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翻译研究的前进方向: 文本视角 [Ways to move forwar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textual perspective]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篇分析在应用语言学领域逐渐发展起来,在翻译研究的应用也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日益明显(Munday 2012,137)。翻译学者特别关注的语篇分析课题是对语篇元功能所作的翻译选择,尤其是文本中主位的角色及其对主位发展的影响。一些研究已经对文本选择的翻译有了新的见解,例如对于翻译无法重现主位推进模式的关注。语篇分析研究的成长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发展,因为该领域在过去长期受翻译研究忽视(House 1997, 31)。翻译学中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语言组合中的个别微观问题上,但本文试图对此课题的现有研究进行全面性回顾,从而能够(1)突出迄今为止研究的主要课题,以及(2)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这一重要的翻译领域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 主位推进,
- 主位,
- 文本意义,
- 翻译选择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发展以及在翻译研究的应用,使得翻译研究学者能将翻译视为一种多维度组织的现象(Munday 2012, 第六章)。若以系统功能的术语来解释(如, Halliday 1978),其中一个维度就是不同意义模式的频谱,即不同意义的元功能模式:概念的(逻辑和经验的)(ideational)、人际的(interpersonal)、文本的(textual)。如果我们认为翻译主要是通过译者在诠释源文本及产生译文的过程中所作的决定使意义再现(Matthiessen 2001),那么这个过程牵涉到所有的意义模式:翻译包括再现逻辑方面的概念意义、经验方面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文本意义。每种意义的元功能模式都涉及产生个别意义的资源,即任何语言中的特定系统集合。译者所面对的难题之一在于,不同语言可能在每个元功能发展出有些不同或甚至是非常不同的系统集合。例如,中英文译者面对的挑战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概念模型之间转移,即英语里的时态模型(tense)(与时间过程中的位置有关,例如,以说话当下相对而言的过去、现在或未来),以及中文里的体貌模型(aspect)(与通过时间开展的过程有关,例如,一个事件的终结是否是清楚界定的)(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1999, 第七章; Halliday and McDonald 2004)。
我们可以说一直以来经验意义都是研究的焦点,有时也称之为表征意义(representational)、指称意义(denotative)或认知意义(cognitive)。文本意义毫无疑问是被忽视的,部分原因在于虽然它很重要却难以掌握。如果译者的焦点是在句子里的词语而不是文本本身,那就很难察觉细微的文本意义。然而,语篇分析能够使所有元功能都更清楚展现,如图1所示。当译者翻译不同语域(register)的文本时,语篇分析也能够帮助分析译者是否将意义从一个元功能转换到另一个,或者是他们是否偏重某一个元功能(参见Halliday 2001关于不同种类文本的元功能取向)。本文研究重点是文本意义,主要讨论主位(Theme)与信息(Information)等系统的选择。这些系统能提供资源让文本在语境中开展时能创造及交流文本意义。根据Halliday(1978)的解释,文本元功能的作用是“实现”(enabling)(见Matthiessen 1992, 1995): 为说话者和书写者提供了指引听众和读者的策略,帮助他们处理和解释文本的发展。
以语篇为本的语言学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基于静态规则的语言学方法不同,因而使翻译研究开始视翻译为在语境中产生文本的过程,而这必然涉及到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因此,文本意义开始在翻译研究中受到讨论。一个例子是Baker在其重要著作 In Other Words ([1992] 2011)中讨论文本对等时,介绍了主位和信息结构,讨论了标记(marked)与非标记(unmarked)主位的区分在说话者意义选择上的重要性,并指出译者应该意识到这样的意义选择是非常重要,尽管译文并不一定总是能够选择和源文本相同的主位。
在翻译研究中,文本意义的讨论发展了二十多年,分析了许多语言组合,也涵盖了许多实践和理论课题。然而,现在这方面的讨论似乎有些停滞不前,面对新的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本文试图将现有研究串联起来,希望能进一步推进这个翻译学中重要领域的研究。
2.翻译研究中的主位研究
近年来大量研究探讨了译文意义的文本范畴问题,将其与源文本或以目标语写成的类比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人员分析了源文本中的文本选择以何种程度在(一篇或多篇)译文中再现,也探讨了一个元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领域的适用性。
