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国的字幕组翻译: 翻译中由技术推动的行动主义 [Fansubbing in China: Technology-facilitated activism in translation]
本文致力于探索中国字幕组网络中的自由和约束之间的社会政治紧张关系。它将字幕组在中国的发展视为一个技术民主化的过程,有望将普通民众从专制和商业规则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与官方的主导地位竞争。本文运用了字幕组管理工作实践的策略和他们为吸引目的语观众而做的互动社交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推出了字幕组网络的“游戏化”系统。游戏化使普通民众以一种战略举措来翻译、传播和消费外国音像产品。这种方法使集体行动主义和政府主导地位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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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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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翻译技术拓宽了翻译学术研究的范围,也模糊了专业和非专业领域的界限 (Pérez-González and Susam-Saraeva 2012)。 作为回应,在翻译研究的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分析翻译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Bowker 2006; Moorkens et al. 2014; Olohan 2011)。鉴于翻译技术越来越重要,翻译技术技能的掌握被认为是翻译能力发展的关键 (Quah 2006)。即便如此,尽管可以想象得到机器翻译技术的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Kenny 2011), 但翻译记忆库等新技术和工具还是难以取代人工翻译。计算机辅助的翻译实践已日益成为“一个由电子连接起来的一组组团队通过技术系统来实现的去中心化过程” (Tymoczko 2005, 1089)。在这种过程中,从个人到群体的转变是“世界网络化和相互依赖性增强”的结果 (Tymoczko 2009, 401)。字幕组就是这种转变的例子,并且这打破了(传统)道德和(商业的)版权界限 (Dwyer 2012)。
字幕组翻译的题材很广,从日本动画、漫画和连环画到通过电视频道、电影和视频游戏传播的各种类型和媒介。本着“由粉丝为粉丝翻译”的精神 (Diaz Cintas and Sanchez 2006),字幕组成员扮演着“实际上自封的翻译专员”的角色 (Pérez-González 2007, 71),他们不仅选择翻译什么字幕,而且选择如何翻译字幕。因此,字幕组可被认为是一种用户引导的生产方式,这蕴含了文化民主 (Burgess 2006)。 随着权力从文化精英向草根用户的转移,其政治潜力逐渐凸显,这使得草根用户能够越来越多地解读并参与文化形式和文化商品 (Hartley 2004)。 字幕组翻译倾向于“通过字幕的介入形式,建立业余的译者网络,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文化实践” (Pérez-González 2012, 6)。研究这种非专业翻译可加深我们对翻译的潜在用途以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的理解。本文专门探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技术对字幕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2.中国的字幕组翻译和游戏化
许多现有的研究都倾向于强调字幕组的活动性质,但许多问题至今仍有待解决,特别是字幕组译者实际上在抵制什么、他们的译作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这一产业(Gambier 2015)? 中国的字幕组已经跨越了文化实践的界限走向了政治行动主义。这已经形成不同于官方翻译的另一种权力机制。首先,字幕组的传播揭示了国家不断实施审查制度的矛盾性。一方面,执政的共产党约束民众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也确保了一些国家允许的受欢迎的大众娱乐形式的存在 (Zhao 1998, 43; Fung 2009)。中国当局允许“市场驱动的大众文化和软娱乐”繁荣发展,但让他们只发挥“维护社会安定的保守角色,从而维护党的持续的政治主导地位” (Zhao 2008, 223)。在这方面,字幕组在中国流行文化和娱乐行业引入了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元素,因为中国观众在接触字幕组翻译的媒体内容时,往往意识到官方审查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正式引进的国外电影与影视剧的真实性 (Gao 2012)。第二,字幕组基于网络的翻译项目正在改变官方资助的电影翻译——而这些官方资助的翻译仍在执行替中国政府的把关任务。例如,官方的翻译已经开始摆脱刻板的语言规范,开始模仿字幕组的非正式风格 (Lv and Li 2013)。
