪談回應可以更仔細地描繪出受訪的譯者,更洞悉他們對於工作的想法,對自己狀態的看法,以及認為訪談與研究的相關性有多高。
3.結語
訪談在翻譯研究不是新的方法工具,本文探討翻譯研究的口述證言。若翻譯研究的口述證言能採用口述歷史學的方法蒐集、保存與分析,應能獲得提升。
至於蒐集與保存訪談方面,翻譯研究通常不會想將譯者和其他經紀人(出版者、編輯等人)的訪談典藏,這個狀況以兩種方式阻礙了未來研究。首先,其他的研究人員無法取得或引用現任研究人員沒使用的部分訪談。再者,未來的研究人員無法重新解釋與重新分析訪談,因為原檔案無法取得,而這是書面記錄較不會面臨的問題。此外,翻譯研究通常沒有討論到進行訪談時,無可避免會出現的方法、道德與邏輯問題。然而,沒有仔細考慮和討論這些問題,卻不批判性地檢驗口述證言固有的主觀性,使得口述資料來源比書面證據要來的不嚴謹。
關於分析訪談,翻譯研究在批判性檢驗譯者、口譯人員和其他製造、傳播譯文相關人士的口述證言時,可以因仔細考量記憶與敘事表現獲益。這些是不常用於翻譯研究的分析方法,所以對於譯者在社會中建立的行為者角色可以提供新想法,以及譯者如何看待工作表現。口述歷史對於記憶的著重也提供不同思考,當譯者和其他翻譯相關人士的記憶和書面紀錄不相符時,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讓口述證言可以增強書面紀錄,發展出更完整的看法,說明譯者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的感受,而非因為顯得不可靠而直接反對。
簡而言之,藉由將口述歷史方法納入翻譯研究,可以改善現有的歷史紀錄、提供更好的譯者資訊接觸途徑,並加強我們對於譯者動機、工作過程與目標的理解。除此之外,當翻譯研究的學者向口述歷史領域學習新方法時,口述歷史學家也能更注意翻譯研究領域,從翻譯研究中對於翻譯過程、道德、意識形態、權力關係與衝突領域的研究獲得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