2.1翻译中的主位推进
最常被探讨的问题是源文本中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 (Daneš 1974; Fries 1981)的模式以何种程度在译文中重现,也就是以多大程度未经改变保留在译文中。在这里,我们可将主位推进视为在几种主位模式中选择从一个小句到另一个小句连续主位的方式;例如在英语中,第一要素(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主位)通常传递读者已知的信息,而小句或句子中的其他部分(述位)则包含新信息。现有研究包括了英语同其他几种语言的翻译(见表1)。
英语 | 译入语 | 语域 | 研究 |
---|---|---|---|
英语 | 挪威语 | 虚构类:长篇小说 | Hasselgård(1998) |
虚构类:一篇短篇小说 | Rørvik(2004) | ||
英语 | 中文 | 政治评论 | Ghadessy & Gao(2000) |
议论文 | Liu & Yang(2013) | ||
中文和韩语 | 虚构类:短篇小说 | Kim & Huang(2012) | |
韩语 | 说明性科学文本 | Kim(2007b) | |
英语 | 葡萄牙语 | 虚构类和非虚构类 | Vasconcellos (2008) |
限于篇幅,以下仅列举部分研究加以探讨。Hasselgård(1998)使用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库,从四篇挪威语长篇小说的节选片段及其英译本、四篇英语长篇小说的节选片段及其挪威语译本中随机抽取了150个句子,对句子的话题主位(topical Theme)进行分析。其分析发现多数句子(83%)在源文本和译文中的主位都是相同(或对等)的,造成其他句子主位不同的原因是必要的语法变化。Ghadessy & Gao (2000)详细分析了九篇英文政论及其中文译本的小句主位,发现“就指定的主位特征和所选用的主位形式而言,英文文本和其中文译本的主位有着极高的相关性”(2000,461)。Vasconcellos研究了英葡双语间的翻译例子后,同样指出专业译员选择“保留原始主位,尽管受限于目标语言不同的句法形式”(2008,63)。
虽然上述研究表明译者试图保留源文本主位推进模式的总体趋势,另一些研究发现在译文中主位推进模式有所不同。Liu & Yang (2012)分析了一篇名为“研究的”(Of Studies)的英语议论文及其11篇中文译作的主位推进模式,发现英文文本特别倾向于采用T2R1模式(第二句的主位重复第一句的述位),而中文译者偏向采用T2T1模式(第二句的主位重复第一句的主位),这反映了中文的语言资源和语篇衔接的方式。
许多研究显示源文本和译文中的主位对比呈现出高度相似性,特别是如果源文和译文属于共同系统和(或)拥有相似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人认为唯有直译的译文不可接受时,才应该采用其他翻译方法(Vinay & Darbelnet 1995)。那么对那些不相应的主位又该如何解释呢?事实上有研究发现在两篇很短的译文版本中,只有几个句子的主位选择不一样,读者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Kim 2007b; Kim & Huang 2012)。
因此,我们需要详加关注和分析的问题包括: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s)什么时候出现,对译文中的主位推进如何产生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即使在相同的语言组合中,不同的语域也会出现不同的翻译转移现象(见3.4)。其实现有的文献已经回答了部分的问题。例如,Rørvik(2004)发现译文中简单线性主位推进的出现频率比源文本高;Kim & Huang(2012)观察到译文中不同的标记话题主位。然而,如果我们希望以更系统性的方式来解读翻译特征或是翻译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以便让我们能在坚实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翻译理论或应用于实际的训练目的等,那么我们还需在现有基础上做更多努力,用不同的分析材料来核实研究发现。
为了能够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知识的进展,严谨的理论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如若不然我们无法提出任何有理有据的论点来推动发展。我们会在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2.2分析框架的选择:布拉格学派功能句子观和系统功能语言学
翻译学中的主位研究主要依据两个理论语言学框架。早期对主位和主位推进的研究使用的语言组合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和芬兰语,这些研究采用了布拉格学派功能句子观模型(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FSP) (见,Daneš 1974; Firbas 1992)。此领域的研究包括Contreras (1976)、Hickey (1990)、Nord (1991),更多文献请参考Munday (1998, 186)。但是,近期更多研究倾向于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研究相似的问题,语言组合的范围也扩大了。表2列举了一些例子。