最重要的是,在一个配音曾经是唯一的获取试听资源的国家 (Qian 2009; Du, Li, and Cheng 2013), 字幕组的行动具有与目标观众建立新联系的巨大颠覆性潜能 (Kung 2016)。 Massidda (2015) 将字幕组的行动与 “数字玩工(digital playbour)” 这个理念联系在一起 (Scholz 2013),这个理念为工作和娱乐并存的活动下了定义。字幕组在中国最近的发展也反映了将趣味引入翻译的趋势,这可以用游戏化的概念来解释——游戏化的定义是“采用游戏机制并将其运用于其他的网络特性中来提高用户参与度” (Terill 2008)。其指导思想是“在非游戏的环境、产品和服务中使用游戏设计的元素来激发期望的行为” (Deterding 2012, 14)。简明扼要的说,游戏化是关于“使用游戏的原则,如奖励、升级和流程,来吸引用户并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增加知识或提高技能” (Egenfeldt-Nielsen, Smith, and Tosca 2013, 243)。
3.国家的控制和公民的不服从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审查制度“从未间断” (Tan 2015), 但中国翻译学者对国家审查制度的研究却很少。大量的研究集中在文学、文化和政治审查上 (Cornelius and Smith 2002; Gao 2009; Kuhn 2010; Lam 2000; Xie, S. 2012; Zhu 2008),但是翻译和译者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关于审查与翻译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资助的中国文学英译,旨在向中国公民和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软实力和文化威望 (Chang 2015; Geng 2014; Volland 2008);第二,外国文学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往往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导致一些外国的元素被删除 (Chang 2008; Tan 2015; Chan 2007)。 Lv and Li (2015) 最近在中国教育部的资助下研究了网络媒体内容的日益普及给官方审查带来的挑战。他们注意到字幕组对在官方监督下的字幕翻译有“去职业化”的影响,但他们却没有探讨技术、国家控制和公民的不服从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主张政策制定者介入基于网络的翻译实践,从而使其“更健康地”发展(126)。
中国的视听审查制度涉及几个官方机构的相互作用。中国政府直接参与电影产业和复杂的媒体监管结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对电影的发行、进口和出口有着根本上的控制;放映处及其区域附属机构负责管理合约及门票价格;文化部负责监督家用影像的进口和发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SAPPRFT)负责电影的剪辑和放映 (Wang 2010; Pang 2011; Qian 2009; Yeh and Davis 2008; Xie, T. 2012)。最重要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监管与文化和媒体产品有关的一切事务,并且代表中央政府批准外国(流行)文化和媒体内容的进入 (Bai 2013)。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 禁止公众接触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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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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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中国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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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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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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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道德文化规范和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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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邪教和迷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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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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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教唆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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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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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社会公德,诋毁民族优秀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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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然而,对于被审查的个别内容并没有全面释义和指导方针 (Makinen 2015), 因为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审查是“依情况而定的、个体化的、不断协商的,而不是绝对的或者有约束力的” (Calkins 1998, 243)。