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佛.麥克托什 林敬蓉蔡毓芬 會議口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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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口譯研究練習與培訓 [A review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and training]

珍妮佛.麥克托什 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

Translated by 林敬蓉蔡毓芬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

本文第一部分探討會議口譯的理論與實踐。第二部分提出口譯常規存在的證據,並簡要討論相關的教學範例。第三部分討論口譯教師的培訓,並說明培訓的進展。各章節皆參照相關的文獻進行討論,文章最後列出口譯教學的相關會議與研討會列表。

目錄

本文將探討下列相互關聯的問題: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過程是否存在眾人認可的規範?如規範存在的話,其主要特徵為何?第二,口譯教學上是否有類似的範例?第三,口譯教師的培訓是否也有共同遵循的作法?

第一個問題是會議口譯(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的過程,是否存在普遍認同的常規。自1950年代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IIC)成立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廣受討論。AIIC在1953年成立後,協會根據會議口譯實踐參數制定了基本的工作協議,以一長串的工作條件規範口譯工作,包含:合理的工作量、口譯員應做與不應做的事情、提供足夠的簡報與資料文件、口譯員應對產出的口譯負責並保密,和團隊合作等。這些都是對會議口譯的期望與會議口譯的發展方向。1950和60年代,數間大學成立了口譯培訓課程。其中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École supérieure d’interprètes et de traducteurs, ESIT)和日內瓦高等翻譯學院(École de traduction et d’Interprétation, ETI)成立時間最久,地位最為顯赫。1965年開始,陸續籌辦了許多專門討論會議口譯教學理論與教法的研討會(詳見文末列表)。口譯教師的培訓越來越受到矚目。1989年里雅斯特研討會的部分場次(Gran and Dodds 1989)與1989年蒙特雷研討會大部分的場次(MHS 1989),皆著墨於理論在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教法、課程設計、教學材料等議題。1991年,AIIC培訓委員會為布魯塞爾的口譯教師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報名踴躍,人數超過預定名額。AIIC於1994年也為東歐和中歐的口譯教師在波茲南舉辦了一場工作坊,1996年規劃了更多的工作坊。培訓委員會也編寫《口譯教師手冊》(Handbook for Interpreter Trainers)。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的Danica Seleskovitch和Marianne Lederer在共同發表的研究中,提供豐富的語料庫範例(1989)。他們在會議口譯理論上開創性的研究,為許多後繼的研究人員指引明燈。AIIC現有的出版品《給有志成為會議口譯員的學子的建議》(Advice to Students Wishing to Become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IIC 1993第2版),書中所列之規範為協會認定培訓課程應具備的重要特色,並列出符合全數或部分要求的課程。AIIC亦出版《專業會議口譯員實用指南》(Practical Guide for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IIC 1990),並將實務範例編纂成冊。

會議口譯實踐與教學的觀點在文獻中的看法一致。然而到目前為止,關於口譯教師培訓的出版品卻不多,但有文獻反映出教導成人特定技巧時,在做法上的現代思維,例如:「做中學」的重要性、模擬演練口譯技巧的實境、以及教師須為資深從業者的需求。