英语 | 译入语 | 语域 | 研究 |
---|---|---|---|
英语 | 德语 | 旅游资料,学术文献 | Ventola (1995) |
英语 | 挪威语 | 科幻小说 | Hasselgård (1998, 2004) |
英语 | 西班牙语 | 生物医学类研究论文 | Williams (2006, 2009) |
英语 | 西班牙语 | 短篇科幻文 | Munday (1998) |
英语 | 葡萄牙语 | 小说和非小说 | Vasconcellos (2008) |
英语 | 葡萄牙语 | 电影小说 | Espindola (2013) |
英语 | 中文 | 政治评论 | Ghadessy & Gao (2000) |
英语 | 中文 | 议论文 | Liu & Yang (2013) |
英语 | 韩语 | 科学类说明文 | Kim (2007b) |
Baker ([1992] 2011, 152) 指出此类研究数量增加的原因:
布拉格学派的解释较复杂,而Halliday的理论很容易理解并运用,因此更有吸引力。一个人必须先提出话题,然后再延续这个话题。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符合直觉的。
Baker说的没错,但是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位模型还进一步解释了纵聚合(paradigmatic)选择如何帮助说话者结合概念意义与人际意义,进而形成流畅的文本。比如,该模型假设在英语(和一些其他语言)中,说话者能自行决定是否把主语放在分句句首(作为陈述句中的非标记话题主位),或是将其他成分放在句首(标记的话题主位)。说话者也可以选择在话题主位之前放置一个显性的连词(语篇主位),以及一个情态附加语(人际主位),以此在本本意义和人际意义上引导读者(如,“然而”、“好险”)。这些选择反映了一系列的文本和语境因素。不同语域的文本也不尽相同,取决于语境本质。因此,此模型能帮助研究者以系统方法探索文本问题与语境的关联。此外,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小句层次的语法特征研究能帮助理解文本层次的语义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小句主位必须在主位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分析,否则就没有意义。
虽然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功能句子观模型不同,但两者都对于了解文本如何发展成信息流(语篇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研究者,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研究问题的模型。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研究译文的文本意义,就需要考虑到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第三部分将讨论这个问题。
3.系统功能语言学选择的考虑因素
3.1因素一:理论和描述
虽然语言的元功能组成是普遍人类语言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是任何一个语言的属性,但是一个语言的文本系统并不是“普遍的”,而是必须通过对该语言的描述才能启用(Matthiessen & Nesbitt 1996)。即使是极其相近的语言也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对译者形成考验。如何处理这些差异就需要通过语篇分析来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在日耳曼语系中,英语的主位系统是最不同的(当然,英语的其他语言特征也很不同)。日耳曼语系的基本原则是:在每一个小句之中都有一个作为主位的元素,而(在陈述小句中)这个元素通常会紧跟着一个限定词,用来界定主位,但在英语中这个原则并不适用。Heinrich Böll所写的短篇故事中有这么一个子句:德文是Zum Glück hatten meine Eltern mir Geld hinterlassen(幸运地,已经,我的,爸妈,我,钱,留下),在这个句子中Zum Glück(幸运地)被放在限定词11.在文献类型中,此类现象被称作“非限定词约束”; 参照本刊中House的文章。关于挪威语的讨论,参照 Hasselgård (2004)。她对于挪威语采用的描述方法,与我们这里谈论的日耳曼语特征不同。(注释一)之前。这句话的英文译文是:Luckily my parents had left me some money(幸运地我爸妈已经留给我一些钱),英文句子中的luckily my parents(幸运地我爸妈)出现在限定词之前。英语与其他日耳曼语系的语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已经发展出多重主位的可能性,这点很像罗曼语系的语言。