例如,对于如何理解诸如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之类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描述性参考,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什么样的内容可能会损害这些价值。审查的焦点在于内容本身,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审查的标准也会变化 (Bai 2013): 审查人员似乎是根据他们认为对上述规定的合适的、“依情况而定的”的解读来批准或拒绝某部电影或某个节目。
当局当然知道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并且他们设法加强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最新的关于《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的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于2016年3月10日实施,该修正案对外国音像制品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实施进一步的限制 (Voice of America 2016)。这项新政策使外国音像制品的许可和版权变成独立的和排他的过程。它为国家行政机关保留授予发行和放映的权力。因此,中国政府并不认为拥有版权就可以合法地发行外国数字媒体产品。但是,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一直面临着来自各种团体的压力,特别是来自那些凭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传播的团体。这些团体倾向于反抗那些“为良好的进程所制定的法律” (Klang 2004)。
技术的进步不服务于任何预先设定的目标,并且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在不同可能性之间徘徊的‘矛盾的’发展过程” (Feenberg 2010, 15)。这揭示了一个悖论:技术的传播既支持了国家统治,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统治。从电视和视频技术的诞生到现代数码互联,同样的技术被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也可能被观众用来从国家统治中获得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出现后不久,家用视频技术就传入中国,而盗版音像作为一种副产品也一直存在 (Creemer 2012; Yang 2009; Wang 2003)。中国当局从来没有接受过无限的(并且因此不可控的)网络空间这个理念,并且他们仍在努力维持对数字空间严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监督 (Tsui 2003),然而国家对在线访问的垄断反而促进了互联网在中国的扩张 (Zhang 2006, 286)。无论如何,现在的观众发现与电视、数字影碟(DVDs)和电影的(更旧的)消费模式相比,互联网更符合他们的生活 (Zhang 2013)。
互联网在中国社会既是一种能带来自由的技术,也是一种能使人受控的技术 (Tsui 2003)。因为网络上持不同政见的活动与现实世界中的公民不服从之间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Herold 2008),所以公平地说,大多数专注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了自由的数字信息所构成的威胁 (Weber and Jia 2007; MacKinnon 2008; Wang and Hong 2010; Yang, Tang, and Wang 2015)。数字消费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使得互联网用户认为社交、娱乐和商业网络活动比政治领域的活动更重要 (Damm 2007; Zhang 2006)。尽管如此,互联网无疑被用来引导公民的不服从,尤其是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城市居民中 (Tang and Yang 2011),而且字幕组和字幕媒体的消费构成了反抗国家统治的其中一面。
4.字幕组作为反对国家统治的力量
字幕组的跨文化现象正在将繁荣一时的盗版产品业务转变为一种自愿的社会活动。由于字幕组的发展,那些不服从国家统治的人日益为公众所知。这种社会科技活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在中国,并在2003年至2005年之间广泛传播。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Web 2.0 (第二代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以及各种对等网络共享协议(例如:比特流)和更容易使用的下载软件,例如迅雷。大量的字幕组成立了,他们通过有组织的同侪生产,翻译了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和电影,随后在 BT@China 网站上分享。这些字幕组中有少数与其他字幕组合并或融入,形成了更大的团队,成为中国字幕组的中坚,包括人人影视字幕组(YYeTs)、伊甸园字幕组(YDY)、风软美剧字幕组(Fr1000)、圣城字幕组(Shengcheng)和诸神字幕组(i.Kamigami)。