一、口譯常規

先前的文獻研究(Mackintosh 1989b)指出,口譯培訓課程的設計隱含對口譯過程普遍接受的論述。學者在1980年代的關注焦點,著重在溝通訊息處理模型為根基的敘述。正如David Gerver在1976年發表關於實證會議口譯研究的傑出研究中所述,研究多著重在字數統計、口譯員善用停頓空檔等特徵上。此模型由Hella Kirchhoff、Marianne Lederer、Barbara Moser和Danica Seleskovitch提出,並成為Gile、Ilg、Keizer、Mackintosh、Namy和Stenzl等人研究的基礎(參考文獻可參照本期特刊和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參考書目中其他論文的書目清單)。該模型的基本特徵包含三個要素:訊息發起人(講者)、訊息中間人(口譯員)和訊息接收人(以目標語接收訊息的人)。在接收來源語訊息後,口譯員依其核心中介功能,處理資訊及認知內容,並將訊息轉換為目標語。論述的命題特性與描述口譯員如何使用目標語來處理訊息的命題、認知和語義特質,辨識訊息的命題,並根據語義的重要性組織訊息、重建意義對等(即為相同對話效果的命題)。該模型的許多特徵在訊息處理模型中相當常見。過去二十五年中,研究人員將這些模型應用於會議口譯,以研究在此跨語言溝通高度專一的形式中,所涵蓋的所有過程。研究學者探討了許多學科:社會語言學、語用學、心理語言學、心理語義學、認知心理學等。會議口譯由Barik、Dillinger、Gerver和Lambert等具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背景的非翻譯專業研究人員、來自里雅斯特大學的神經語言學及心理語言學家Fabbro和Bava,以及Bosatra、Gran和Spiller等人進行研究(Gran and Dodds 1989)。已完成會議口譯領域博士論文的會議口譯員包括Kurz、Seleskovitch、Thiéry、Moser-Mercer、Lederer、Garcia-Landa、DéjeanLeFéal、Bertone、Bonfim-Capellani、Gile、DonovanCagigos、Pöchhacker和Strolz。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由Seleskovitch和Lederer開設的博士課程也強化了會議口譯常規的理論基礎。上述所提的部分論文(Seleskovitch、Thiéry、Lederer、Garcia-Landa、DéjeanLeFéal、Bonfim-Capellani、Donovan-Cagigos等人)已在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完成答辯。曾進行會議口譯相關的碩士論文的會議口譯員包含倫敦大學的Paneth、Mackintosh和Stenzl,以及蒙特婁康考迪亞大學的Anderson和特拉維夫大學的Shlesinger。

另一方面,確立工作條件和技術標準的工作已有所進展。如前所述,AIIC及其職務守則的成立是將會議口譯實務專業化的第一步。口譯箱的尺寸、通風設備和技術設備在採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標準後,會議口譯的工作條件更向前邁進了一步。 自1967年以來,AIIC與會議口譯員的主要雇主(如聯合國和歐洲共同體)簽訂了五年合約。他們規範工作條件,例如:「正常」工作日的時數、休息時間、旅遊安排、以及薪酬等,所有條件都定義了會議口譯情境中的技術和材料參數。

二、常規訓練

許多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連同不定期提供內部訓練課程,以滿足特定需要的歐盟委員會等國際組織,所辦理的訓練課程內容相似,進一步證明會議口譯常規發展已成熟且為人接受。這些單位教授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課程,實施入學考及畢業考,確保課程由執業的會議口譯員開課,使用實際會議的材料作為教材,並以滿足現有的市場需求為訓練口譯員的目標。AIIC在1993年出版《給學生的建議》一書當中,列出培訓課程評分的標準,重要的培訓模型討論與觀點詳述如下:

1.

申請會議口譯課程的學生應具備學士學位或同等經歷(如:專業經驗),亦需通過入學測驗。

雖然並非所有的培訓課程皆要求考生須為大學畢業生,但是尚未取得學位的人(如:德國的大學),在四年或五年的課程中,可於第三年或第四年規劃會議口譯訓練課程,並在修課前以入學考試表現為修課考量。研究所課程的優勢,在於修課學生的語言技能、一般知識和文化知識,以及在壓力下工作的成熟度和已達到特定標準的能力 (Mackintosh 1986)。申請人須通過的入學考試,最好交由專業的會議口譯人員進行。他們可以判斷候選者的能力,並根據自身經驗了解候選者的語言組合是否符合市場需求。

2.