在欧洲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经常成为翻译及翻译研究的语言组合,但这些语言的语态(Voice)系统相当不同。 Mathesius (1975)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该研究发现比起其他语言,英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更高。这个差异不能单独来看,而是应该与其他的文本系统放在一起讨论,像是(主题)主位的选择,或是“标记”与“非标记”主位的相对出现频率。因此,在英语中一个非标记主语的被动语态,可能会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如德语或中文时,变成一个标记主语的主动语态22.这种情况经常从文字顺序角度来进行分类。英语通常具有相对固定的文字顺序,而像德语、俄语、日语的文字顺序则相对来说会灵活一些,但Halliday(1985)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问题不在于语言的文字顺序是固定还是灵活,而在于哪一种元功能将文字顺序作为实现的媒介(Matthiessen 2004)。当一种语言被认为有相对灵活的文字顺序时,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子句中各要素的顺序是由文本决定的,例如对主旨或者新信息焦点的选择。。
3.2因素二:通过描述支持分析
如果要对源文本和译文进行文本分析,就必须要有相关语言的文本系统描述。除非我们已经对一个语言有了相关的描述,我们才能对该语言的文本进行可靠和系统的分析(Matthiessen 2013)。以系统功能学术语描述的语言范围正在稳定增长(Caffarel,Martin & Matthiessen 2004; Teruya & Matthiessen 2015)。由于这些描述是以语境中的文本为证据,并以意义分析为目的,所以它们对于翻译研究中的语篇分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现有的语言描述确实包含了许多翻译研究重点关注的语言,除英语之外还有中文、日文、泰语、越南语、泰卢固语、阿拉伯语、德语、丹麦语、瑞典语、法语、西班牙语,但是其他一些主流的翻译语言如韩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兰语、挪威语等,仍缺乏详尽的系统功能描述。
因此,当研究者们需要对源文本和译文进行文本分析时,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没有现成语言描述的难题。这也是作者之一Kim分析英韩翻译时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没有对于韩语的系统功能描述。处理这种问题的标准办法当然只有一个,就是先完成能够支撑该语言文本分析的描述。因此,Kim(2007a) 利用小规模语料库研究韩语如何使用主位,发现省略主语(elliptical subject)在主位推进和文本衔接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Kim通过描述不同类型的主位如何在纵聚合的系统网络中发挥作用,发现韩语中的小句主位不容易找到,因此她认为辨别主位时必须要考虑文本中的主位推进。
如果研究者要使用特定语言现有的描述来推进翻译研究,就必须清楚表明研究方法,比如分析的范围是小句复合体或小句,或者辨别各语言中主位的方法是什么。迄今我们还是常看到一些研究者不清楚表明研究方法。事实上如果相关语言没有现成的系统功能描述,要清楚表明方法确实不容易。但有一些语言已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被描述了,而一些研究却不参考现有描述,这是很令人失望的。我们可以理解由于采用的研究材料性质和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描述有所出入,但即便如此,研究者还是必须说明是否采用了某个模型或者某几种方法,并解释原因,这才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翻译研究能真正相互合作的地方,许多学者都曾呼吁过这一点(如,Taylor 1993; Munday 1998; Kim 2007b)。
3.3因素三:关注意义
翻译是语境中意义的重现,因此翻译牵涉到的第一个抉择就是语意的选择。翻译的主要单位是文本,因为文本是意义的基本单位。语言中类似的意义可以通过词汇语法上的不同措辞来实现,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注重再现意义而非措辞。在不同语言学传统中对人际意义元功能的研究都能说明这一点,如言语行为的实现或语言礼貌研究(相关系统功能研究的概要和讨论见Matthiessen, Teruya & Wu 2008)。
虽然在文本元功能方面,这样的翻译原则尚未受到同等程度的研究和关注,但此原则同样适用。事实上, Martin(1983)早期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就讨论了指称(参与者)辨别的文本语意系统。他的研究表明语言可能使用非常不同的词汇语法方式来执行同样的语义工作:介绍和追踪语篇中的指称。在翻译研究中,指称追踪(referent tracking)始终是个问题,因为即使是非常相似的语言也有不同的语法“机制”,如表3的主语功能表所示。举例来说,如果源语言的小句主语是不可省略的,而目标语言的主语是可省略的,那么译者就必须决定是该翻成隐性的还是显性的主语指称,而这要根据该主语指称的文本地位来决定,如:是否可辨别、主位或述位、是已知或未知信息、连续或转折(Munday, 1998)。对文本地位的考虑能帮助译者决定指称策略的明确程度(参考Givón 1983)。假设一个英文描述句中有一串连续的主语 “she...she...she...she... she...”,译成中文时,应该使用隐性指称(省略结构主语),还是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她”?