字幕组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对版权的保护,而提高对版权的保护是中国政府争取国际认可的一个关键目标 (Pang 2012)。因此,自2009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其他审查机构已采取措施打击字幕组织网络。为了生存,一些字幕组加入了合法的商业公司,帮助他们翻译外语的娱乐和教育媒体产品。例如,字幕组人人影视(YYeTs),在2010年被雇去为视频流媒体平台 Sohu (www.sohu.com) 制作美国连续剧《迷失》(2004–2010)的字幕 (Hu 2013)。 同年,网易(www.163.com)还聘请了该字幕组翻译耶鲁大学的一些公开课程。伊甸园和风软美剧等字幕组拒绝加入商业领域,因为他们认为这与字幕组的精神和宗旨——即坚持内容的免费共享性、社区性和志愿性的价值观——相矛盾 (Zhang and Mao 2013) 。然而,到2014年底,由于来自政府和版权所有者的压力以及资金不足,这些字幕组最终不得不停止字幕翻译活动。与倒闭的同行不同,人人影视字幕组努力维持着与大公司的关系,并且把以前的网站转型为面向美剧爱好者的社交网络。
不同于和私人商业部门的合作关系,在其他的平台上共享字幕组资源的行为将这种方式的翻译引入非法领域。然而在中国,围绕版权保护的法律框架和公众意识基础并不牢固 (He 2014; Hsiao 2014)。字幕组之所以在法律灰色地带运作,是因为他们的材料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他们的翻译产出不算授权的知识产权,所以这不会对外国媒体公司造成收入损失 (Meng and Wu 2013, 130)。此外,一般来说盗版音像,尤其是字幕组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普通民众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Wilson 2011, 225)。事实上,官方在实施版权保护法规方面缺乏可信度,因为政府最关心的是为了自身利益保障广播权,而不是保护版权所有人的利益 (Hu 2013, 443)。
目前,视频流媒体服务只能由国有或国家控股的特许企业所提供 (SAPPRFT 2014)。 然而,即使是这些媒体企业可能也有侵犯版权的风险。例如,国有的在线视频流媒体平台CNTV被两家私人视频网站,乐视网(LeTV)和迅雷视频(Xun Lei Kan Kan)起诉,称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播放了100多个他们拥有版权的节目 (Hu 2013) 。社交媒体网络经常批评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自相矛盾的版权保护措施。在2013年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从新浪微博(Sina Microblog)(也就是中国版的推特)的观众评论中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评论中,有一个将字幕组成员比作普罗米修斯的比喻被广泛引用,“盗版者就是盗火者”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观众的观点,他们认为字幕组翻译是一种类似英雄的行为而不是非法活动 (Chen and Yan 2014) 。这确实不无道理,因为尽管字幕组的人员很少对官方压迫发出任何明确的抗议,但字幕组激发了他们的观众去对抗国家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字幕组可以看做一种“粉丝行动主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当它带有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元素时,可视为一种“草根对文化资本主义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反抗。那些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人们与他们的文化形式、文化认同和文化实践的真实关系不能沦为受规定限制的、顺从的消费形式” (Rowe, Ruddock, and Hutchins 2010, 229)。
粉丝行动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志愿(或帮助的意愿)、社区建设和经验共享的精神,并且这最终取决于对媒体产品消费的共同热情 (Kligler-Vilenchik et al. 2011)。所谓的“粉丝团”(fandoms)是由粉丝组成的团体,在一个由主权国家和经济企业主导的世界里,他们总是有潜力成为阻力的载体或变革的催化剂 (Brough and Shresthova 2012)。当然,与此同时,粉丝们必须依靠统治力量提供的资源来建立自由的创作空间,使他们能够自主行动 (Duncombe 2002)。通过在既定的参与框架下宣布他们对某一特定问题的参与,他们往往会宣扬与当权者所支持的不同甚至相矛盾的论述 (Jenkins 2014)。
2009年,政府开始处置一些知名的字幕组。在拥有许多字幕组网站的门户网站 BT@China 关闭后,YYeTs等其他大型字幕组开始为规模较小的提供庇护,同时分散到多个网站以保持活跃。2011年到2014年初,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这些字幕组不得不准备随时停止此类联盟,并努力独立生存下来。在此期间,人人影视并没有在他们自己网站上提供下载热门电影的链接,而是提供了其他可以下载这些电影的网站链接。该网站经常贴出通知,称 “版权问题本片不提供下载,只提供字幕文件和预告片”。就在该通知下面,另一个用粗体字写的通知显示:“本站资源来源于以下网站,你可以到这些网站上查看是否有下载链接”。从2014年年中开始,人人影视字幕组一直在cili007.com网站上共享资源,并且和其他多个字幕组合作建立了开放源数据库 Sub HD(www.subhd.com),在这里用户可以下载与各种视频格式兼容的字幕文件。