測試目的是為了確認:

  1. 申請人對語言的精通程度、是否符合其職業所需的相關課程的語言能力要求

  2. 申請人分析與解釋的能力

  3. 申請人的一般知識和文化背景。

入學考試設定了參訓的標準。上述能力是口譯員須具備的必要條件,也是口譯員培訓課程設計的基準線。這些標準也建立了一些培訓模型的特色:口譯培訓並不包含語言學習(學員皆需具備足夠的語言能力水準);口譯員需具備分析及推理的能力,從中可推斷出大部分培訓都要求學生能自行消化訊息;申請人需展現自身淵博的文化和時事知識。少了這些知識,申請人能成功掌握的主題範圍則十分侷限。

入學考試的文獻探討相當豐富,請參見AIIC (1979)、AIIC (1984)Bowen & Bowen (1983)、Gerver等人(1984)、Gerver & Sinaiko (1978)Keiser (1978)Lederer (1975)Lederer & Seleskovitch (1989)Longley (1989)、Moser-Mercer (1978 & 1985)。學生須具備的語言組合為市場所需的語言組合。越來越多的課程允許學生使用一種A語言搭配三種C語言,或是一種A語言配上一種B語言和兩種C語言,從前則要求A、B、C語言三者兼備。AIIC的語言分類如下:

  1. 語言為口譯員的母語(或等同於母語的其他語言),可讓口譯員從其他語言,以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形式譯入母語。所有成員必須至少具備一種或一種以上的A語言。

  2. 語言是除了口譯員的母語之外,口譯員能完美掌握的語言,可讓口譯員從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其他語言中譯入。有些口譯譯入B語言時只使用了兩種口譯形式中的其中一種。

  3. 語言是口譯員可完全理解並譯出的語言。(AIIC 1994年年鑑:5)

許多作者強調口譯員需具備用詞和風格上的彈性,以能在廣泛的語言用途中充分表達自己。

3.

授課教師應為國際知名的執業會議口譯員。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教學大綱應由執業的會議口譯員設計並教授,由AIIC會員授課更佳。

該模型假設會議口譯需要一套技能,而這套技能只能由經驗豐富的從業者親身教授。Seleskovitch表示:

「…會議口譯應由會議口譯員訓練。但奇怪的是,即便沒有人會宣稱應由未見過病人的人來教醫學、或者是由從未去過音樂會的人來教音樂,現在仍然還有許多假裝在培訓口譯員的學校,校內教職員工沒有半個會議口譯員,而且大多數的教師從未參加過國際會議,更別說有沒有看過工作中的口譯員了。」(1979:12)

雖然這是15年前的評論,但仍常聽到有些人認為在培訓會議口譯員方面,成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培訓教師比成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口譯員更為重要。我堅信任何培訓教師都不可能傳授自身不具備的技能,那些要求學生達到自己也無法達到的標準的培訓教師,也不可能在課堂上具備一定的可信度。

4.

課綱、課程以及語言組合應反映市場對會議口譯的需求。

AIIC成立以來,幾乎每場座談會和研討會上,都一再重申會議口譯應由執業的會議口譯員教導,因此這項要求已說明並重申課程不應訓練會議口譯員從事無市場需求的語言組合(特定語言組合或許已經供過於求,抑或不會在國際會議中派上用場)。此一準則在會議口譯的實務中不證自明,並且如同其他原則一樣,將口譯培訓視為職業培訓,為學生的職涯做好準備。

5.

應將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訓練納入課程中,未能通過同步口譯與逐步口譯專業考試者應予以淘汰。

這一個要求表明口譯常規涵蓋兩種口譯形式(目前未提及第三種,也就是耳語口譯)。

大多數培訓教師認為逐步口譯是會議口譯培訓的第一步,雖然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中涉及的認知過程實屬相同,此觀點也獲廣泛認同,但在何時教導同步口譯實務上差異極大。在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第一年的課程著重在精熟逐步口譯技巧,學生也必須通過考試,才能進到第二年的同步口譯課程。在日內瓦高級翻譯學院和歐洲共同體的培訓課程,逐步口譯教學較同步口譯早約數周而非數月。接著學生即可根據導師的評估審核下,進一步學習同步口譯。蒙特雷的作法則基於離散任務(discrete-tasks)形式(參見Weber,1986)。所有課程皆強調需從記憶練習到簡單的筆記練習,再到處理更長、更複雜的訊息,並一致認為學生需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筆記作法。目前已出版大量具珍貴價值和詳細資料的逐步口譯文獻,請參考Rozan (1956)Seleskovitch (1975)、Ilg (1980, 1982, 1988)、Weber (1986)