主语不可省略33.直陈句的子句集合中不可进行结构省略。 | 主语可省略 | |
---|---|---|
+ 主谓一致 | 德语、荷兰语、英语、法语 |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阿拉伯语 |
− 主谓一致 | 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 | 中文、日语、韩语、泰语、越南语 |
3.4因素四:关注随语域变化的意义
意义指的一定是语境中的意义,这在翻译中是至关重要的。意义系统和语义系统连接语言和语言之外的内容(关于语义学作为“中间层次”的基本特征,见Halliday 1973)。意义的选择取决于文本使用的语境,而这正是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评估理论框架的中心环节;这些选择根据语境的本质而变化。这样的语言变化逐渐被称为“语域变异”(见,如Hasan 1973; Halliday 1978; Matthiessen 2015)。
“语域”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异,主要是语义变异。如Halliday(1978)所指,语域是在一个特定类型的语境中存在风险的意义。当译者翻译时,他们翻译的文本是属于某个特定语域(的实现)。他们关注的是在一个特定语域下存在风险的意义,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译者倾向于专精于某个范围的语域,如文学翻译、法律翻译、科学翻译。当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考虑语域的重要性,他们使用的研究标题包括了“语域”、“文本类型”(text type)、“体裁”(genre),甚至“风格”(style)(如,Snell-Hornby 1995)。Steiner(如,2004, 2005)也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以系统功能中语域的概念来解释翻译现象。
文本意义和其他元功能一样也受限于语域变异:文本系统根据其所运作的语境性质而作调整,而不同语言在不同的语域可能发展出了不同的惯例。最近就有一些关于源语言和译入语间语域差异的相关研究。Williams(2009)比较了西班牙语医学论文中的“讨论”章节,以及英译西的对比文本,发现“西语文本具有相当紧密的连续主位模式,而译文则受源语言影响连接较松散,因此造成了主位‘跳跃’”(225)。作者根据此结论得出一系列策略帮助译者根据西语惯用的主位发展模式来翻译医学论文。Sanz(2003)研究了西译英旅游文本中连接词的频率,发现连接词作为一种文本主位,在英译本中出现的频率比在英语对比文本中高,但比西语对比文本低。她认为“译者的‘中间态度’可能创造出了Duff(1981)和Frawley(1984)所称的‘第三语码’(third code),亦即翻译通过协商两个语言和文化系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交流形式”(Sanz 2003, 304)。Røvik(2004)也同样观察到译文中类似的线性主位推进出现频率较源文本高,由此他同意Baker的观点:显性与简化是译文的普遍特征(Baker 1993, 243–244)。
4.结语
本文回顾了关于译文中主位选择及其如何影响主位推进的一些研究,并讨论了这些研究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也讨论了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来研究这个题目时必须考虑的几点相关因素,这些因素过去在翻译研究中常被忽视。
我们详尽的文献综述似乎表明,由Toury([1995] 2012)所呼吁的系统描述性翻译研究已经可以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现在需要的是确立一个比Toury更严谨的方法。Munday(1998, 183–184)清楚指出Toury的局限性:
文本不能脱离其文化存在,这一重要概念呼应了Halliday所提出的文化语境,但Toury在许多方面都不能有系统地把他研究方法的第一和第二步骤联系起来,因为他在决定要分析源文本和译文中的哪些节选,或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时,似乎都是因情况而异。
Munday接着解释了他的研究目标之一,以及他采用系统功能框架的原因:
此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这种描述性研究提出一个更客观的研究方法。首先我使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方法来比较源文本和译文中元功能的实现,然后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工具,使得表面语言特征的分析更准确和快速。通过这种方式,元功能层面的转变应该是可识别的,而且我们也能提出为什么这些转变会出现的假设。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词汇语法、语篇、语义、体裁有系统联系,这些转变也能与作者和译者共同面对的文化语境及情境语境联系起来(184)。
我们完全同意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为描述性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就如同在其他一些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如果这些研究使用的语料是真实的文本,不管是平行或是对比文本,那么这个理论框架会更加强有力。然而,为了进一步使翻译研究成为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领域,我们需要公开积极讨论研究方法上的具体困难,这些困难如何解决,以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解决(Munday 1998; Kim 2011)。然后我们可以在Toury的三个步骤后添加第四步:即“重复”以上三个步骤,以此能够“根据体裁、时期、作者等建立一个描述性的翻译概况” (Munday 2012, 170)。
手动语篇分析需要密集的人工,因此受限于小规模的文本样本,除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集体研究的框架,让世界各地有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分析不同的翻译语言组合。某方面来说这样的框架已经在开发中了,一些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工具自动分析大型平行以及对比语料库。在设计和使用这种多语种语料库进行系统功能翻译研究上,现在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特别参见Teich(2003)和Hansen-Schirra, Neuman & Steiner(2012))。现在也有更多的支持能让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一同合作,其背后原因是国际化发展,以及研究员及奖助单位逐渐重视研究材料共享。事实上,共享的不仅是材料,更是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多语域和多语言平行及对比语料库的发展,不同的元功能分析会随着时间累积增加,而其中所有分析都以共同的标注方法标示。这些分析有手动的也有自动的,以确保平衡互补(见Wu 2009)。有了这样协同一致的努力,未来我们将有可能再更多种语言与变化更多的语言组合上对翻译的文本意义连同其他元功能意义产生突破性的理解。
注释
参考文献
通讯地址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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