虽然其他字幕组被迫关闭了服务器和IP 地址,但在2014年底至2015年初,人人影视字幕组继续通过其IP地址与观众进行交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支持并继续呼吁免费共享、学习和社会进步。2014年11月29日,在人人影视宣布关闭后不久,字幕组在其主页和新浪微博主页上用拉丁语发布了一条简短信息,上面写着 “invictus maneo”(我仍未被征服)(Yang 2014)。该信息公布后不久,一个名叫极光的字幕组开始在百度云共享资源运营了一小段时间。极光只在人人影视无法使用期间保持活跃,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两组之间存在联系。与此同时,一条简短的消息发布在人人影视字幕组之前的网站上,宣布该网站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并附上网站恢复运营的倒计时。2015年2月6日,人人影视字幕组回归,并从那时起一直在两个平台运营。一个是人人美剧,这是一个为外国热门娱乐媒体的影迷们而设的社交平台;另一个是 SUBTITLES(字幕网;www.zimuzu.tv),在这个网站上,人人影视字幕组继续进行字幕组翻译和免费的内容共享活动。2015年5月29日,社交应用软件人人美剧上线,供手机用户下载。2015年10月,更新版“人人美剧2.0”发布,这个软件可以在线播放由人人影视翻译的美剧。 使用视频流媒体服务,需要注册一个中国的手机号码。2016年3月,YYeTs(人人影视字幕组)开始将自己的标志和www.zimuzu.tv的链接一起植入在美剧字幕中。人人影视字幕组积极推进字幕组媒体功能的多元化,而其他的字幕组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继续运营。在对权力的对抗和默许循环中,字幕组努力保持活跃并升级他们的网站,创建多功能的虚拟社区,这一想法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
5.字幕组媒体的游戏化
通过将游戏系统规则应用于其网站上的字幕制作和其他活动中,技术专长使字幕组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权力动态中占一席之地。技术的使用造就了一种社区感,这种社区感往往通过人际关系纽带形成,这种人际关系促进社交、同伴间的支持和信息的分享,同时给人一种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可以说,网络空间中的关系补充了现实世界中的关系,使社区的形成由以地理位置为中心,转变到以网络空间中以人为本的网络交际为基础 (Wellman 2001)。
字幕组作为一个虚拟的社会空间,其成员受到基于他们共同的承诺、技能和目标而诞生的社区的约束。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他们可以为彼此和新成员在提高翻译和技术方面提供帮助。在虚拟社区中,每个字幕项目是由其成员通过紧密的垂直分工来完成的。这与大家熟知的众包不同。在众包中,合作关系往往基于由很多互联网用户组成的劳动力横向分布 (Howe 2008), 通常缺少组织性和系统性,且在大多情况下都使用临时的解决问题的机制。字幕组的垂直结构在其成员中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取决于成员的组龄,奉献程度和对社区的贡献等因素。在一个在线社区里,等级是一个生产力,它表现在新人与老手、外围参与者与核心成员、普通贡献者与决策者之间的一个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压制力量在组织和分散的层面上维持同侪生产力 (Berdou 2010)。这一“推进生产的”等级制度也有助于加强字幕组和他们的观众之间的沟通,并使后者参与到网络文化实践中去。
字幕组根据电子公告栏系统(BBS)论坛上的观众反馈意见,不断地修改字幕。可修改的地方通常包括具体台词和文化参考的翻译、字幕间的协调性、相对应的音效和画面、表现形式(例如:字体、颜色和字幕的位置)以及分辨率从576到1280的高清格式的视频质量。字幕组很早就意识到,观众渴望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内部组织,亦有许多人愿意进一步地参与到这个网络社区中。事实上,在字幕组开始与观众互动之前,后者就已经在中国各大网站建立了大量用户参与的论坛,特别是百度吧,一个允许用户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话题形成讨论组的电子公告栏论坛。通过在网站上开展各种活动并利用商业社交网络平台,字幕组力图在字幕媒体上进一步吸引观众。
字幕组经常在中国的社交平台——微信上与观众互动。该平台专为移动设备打造,尤其是智能手机。在中国严格的互联网监控环境下,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Wang and Gu 2016),同时为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亿多的用户提供即时通讯、视频聊天、电子出版和博客服务 (Yan 2015)。通过字幕组在微信发布的更新,观众可以了解字幕组作品的最新进展,并获得外国娱乐媒体的最新消息。由字幕组分享或翻译的新闻内容往往比通过官方媒体渠道提供的信息更超前、更多样化。当翻译一则新闻消息时,译者提供源文本的链接,或者更常见的是将原文和它的翻译一起呈现出来。尽管微信在中国用户之间非常流行,但这不是字幕组和他们的观众最理想的互动渠道,因为微信有义务检查并删除不符合官方标准的信息 (Jiang 2016)。因此,字幕组努力通过在他们的网站上开发自己的交流系统来充分吸引观众。
