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尽管客观性是新闻行业里倡导的黄金法则，一些使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的方法来分析媒体话语的研究显示，不同的新闻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可体现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参见Trew 1979; Fowler 1991; Fairclough 1992, 1995a, 1995b; van Dijk 1995; Fang 2001）。新闻翻译亦是如此：人们倡导并期待忠于原文，但在实践中并未遵循。虽然CDA已被广泛运用到在单语话语（如van Dijk 1988a, 1988b; Wodak 1989; Fairclough 1995a, 1995b; Wodak and Meyer 2001）或双语话语对比（如Puurtinen 2000）的意识形态操纵研究中，但几乎没有以CDA为导向的研究探讨新闻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针对新闻翻译中运用评价资源以调解意识形态定位的方法的研究就更少了。

借助于Fairclough的三维CDA模型（1995a, 1995b）和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简称AT）中的级差系统（Martin and White 2005），本文探讨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两个事件的英文报道的中文译文。这些译文出自《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拼音是Cankao Xiaoxi, 下文简称RN）。这是一份重要的官方中文报纸，宣称其译文“忠于原文”，且在中国日发行量第一。此报以其悠久历史闻名，在过去几十年里，是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事件及其他国家对华看法的权威的信息来源。通过将《参考消息》的译文与原报道进行对比，本文旨在厘清英文报道的中文译者如何运用语言资源创建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然后，本文探讨在“忠实译文”的外表之下，哪些制度因素及社会因素可以对可能存在的调整负责。

2.意识形态与批评话语分析

“意识形态” 这一概念广受争论（Conboy 2007, 104），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参见Thompson 1990 and Solin 1995对此概念的批评）。不同的理解甚至存在于媒体分析领域（参见Devereux 2007中的总结），从“虚假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到Thompson的“含义（或意义）维持统治关系的方法”（1984, 146）。Thompson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被认为“或许是唯一最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定义”（Eagleton 1991, 5），因此本文采用此定义。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意识形态是CDA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媒体话语，尤其是新闻报道，是经常探讨的主题（参见，如van Dijk 1988a, 1988b, 1995; Fowler 1991; Fairclough 1992, 1995a, 1995b, 2006）。在CDA中，话语分析用来揭示语言使用与社会关系、社会进程——其中语言的使用是“呈叠瓦状的”（Fairclough 1995b, 73）——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提出了一个三维CDA模型。在此模型中，任何交际事件均可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其价值观和权力关系在文本中的编码方式。这三个维度分别是文本、话语实践及社会文化实践（参见图1左边部分）。

“文本”这一术语用于“书面文本及口头交流的录音文本”中（Fairclough 1993, 166）。更确切地说，它指“文本创建过程的产物”（同上）。由于话语是“社会互动的全部过程，而文本仅是其中一部分”（同上），“话语”作为CDA的一个关键概念，被认为比“文本”这一术语 “信息量更大、更切题”（Fairclough 1989, 24）。然而，文本是CDA中任何分析的起点。一方面，作为话语过程的一种产物，文本包含生产过程的痕迹。另一方面，从解码人的立场来看，它是包含解释过程线索的资源。从图1可以看出，文本包含于话语实践中，而话语实践又包含于社会文化实践中。

图1.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模型（改编自Titscher et al. 2000, 153）

在Fairclough的分析模型中，话语分析分三个步骤展开：描述、解读和解释（参见图1右边部分）。也就是说，先通过文本分析来描述语言属性，然后通过过程分析解读文本与话语实践的生产、解读过程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社会分析解释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 1995b, 97）。

3.意识形态定位，评价语言与翻译中的评价

意识形态定位对于一个文本的某种解释具有决定性。根据CDA，这种定位是通过文本中的线索实现的。用Fairclough的话说，“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不会从文本中流露出来，而是通过一些线索将译者定位，这些关于意识形态的线索是译者在进行文本解释时带入的”（1989，71）。根据Fairclough关于意识形态定位的观点，White称新闻报道是“有价值取向的、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话语”，它可能给媒体受众定位（2006，37）。在新闻话语中，评价资源在传递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理解意识形态定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White的话来说，评价是“这一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因素，因为新闻报道履行“支持、保持并形成看似自然的特定的价值和信念系统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此同时维持其公正性与客观性（同上）。通过媒体话语中的评价资源，受众在其“对其中描述的参与者、行为、事件、事态持消极还是积极看法”（同上）的解释中被定位。