發表同步口譯研究論文的口譯教師同仁包括Ilg (1978)Lederer (1981)Moser (1978)、Namy (1978&1988)、以及Stenzl (1983)。Bistra Alexieva發表關於同步口譯的研究成果,而自1983年以來,Daniel Gile也從不同層面發表許多同步口譯的研究,以理論解釋觀察到的現象(參見參考書目)。Ilg、Lederer、Moser、Seleskovitch和Van Dam等人則討論在口譯箱中營造出輕鬆氛圍、讓學生免於遵守同步口譯語法及詞彙的練習。這些練習包括一心兩用(例如:聆聽隨後須重述的訊息時,也得倒著數數)、重述在口譯箱中接收到的口頭訊息、延遲目標語訊息的產出直到教師示意為止、確認口頭訊息的要點等。

關於學生是否應進行A語言進B語言的同步口譯、以及是否讓學生自主練習等議題上,口譯教師的看法各有所異。許多作者提倡由教師演示口譯,也鼓勵學生參加提供口譯的會議。Altman (1989)Thiéry(1989) 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發表如何有效運用教師演示的論文,Ilg(1982)則強調向學生示範口譯該怎麼做、應如何做的重要性。

一般普遍認為,同步口譯教學比逐步口譯教學更不好教,也更難用客觀標準衡量。同步口譯較難糾錯(correction)。很多人認為只有錄下學生的表現,並與原文進行比對後才有可能辦得到。過分關注術語及學生使用的詞彙通常會適得其反,因為這會分散掉訊息的注意力。糾錯的文獻不多,也較少人討論。糾錯實際上仍是個未知的領域,而參考文獻主要僅提到軼事而已。逐步口譯糾錯明顯較為直截了當,畢竟學生的筆記是思考過程的文字紀錄。訊息重述時,導師和同學往往都在場,他們會有自己的筆記,也會對原始訊息有所了解,即可用此檢查口譯內容。關於同步口譯糾錯的討論基本上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打斷偏離原意的學生為最有效的方法,另一派則偏好讓學生先聽自己的錄音紀錄再和他們討論,運用某些錯誤或不當言詞作為課堂討論的「誘餌」。大多數教師都認為對學生和小組士氣而言,挑出個別學生進行負面批評會產生反效果,而正面的批判與強化則相當有益,並能增強學習動機。一名剛從蒙特雷高級翻譯學院畢業的學生表示:

口譯教學在心理層面的挑戰是,教師須能察覺學生在口譯學習過程中的情感需求。學習過程中會有一個時期,在學生需要更進步的時候,給予正面強化(reinforcement)的力量。在特定情況下,不提供強化可能會危害學生已有的進展,甚至導致學生離開該領域,絕非只是灰心喪志而已。(Thébault1989)

6.

課綱應涵蓋職業道德與實踐。

此原則的存在進一步證明,專業的口譯實踐有一個較為理想的看法,而任何的培訓任務之一,就是將此原則傳達給學生。

7.

口譯能力考核委員會應由教導該課程的專業口譯員,以及擔任校外審查委員的專業口譯員(最好是AIIC成員)組成。後者也應具有投票權。

考生需經過審核,以確認是否已達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專業標準,包括口譯技巧、準確度、溝通能力、用詞的適切性、從容不迫的表達、聲音、風格和舉止等。逐步口譯的測驗題材通常由在場的教師即興發揮,同步口譯題材卻有較多不同的做法。有些會選用即興的題材,有些則是文本或預錄的材料,像是因應考試目的而錄製的音檔,或是取自某個會議錄音的材料。考生通常需要口譯一般性和技術性的演講,並會在考試前提前告知技術性文本的特色。對於符號系統則沒有特別的規定,不同課程的考核通過率存在極大落差。長久以來,人們認為績效衡量是一項需要系統化研究的領域。儘管關於口譯考相關議題的研討會(例如Paris 1974)和文獻(Mackintosh 1983)已討論出可行的做法,但實際上仍會以考官自身經驗作為判斷基準。Leemput-Sauer(1989)嘗試制定幾項寬鬆的指導方針,提供獲邀擔任客座教師或校外審查委員的口譯員同仁做為參考。除了1970年代後期進行的研究之外(Gerver et al. 1984),測試與衡量系統的相關研究數量很少。以日內瓦高等翻譯學院(ETI)的部分課程為例,這些課程已規劃了全面且詳細的畢業考評分標準,針對考生的表現差異,給予不同的評分比重。