互联网用户必须在字幕组网站注册成为会员,才能访问字幕视频资源的数据库。人人影视为用户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升级以及获得更流畅的访问途径以便获取下载资源。例如,用户可以登录字幕组的网站(www.zimuzu.tv/),点击“签到升级”按钮。为了升到更高的等级,他们需要连续二十天执行这个操作。然而,这种升级模式在增强这些字幕组网站的参与性和社交功能方面能力有限,因为获得下载资源似乎是吸引用户的唯一原因。另一方面,用户可以在自己的移动设备上安装“人人美剧2.0”应用程序,参加许多社交网络活动来获得用于升级的积分。他们可以选择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例如点击“签到”键、分享他们观看美剧的感想和评论其他用户的更新日志。除此之外,为了获得更多的积分并更快地升级,他们可以完成难度较高的任务,例如写影评、开展讨论以及为了加入字幕组翻译团队,向人人影视字幕组的核心成员自荐。根据活动的难度等级不同,用户可以获得不同的积分,并且人人影视字幕组提供了各种活动所产生的积分的明细。用户之所以愿意参加活动是因为等级越高,他们在“人人美剧2.0”上享受的视频流媒体服务就越好,在人人影视网站上可以下载的资源也就越多。
字幕组的技术专长使他们能提高字幕的技术和质量。大多数字幕组制作平行的双语字幕,向目标观众提供源语言及其翻译。这种平行的字幕表现形式也被用于娱乐新闻的翻译。这些字幕组故意突出翻译作品的“未经审查的性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置于政府的对立面。此外,字幕组还公开邀请观众帮助提高字幕的质量,而官方字幕翻译实践中的目的和过程公众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翻译作品发布后不久,字幕组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接收来自网友的反馈,基于这些反馈字幕组往往愿意修改和改进他们的翻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被授权媒体工作的字幕工作者在其作品发布后,就无权检查和修改其作品。字幕组确实建立了一个透明的跨文化网络平台。通过更深入地让受众参与到他们的互动技术中,字幕组翻译的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互动的社交空间,它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游戏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支持对外国音像产品的翻译、评价、发行和消费。
6.通过游戏化的视角重新思考国家统治
虽然某些类型的技术中介有助于巩固现代形式的霸权,但数字网络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统治在某些程度上被削弱了 (Feenberg 2010, xxiii)。字幕组网络为媒体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社交空间,在这里,技术使媒体消费者能够翻译外国音像产品的内容。尽管激进主义的表述很少见,但是字幕组通过基于网络的互动社交空间追求平等精神,以抵制官方的统治。字幕组在其网站上使用的方法,如为撰写影评提供奖励,为获得更好的资源而升级,以及建立积分系统,都可以被视为翻译的“游戏化”。译者可以从同行和观众中获得虚拟的奖励和真实的认可,他们还可以提高翻译技能,在类似社交在线游戏世界的层级体系中升级。此外,观众与字幕组的互动就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观看字幕媒体不是获取娱乐的唯一途径,他们还可以通过在多功能网站上获得奖励和升级来娱乐。通过采用游戏化工具,字幕组可以创建一个稳定的社区,同时向更多观众推销他们的产品。在视听传媒领域,翻译的生产和发行实质上变得“游戏化”。相比之下,中国当局本身并不把媒体产品视为娱乐消费,而是视为需要意识形态指导和市场控制的严肃问题。
字幕媒体产品的游戏化也可能让我们了解字幕爱好者是如何挑战专业字幕翻译实践的。游戏化包含了对现有的结构、服务和产品的改进所作的尝试,它被认为是“最终听起来更像是营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一个概念 (Egenfeldt-Nielsen, Smith, and Tosca 2013, 248)。通过游戏化翻译活动,字幕组在互联网上大力推销自己,并获得了大量支持。相反,专业的视听译者不会和他们的观众互动或者为自己打广告,这使得他们在网络社区上成了隐形的中介。虽然当局仍然支持他们,并且他们的工作还没受到威胁,但在中国观众的眼里,他们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线观看字幕组翻译的媒体产品,而不是通过官方广播频道观看 (Lv and Li 2015)。
本文致力于对与中国字幕组活动紧密相关的权力关系作一个概述。未来的研究可能进一步探讨游戏化在字幕组的动机中的重要性,以及字幕组与官方委托的专业翻译人员之间的矛盾。字幕组最初的动机是获得原本无法接触到的媒体产品,这样中国观众可以享受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观众一样的娱乐。他们的目的是“为娱乐带来娱乐”,并且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游戏化”观点将金钱动机置后,以获得社会和心理收益,例如群体认同和个人认同。他们没有报酬,但也不是无偿劳动。他们被一种“良好的感觉” (Deterding 2012, 16) 所激励,这种感觉是由玩字幕游戏所获得的回报所驱动的。然而,专业的译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字幕工作代表着工作和责任。字幕组翻译的媒体中的游戏化在打破政治和经济束缚的同时,也会导致不良后果,例如帝国主义式的英语霸权在中国的扩张。尽管字幕组翻译的语言多种多样,但英语原版最受欢迎 (Ji 2015)。未来的研究可以实证的方式,对字幕组网站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用户活动和互动进行调查,以进一步探究数字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权力关系。