目前AT对评价资源已有最充分的描述，该理论被公认为“作为一个人际定位的工具，是研究评价语言最简明的方式”（Lauerbach 2007）。它由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1994）中的人际资源研究发展而来，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详尽且复杂的评价语言框架”（Bednarek 2006, 32）。在AT中，评价资源被描述为包含三大子系统——态度、极差和介入——的评价系统。极差子系统被认为是整个评价系统的中心（Martin and White 2005, 136）。通过极差，态度资源的价值“可理解更高或更低级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也是通过极差，介入资源的价值给文本生产者在话语中的投入的程度提供规划”（135）。在AT（54）中，极差中评价表达的语义价值有两个分级子系统：“语势和聚焦”。语势包含以强度（称为强化，如，有些愚蠢、极为愚蠢）和数量来衡量的价值（称为量化，如，许多国家、一些国家）。它包含升级和降级方向。聚焦包含以典型性和精确性来衡量的价值观，其中极差运行以理解类别，理解事物的核心及次要类型。它包含锐化和柔化两个方向，这取决于将其规范移至这个类别中的典型成员（如，一位真正的父亲、一个真朋友）还是边缘性成员（如， 各种各样的道歉）。

对有兴趣探究翻译中如何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的学者而言，AT中对极差系统的描述是富有启发性的。在话语中，评价通常不易被质疑，且可非常有效地掌控读者，若不经仔细对比，翻译中带有极差变化的评价是微妙而不易被发现的。此外，极差对分析作者-读者团结性很重要（Martin and White 2005, 139）。自从20世纪90年代评价理论产生以来，它常被运用至中文和英文单语媒体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定位与立场的研究（如Iedema, Feez and White 1994; White 1998, 2000, 2002, 2003, 2006; Wang 2004; Lassen 2006）。然而，将其框架运用至翻译中的评价研究仍有不足。Hatim和Mason（1990）曾有过对诸如翻译中的意识形态与评价意义等早期的主观方面的研究，他们将意识形态的概念与文化的概念运用至翻译分析中。其中Hatim和Mason（1997）在其翻译研究中给出了“从批评语言学及话语分析的视角对意识形态所作的最明确的陈述之一”（Munday 2007, 199）。Hatim（1997，113–21）进一步将Fowler（1985）的批评语言学模型与Martin（1985）对评价资源的早期主张结合起来，利用报纸中的数据形成“评价语篇性的文本-语言学模型”（Munday 2007, 199）。然而为了分析交际意义是如何实现的，Hatim和Mason（1990）以及Hatim（1997）主要考虑的是翻译中情态的转变。尽管评价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特征（Thompson and Huston 2000），且在翻译中难以避免，总体来说，在翻译研究中对评价意义的研究仍旧欠缺，这很可能是由缺少在译本话语中分析主观和人际方面可信赖的模型导致的。

4.新闻翻译中的评价与定位分析模型

评价与意识形态定位是表明语言的主观运用的术语。为了对新闻话语中的这种主观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结合Fairclough的三维CDA模型及AT中的极差系统，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模型。如图2所示，它从检验新闻译者运用评价资源以适应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定位与原文本不同的方法开始，然后探究译文中相关媒介的制度及社会成因。这些实线箭头代表不同维度之间的条件关系，虚线箭头代表分析的方向。

图2.新闻翻译中的评价与定位分析模型

文本分析是整个分析过程的起点，对它的描述关注词汇-语法层面上的评价语言学资源。在此步骤中，借助AT中的极差系统，通过将原文与译文进行评价意义对比分析，确认并描述偏差。接着，第一步的调查结果在第二步中通过加工分析进行解读，其中对生产、解读新闻的过程及新闻译文进行分析，以阐释文本分析中显示出的文本特征。接着是第三步--解释，即从新闻报道及其译文各自运行的意识形态语境进行社会分析，探寻可能的解释。

从CDA的视角来看，新闻翻译可被视为媒体交际话语实践，既包含解读过程，也包含生产过程。对新的文本生产者而言，评价资源对特定的意识形态定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还靠新闻文本中体现的对事件的解读为读者提供线索。介绍完上述几个分析模型之后，下文将对一些中文译文和英文原报道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译者在新闻翻译中构建不同的定位时是如何运用评价资源的，以及这样使用的原因。

5.文本分析：报道译文中的评价偏差

下文将两组关于中国人权记录的中文译文和英文原报道作为例子进行分析。一组原文与译文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人权报道所作的评论。这组英文原文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Reuters）及《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WP））。另一组是关于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剑桥发表演讲时遭反对者投掷鞋子袭击的事件。上述英文原文分别刊登于美联社和《华盛顿邮报》的网站上（链接附在参考文献中）。需注意的是，这两篇刊登于《参考消息》的译文报道中的每一篇都包含译自不同国外新闻报道的几个部分。本文分析仅考虑译自英文的部分。