三、教師培訓

探討教師培訓的相關文獻十分有限。在上述提及的蒙特雷研討會(MHS 1989)上,Lederer描述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針對教師教學法專題討論的規劃,Seleskovitch也討論教師了解學術理論的重要性,而高立德大學的Carol Patrie則介紹該校的手語翻譯員培訓計劃,一般認為是口譯員培訓的一部分。課程設計已經獲得廣泛的討論,如:1977年威尼斯研討會(Gerver & Sinaiko, 1978)、里雅斯特研討會(Gran & Dodds, 1989)、以及E. Arjona-Tseng針對課程設計的博士論文(1990)。如前所述,1991年AIIC培訓委員會為口譯員教師舉辦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專門討論口譯模型、方法、測驗、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研討會的形式盡可能增加互動,以便討論如何解決教師在課堂上遇到的常見問題。研討會的報名人數超過上限,回饋單也顯示極高的滿意度,近90%的與會者表示他們期望參與未來的研討會,而下一場研討會就在1996年舉行。1994年在波茲南舉辦的AIIC研討會主題是課程設計、考試、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該研討會採用與布魯塞爾研討會相同的形式,唯獨每場會議皆事先提供與會者一套情境,並要求他們預先準備答覆。

舉凡口譯訓練的課程設計、測驗、學術理論在口譯員訓練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在課堂上講授學術理論、如何處理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中由簡入深的教材、如何從記憶練習循序漸進到逐步口譯筆記、如何處理後續出現的問題(如:學生因專注於筆記,導致沒有注意聽訊息、亦不使用自身的記憶),如何開始及何時開始教導同步口譯、如何為教材難度分級、應使用何種教材及如何運用教材、教具(如:學生表現的錄影,見Kurz 1989),以及何時向學生示範如何當一名口譯員等議題,口譯教師皆透過研討會上的討論受益。

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擬訂一項關於如何在學校教導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說明(尚未出版的專著)。每位教師不僅列出教學目標和課綱內容,亦明定各階段課綱、以及每一階段應達成的目標。

蒙特雷(1989)和里雅斯特(Gran & Dodds, 1989) 的研討會記錄涵蓋會議口譯培訓多方面的寶貴資料,但未有可供參考的專著,口譯培訓教師透過文獻回顧,才能找到教學問題上的解答。當教師們回顧文獻時,他們會發現更多關於教學內容而非教學過程。AIIC培訓委員會正致力於透過舉辦研討會及出版手冊以補足這個領域的不足。

結論

儘管口譯員培訓的方法各異,但這些差異似乎小到不成問題,足以證明培訓的常規確實存在,且源自廣泛認同和實踐的口譯範例。實證證據證實在過去15至20年中,大多數已成為專業口譯員的新人畢業於口譯學校,且以口譯模型的參數規劃學生的訓練課程。口譯員按照口譯的常規履行專業,口譯教師亦遵循培訓的規範,讓教師為培訓規範做足準備亦是現今備受矚目的焦點。

1965年至1994年會議口譯教學研討會列表

1965 Colloque sur l’enseignement de l’interprétatio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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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Les écoles d’interprétation et de traduction répondent-elles à ce que la profession et les employeurs en attendent? Paris.

1974 Colloque sur les examens d’entrée aux Écoles d’Interprète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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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Colloque sur la pédagogie de l’interprétation de conférence. 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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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Symposium on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eaching Interpretation. Tri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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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Training of Trainers Workshops.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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