参考文献
Translator’s note
《中国的字幕组翻译: 翻译中由技术推动的行动主义》翻译评论
本文由两位译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共同完成。在翻译本文前,译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打印原文,并仔细阅读全文两遍,对文章涉及的专业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字幕组的管理工作实践和运作机制,译者阅读了相关的学术论文作为背景知识的补充。同时,将原文的 PDF 文件转换成 Word ,以便后续展开翻译工作。译者还制定了一份工作时间表,保证翻译进度,与交稿的时间没有太大的偏差。在团队合作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前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就无法保证项目高效率的完成。
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在任务分配阶段,译者讨论后决定,两人各自翻译原文,并在完成每个部分的翻译工作后及时进行讨论、修改和校对。翻译期间,导师对草稿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点评。译者共经历了数十次的讨论和大小修改,最终定稿。
本文翻译过程历时两个月,译者借助教材、字典、文献、网站和翻译软件等工具完成翻译工作。在过程中主要遇到了以下挑战:术语翻译、长句翻译、词语搭配和选择、话语表达、语序等。例如,本文属于学术性论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保持术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以便达到逻辑清晰、连贯一致的目的。
在译者翻译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从《翻译理论》和《中英互译》这几门课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翻译技巧和策略对本文的翻译有很大的帮助。例如,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 M. A. K. Halliday)将语域定义为,语言变体可以按照使用的情况划分为语域。从本文的语域进行分析,包括三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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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场(field):话语范围,是话语涉及的主题内容,如果话题有变,语言的内容自然随之而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语法中的物性系统 (transitivity)、语态系统 (voice)。本文主要写的是探索中国字幕组网络的自由和约束之间的社会政治紧张关系,以及字幕组的游戏化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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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旨(tenor):语言基调,是指话语发放者与接收者的关系,可以从三方面观察人际关系的变异对语言的影响,即“地位” (Status,Power)、接触 (Contact)、感情 (Affective Involvement)。本文中一些情态性或评价性的词语也能体现出文章的语旨,例如:“more importantly”、“in essence”、“above all”、“inevitably”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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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式(mode):话语方式,是指语篇的语言载体形式,即话语交际的媒介。它主要分为两大类:口语形式与书面形式。语式的变化主要反映在语法的主位系统 (theme)、资讯结构 (information unit) 和各类衔接成分 (cohesion) 上。本文属于正式的书面的文章,受众能更好地接收其信息。
在译文翻译过程中,译者运用了大量翻译的技巧和策略。首先,为保持术语的一致性,译者对专业术语采用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对于不熟悉和不了解的专业术语,进行了相关的资料考证。其次,译文也使用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在某些情况中,适当地补充译文内容也是很有必要的,意图使目标语读者更直接,也更容易地理解原文内容和作者意图。再者,译文还使用了转换和改编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变得更加流畅。此外,因本文是学术论文,在翻译时采用了书面的话语形式。