本文的文本分析侧重于通过对比分析原文与译文而发现的评价偏差。评价偏差这个术语指译文中的语言学资源与原文中的相应部分在评价意义上有所不同（Pan 2012）。呈现所报道事件的评价偏差可被分为三种类别：验明新闻活动者产生的偏差，呈现新闻事件产生的偏差，以及掩饰陈述产生的偏差（详见5.1–3）。由于新闻活动者及新闻活动或事件是新闻话语中的核心要素，这一分类将原文与译文中的评价资源与其呈现新闻故事中叙述的“实”联系起来（Bell 1998）。下面将以从样本文本中选取的例子对每个类别进行阐述。

6.过程分析：“忠实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本节通过过程分析来解读文本分析中描述的评价偏差。对制作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话语实践中不同的现实版本是由“什么促成这组选择而非其他”的。（Fairclough 1995b, 104）。不难看出，是《参考消息》的内部译员和编辑，也就是译文的创造者的决定引起了前文分析的偏差。因此，这些人的假设以及撰写译文的过程中包含的制度实践，可以更好地解释通讯社声称的“忠实翻译”与评价偏差中显而易见的实际干预的矛盾——这些干预是为了迎合与原文迥异的意识形态定位。

对新闻通讯社制作新闻译文过程的分析对不同意识形态定位的调整的解释具有指示性。本文作者在参考消息通讯社（Reference New Agency，以下简称RNA）的调查结果表明（详见Pan 2012, 2014a, 2014b），RNA的新闻翻译操作过程（本质上是集体性的），事实上促进干预并阻碍具体实践中忠实翻译的真实意义的产生。完整的步骤如下：基于从国内外新闻遴选平台的遴选和总结，编辑选择待翻译的新闻并决定每篇文章中待翻译的要点，这成了“本日任务单”。接着，翻译部门的中国员工将清单中罗列的要点相关段落译成中文。下一步，由“高级检验员”审校译文——他们就是《参考消息》的编辑，他们决定何处进行省略、归化并设计标题。

翻译产生的过程很能透露内情，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翻译工作者之间因信念不同而出现矛盾。首先，译者对“忠实翻译”这一概念持有不同的观点，对编辑的要求亦是如此。在此调查中，受访的两名编辑认为忠实翻译就是直译，对直译的回译应与原文在各方面均相同，包括硬事实、句子结构、意义及关键措辞的语气。然而，在35名参与问卷调查的译员中，有半数未将新闻中核心元素表达的言外之意视为忠实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通常情况下，参考消息通讯社的“高级检察员”不理解原文，他们只能在译文中采用归化手法或删除某些表述，而不能将译文中态度意义上的任何偏差“揪出”——除非这些表述在上下文中听起来很别扭。这就使译者可以主观地在翻译那些他们认为是对中国的令人不安的负面或偏颇的表述时进行干预，或认为需要对译文读者采取“合适的”引导，以避免对其产生“不良影响”，这反映在对涉华负面言论进行语势降级的例子中，如上文分析所示（参见例（3）和例（5））。在翻译正面言论时，这种介入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发生，参见例（4）。第三，在翻译中，编辑省略或归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干预及调停的方式，对原文及待译要点的选择亦是如此。《参考消息》中刊载的每篇译文报道实际上译自从不同新闻媒体生产的数篇报道中筛选的段落，就像上文分析的两篇译文报道一样。每一篇分别译自总部设于美国或英国的新闻机构所进行的英文报道。

原文与译文中运用的评价资源中明显的不同意识形态定位，部分是由制作它们的新闻机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一方面，《参考消息》选的这六篇新闻报道原文是在四大英语新闻机构网站上发布的。尽管这些媒体巨头以公平和客观地在国际间传播新闻自诩或著称，但却经常被发现将其价值与观点强加于读者，并因有偏见的报道被指控（Rendall, Ward and Hall 2009），尤其是对“邪恶轴心”国家的报道（如《华盛顿邮报》对伊朗的片面报道，参见Shoar-Ghaffari 1985; Izadi 2009, and Kamal 2010），或在其报道中用负面措辞描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如Seo, Johnson and Stein 2009）。当报道涉华事件时，所有这些新闻机构在意识形态定位上有些相似之处。比如，美国联合通讯社——自认是“最可信的独立新闻采访源”，并致力于“最高标准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的新闻事业” (http://​www​.ap​.org​/company​/about​-us), 也禁不住在描述事实时把自己的假设加入其中（参见例（8）原文）。路透社在斯里兰卡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论中指出其负面含义，参见例（6）原文；并指出捷克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参见例（7）原文。英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二者经常因被指称的负面地报道中国而受到指责——尤其擅长选择具有评价价值的表述（参见例（3）及例（5）原文）。这些英文新闻机构的报道中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定位，不能仅仅将它们视为既定信息的传播者，它们实际上是通过对词语、表述和“对信息提供者的原文引用以传达对事件的解读”的选择，巧妙地传递态度、价值与定位的机构。

另一方面，译文例子来自参考消息报社出版的《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报社隶属于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参与问卷调查的一些受访者承认他们的确需要考虑新华社的立场。这有助于解释《参考消息》译文文本中对一些措辞的选择。比如，例（5）中将去年三月西藏的致命骚乱（the deadly riots in Tibet last March）译为西藏骚乱（Tibet riots），这一选择反映了《参考消息》的发行者与其上级组织新华通讯社保持一致，沿用其西藏骚乱这一说法指代这一事件。本次采访中其中一位编辑也证实了这种一致性。因此，我们数据分析中证实的对评价资源的调整反映了《参考消息》制作者力求在忠于原报道与他们作为中国官方新闻通讯社内部员工的身份之间寻求平衡。新华社被普遍看作中国政府的“喉舌”。这种官方地位也使得《参考消息》及其制作者不可能认同英语媒体巨头传播的英文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定位。事实上，其制作者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们需要在力求忠实翻译的同时考虑政府的态度与立场 (Pan 2010a)。这可能是在呈现诸如对政府在经济发展及人权状况方面的表现的正面评论时将评价资源进行语势升级，而对有负面价值或含义的语言资源进行缓和措辞的主要原因。缓和措辞要么对价值进行语势降级，要么抹去暗指以使政府优先向其人民呈现好新闻及使本国人民意识到国家的发展和国际认可。

此外，一定程度上，翻译取决于制作者对西方媒体关于涉华报道的看法及其对原文读者、译文读者对涉华负面报道反应的推测。同一调查显示，《参考消息》绝大多数内部译员认为国际涉华新闻报道可能有失偏颇，这与一些学者对中国大众普遍认为西方媒体通常负面地报道中国的这一观察结果一致（如Wang 1996; Sparks 2010）。尽管要忠实地翻译，但一些RNA的译员相信应该考虑目的语读者可能会有的反应。此外，该调查也揭示了三十五个在《参考消息》报社工作的译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需要给中国读者合适的引导，以助其避免受到对华偏颇的负面报道的“可能的不良影响”（Pan 2010a）。从某种程度上讲，译文报道中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新闻报道含有的意识形态定位与价值因新闻机构而异， 它们“不只是像人们有时候天真地认为的那样‘反应事实’”（Fairclough 1995a, 103）。与新闻翻译相似，正如Bielsa 和 Bassnett 指出“所有翻译都涉及对原文的操纵，因为它是改造给新读者看的”，翻译时要求对原文“忠实”，正如新闻工作中要求保持客观一样，都是值得怀疑的概念（89）。

7.社会分析：可能的解释

因处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下，中国与西方新闻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们各自服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与信仰的影响。因此，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可能包含造成译文中评价偏差的根本因素。

首先，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强调引发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社会强调与个体和进取精神有关的价值，并反映在西方媒体中，这可以被认为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且在当代中国社会仍被提倡的集体主义、和谐及合作的价值观相悖的。这种分歧可能引起了《参考消息》翻译中一些柔化的偏差，包括在明确来源时以团体代替个人的例子，如例（2）中以“北京一名律师”代替“北京的人权律师浦志强”。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的强调可以解释由省略或更改引起的偏离原文报道中描述的冲突及对“不和谐”暗示的假设。这种偏离与负面意识形态的修饰词相关，比如，例（5）中省略西藏骚乱前面的致命的，以及删除在描述中方对西方媒体的“批评”和对藏独活动的支持的回应中使用的恶性的一词，这些都是降级的例子。一些偏差可能是不同原因导致的。比如，由于中国政府赞扬这一回应是“爱国热情”和“大众意见的真诚展现”，恶性的一词的省略也可能是由于《参考消息》新闻制作者既想要拥护官方立场，又不想与公正的感受与态度背道而驰所致（Buckley 2008）。