当完成初稿翻译后,译者进行了自我校对,主要检查内容包括前后翻译一致性、翻译准确性、调整语序、标点、逻辑连贯性、译文风格和是否有漏译等。例如“fun for fun”最初被意译为“快乐翻译”,然而考虑到翻译形式的一致性,最终修改为“为娱乐带来娱乐”,达到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对等,这也符合了奈达所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即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在修改和校对译文过程中,译者遇到五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词语的选择。例如,在 “their length of membership” 中,最初的翻译为“成员的任期”,但是“任期”不太符合“字幕组成员”这一语境设置,所以译者结合字幕组背景,修改为“组龄”。 又如, “The paper draws on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fansubbing groups to organise their working practices and interactive social activities with a view to engaging target audiences” 中的 “adopted” 一词,译者最初翻译为“利用”,但是该词不适合译文的语境,并且“利用”与“策略”不能搭配。经讨论,最终版本为“运用”。
第二个问题是词语的搭配。例如:在 “using game principles, like rewards, level up, and flow, to engage users and influence their behaviour, knowledge, attitudes, or skills” 这一句的后半句中,最初翻译是“来吸引用户并影响他们的行为、知识、态度或技能”。但是,在修改译文时发现,“影响”与“技能和知识”不能搭配。经过讨论,译者决定增加两个动词,变为“增加知识或提高技能”。因此,译文修改过程主要针对的是词语的选择和词语的搭配。处理的方法是把词语带入语境考虑,并结合中文的语用习惯进行修改。
第三个问题是学术论文的话语方式。本文是学术论文,在翻译时需采用书面形式。例如,在 “become increasingly visible to the public” 的翻译初稿中,译者翻译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后修改为更为书面的“日益为公众所知”。又如,在翻译 “since in actual practice Chinese censorship is “contextual, individualized, and continuously negotiable rather than absolute or binding” 时,下划线部分最初被译为“结合语境的”,然而在法律语境中,该翻译不够专业,因此修改为更书面也更符合法律语境的“依情况而定”。“Technological expertise has enabled fansubbing groups to encroach (at least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power”,下划线部分最初被直译为“入侵”,后意译成“占有一席之地”,使译文更加顺畅,便于读者理解。
第四个是译文的转换和改编。例如:在翻译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practice has, rather, increasingly become “a decentered process conducted by teams of people linked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echnological systems” 时,初稿为 “计算机辅助的翻译实践已日益成为一种通过技术系统,以信息方式联系的团队成员所实现的去中心化过程”,显然读起来比较拗口难懂,要对 “team of people” 进行改编,转换为“计算机辅助的翻译实践已日益成为‘一个由电子连接起来的一组组团队通过技术系统来实现的去中心化过程’”。再如,在翻译 “It can also be conceivably claimed that relationships in cyberspace comple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real world and render the reality of community from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o person-based networks in cyberspace.” 时,最初的翻译是“也可以想象,网络空间中的关系补充了现实世界中的关系,从地理位置到个人本位的网络,网络空间可以呈现现实的社区。”但是这显然不能准确地传递句子的意思。经过讨论和修改,先翻译出“网络空间中的关系可促使社区的形成”这一主要意思,再说明社区的变化趋势。所以最终的译文是“也可以想象,网络空间中的关系补充了现实世界中的关系,从地理位置到个人本位的网络,网络空间可以呈现现实的社区”。
第五个是调整句子的语序。例如:在翻译 “the imperialistic expansion of Anglophone hegemony into China” 时,最初翻译为“以英语霸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在修改时发现,这一句子读起来较拗口,为了让表达更加易懂和地道,译者调整了语序,改为“帝国主义式的英语霸权在中国的扩张”。
在整个翻译项目过程中,译者不仅收获了学术论文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同时,也学会了如何与其他译者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提高了翻译、沟通和协调的能力。并且,译者也通过该论文的翻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字幕组的管理工作实践和字幕组“游戏化”系统,获益匪浅。
通过这次的翻译,译者收获到了很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和技巧,也体会到翻译实践工作所带来的进步。在未来的翻译学习和工作道路上,译者希望获得更多的学术论文翻译和出版译作的机会,通过实践不断完善自身,成为一名更专业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