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冲突可能导致不同的报道视角，这是为了契合英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中承载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西方媒体通常支持涉华负面报道（Yang and Zhang 2003; Li 2005），尽管有人论证这一趋势不仅局限于涉华报道（Sparks 2010）。西方新闻媒体通常更倾向于报道冲突、灾难及社会阴暗面。英美媒体极少报道他国经济或政治成就，尤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成就（同上）。相反地，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新闻媒体在其关于国内现状的事件报道中倾向于“报喜不报忧”，且一般不报道会使国家或政府难堪的事件。这种差异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扔鞋事件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报道。虽然诸如《华盛顿邮报》和美国联合通讯社在内的西方媒体设法突出对例（5）和例（8）事件的反应的背景或影响，在文化层面上此事件在中国是不能接受的，中国媒体也不会将其作为显眼的头条来报道。因此，《参考消息》不会沿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联合通讯社中报道视角，而是可以理解地省略了中文报道提到英国道歉时的假设，以示国家尊严得到了维护。

此外，很可能是由于根植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差别中的怀疑与不信任，西方大部分国家，经常看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短处，而鲜少看到其长处。西方强国一直以来十分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多年来，美国政府甚至不辞劳苦地制定并发布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西方国家倾向于相信并迫使他人相信，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仍旧受中国政府压迫，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美国，带领着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展示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西方媒体像他们所属的国家一样，倾向于关注人权问题及其他可能会被解读为由中国政府无能造成的问题，尽管他们不能在其报道中公开批评这些问题。正如上文英文报道所示，在涉及执政的共产党政府及其盟友的事件时，他们的报道更倾向于引述负面而非正面言论。两则示例新闻条目都与中国人权问题紧密相关：一则关于对中国功过的争论，另一则报道由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引发的鞋袭及其他侮辱性举动。在中国大众看来，西方政府及媒体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只是其抑制中国的策略之一。大多数中国人，虽然承认自己国家在社会秩序与公平方面存在问题，但是普遍赞同现任的中国政府已极大地改善了人权现状和经济绩效。

从根本上说，这些导致了翻译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位的偏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归因于中西方政治价值观、制度和实践的差异。中文译文中包含了与中国主流价值观和信仰一致的立场和态度，强化了亲华的声音，模糊或抑制了反华的声音。比如，升级正面评价资源以置中国读者于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能力的角度，同时对在评价价值观方面带有负面含义的描述和假设进行降级处理，以不与中国人民普遍对发展中的祖国的信仰相悖。

当然，并非所有上文提及的偏差都包含《参考消息》制作者的肆意篡改。一些选择可能是出于本能或是个人偏好。然而，考虑到无论是编辑还是译员，《参考消息》中的每个人都不断地受到制度与中国大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选择仍能显示出受社会与制度的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

8.结语

本文借助于AT与Fairclough的CDA的方法，探究如何运用评价资源在翻译的新闻中实现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定位。据发现，在导致对所报道的事件有不同解释的翻译新闻中，用于鉴别新闻活动者及呈现新闻活动的评价资源在选择不同定位上尤为关键。文本分析表明，与新闻报道对客观性的普遍预期相悖，新闻原文与译文不能自由运用语言资源来作出判断，并在展现新闻“事实”时含蓄地表达态度。在译文中，改变评价元素是依据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来构建定位的微妙但却有效的方法。研究发现，要更好地理解调整译文评价价值观以重新定位目的语读者的方法，不仅可通过在上下文中找出评价资源，更具启发意义的是，还可通过不光考虑上文所述新闻机构制度实践所包含的不同因素，还有翻译机构运转及其译文意在服务的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以及AT中对极差的描述有助于形成新闻翻译中评价及意识形态定位的分析模型，这通常需要对译文新闻进行协调或语境重构，以适应鲜少与原文新闻所处制度及社会环境相同的意识形态。就《参考消息》而言，评价偏差可被视为《参考消息》对原文报道的意识形态定位及英语媒体通过向其国内读者散播与中国的现实有关的言论的霸权进行反抗。

由于刊于《参考消息》的译文鲜少有诸如路透社和法新社之类的国际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翻译中普遍存在的典型改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包含上文分析的所有偏差，这些译文仍旧可视为“忠实译本”（Bielsa and Bassnett 2009）。《参考消息》以如此不同的做法将国外新闻条目译为中文，其研究价值不光体现在其庞大的发行量，还体现在其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既是唯一致力于提供中国大陆以外的新闻媒体发布报道的中文版本的主要报刊，还是作为权威信息来源长期服务于中国领导人及中国人民、助其了解其他国家对华政策及看法的新华社主办的官方报刊。因此，鉴于其上述研究价值，且CDA及AT鲜少被运用于新闻翻译分析这一现状，尽管本文研究仅基于较小的数据集，但仍对中国新闻翻译研究及他国新闻媒体中相似的翻译实践具有实践及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