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隐喻是如何呈现于字幕中的 [How metaphors are rendered in subtitles]
近几十年来,隐喻作为翻译问题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视听翻译这一子领域中,对隐喻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很奇怪,因为视听翻译(尤其是字幕翻译)具有使隐喻翻译变复杂的特殊条件,比如对话、图像和字幕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本文调查了英国情景喜剧《是,首相》(Yes, Prime Minister)中的隐喻是如何译为瑞典语的。研究结果表明,字幕制作者将隐喻视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特征,与其他特征相比,它更不会轻易被省略。此外,在字幕翻译时,不同文化之间不共享的单一文化隐喻比跨文化隐喻的翻译使用了更多的策略。隐喻的稳固程度不同,其在字幕中的翻译也会不一样。通常,隐喻翻译中会有隐喻力量的丧失。不过,究竟是媒体特有的特点还是日益标准化导致的普遍翻译效应,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
- 视听翻译,
- 字幕翻译,
- 隐喻,
- 翻译策略,
- 跨文化性,
- 意象转换,
- 概念隐喻
1.引言
1976年,Menachem Dagut发现了隐喻翻译是一个未被探索过的领域。他会很欣慰地了解到,从那时起有多少探索工作已经展开,特别是著名的学者,如Van den Broeck (1981)、Newmark (1988)、Toury (1995)、Lindqvist (2002)、Dickins (2005)、Schäffner和Shuttleworth (2013)等人的研究。然而,尽管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着手隐喻翻译这个问题(如Iranmanesh和Kaur 2009 11.原文此处注的是“Iranmanesh and Kaur 2014”,但是文末的参考文献中是“Iranmanesh and Kaur 2009”。译者查阅参考文献,发现正确的应该是后者,所以在译文中作出更正。;Schmidt 2014;Iranmanesh 2014;Pedersen 2015),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视听翻译(AVT)这一分支学科中,它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研究的相对匮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视听翻译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领域,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视听翻译,尤其是字幕翻译,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之前的一篇文章(Pedersen 2015)中,我研究了对话、图象和翻译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在字幕翻译中一直是一个问题,并且Iranmanesh(2014)检验了认知策略在翻译字幕中的隐喻时的应用情况,但是关于这个有趣的话题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发掘。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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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文本(ST)到目标文本(TT)的字幕存在着语言材料的节略,这会影响隐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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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有不同的种类,这是否反映在字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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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隐喻是跨文化的,即在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中都为人所知,然而其它的隐喻(单一文化隐喻)则不是;这反映在翻译字幕中的隐喻这个过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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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单一文化隐喻应该是在字幕中最难翻译出来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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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字幕中的隐喻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中的隐喻不同吗?还是以Dagut及其当今的同行们已发现的方式处理的?
本文试图通过调查情景喜剧《是,首相》(Yes, Prime Minister)(Jay & Lynn,1986–1988)中的隐喻是如何在瑞典语字幕中翻译的来回答这些问题。
2.隐喻
定义和描述隐喻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具体采用哪种取决于作者所属的学派。同样,有相当多的术语已用于隐喻机制的各个部分。本文将不深入探讨这一话题的诸多细节,但是会非常简单地阐述,本研究将使用哪些术语和定义,因为毕竟本文是以翻译为中心的。若想了解更多关于隐喻的内容,请读者参考Pedersen(2015)。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使用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定义,即“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并体验一种事物”(引自Lakoff和Johnson 1980, 5)。例如,当Sir Humphrey Appleby讨论新的核武器系统“三叉戟”(Trident)将如何解决所有防御问题并使民众相信英国将是不可征服的时候,他劝勉道,“我们有一根叫做三叉戟的魔杖”(1:2,5.45)。这个说法是个比喻,因为“三叉戟”(Trident)不是魔杖,而是一个核武器系统。用概念隐喻注释(参见Lakoff和Johnson 1980)的方式,可以这样描述:武器是一种神奇的工具。
我们还将避免讨论过多的术语,并简单申明本研究将使用Goatly(2007)的术语:‘本体’(topic)是被描述的东西(上例中的核武器系统),‘喻体’(vehicle)是用于描述它的东西(魔杖),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称为‘喻底’(grounds)。最后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因为隐喻并没有把喻体的所有含义都映射到本体上。如果隐喻把喻体的所有含义都映射到本体上了,它们就不会是隐喻了。正如Lakoff和Johnson(1980,13)所说,“这里涉及的隐喻结构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如果是全部的,那么此概念即彼概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Dickins(2005,233)所指出的,本体和喻体之间不必存在任何真正的相似性;一个能被感知到的相似之处就足够了。
从那些全新的独创性隐喻到完全死亡的隐喻,每个隐喻都有着不同的隐喻力量(Dagut 1976,23–24)。前者是理论家传统上关注的那些隐喻,例如,Dagut只认为初创隐喻是隐喻。然而,在Lakoff和Johnson于1980年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此专著中,他们引入了概念性隐喻的概念,并指出许多日常语言的使用实际上是隐喻性的 (1980,56)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天平的另一端——完全死亡的隐喻(例如使用基本空间介词, 如to和past,来表达时间,如十二点半“half past twelve”)。许多作家(如 Van den Broeck 1981;Newmark 1988; Dickins 2005; 或Lindqvist 2005)一致认为,从死喻到初创隐喻,存在着一个基于隐喻力量的级或连续统,其中隐喻力量与固化程度成反比; 换句话说,一个意象越不稳固, 它的隐喻力量就越大。然而,划分这个连续统的方法有很多。Van den Broeck(1981,75)区分了词汇化隐喻、常规隐喻和私有隐喻。类似地,Lindqvist (2005,119;笔者翻译)也区分了死亡隐喻意象、常规意象和新奇意象这些类别。Newmark(1988,106)有更详细的分类。他的分类从死喻开始——死喻指的是“人们几乎意识不到这个意象”的情况,接着是相当老套的陈词隐喻,然后是库存隐喻(即日常使用的传统意象)。接着他讨论了改编隐喻(现有隐喻的变体),然后是近期隐喻——“往往是‘匿名’创造的隐喻新词,并且已在源语言中迅速传播”(111),最后是初创隐喻。
James Dickins在2005年构建了两个隐喻翻译的模型。这两个模型是依据Newmark的分类构建的,Dickins仔细检查并修改了Newmark的分类,并去掉了陈词隐喻的类别,因为“陈词似乎更像一个人们碰巧特别不喜欢的库存隐喻”(2005,238)。Dickins的分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词汇化隐喻和非词汇化隐喻的区分(232),其中词汇化隐喻有固定的定义和既定的隐喻解释。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词汇化隐喻往往具有翻译对等词,而非词汇化的隐喻却没有。因此,Dickins对Newmark分类法的改编看起来是这样的——‘词汇化’(Lexicalized):死喻、库存隐喻和近期隐喻(242);‘非词汇化’(Non-lexicalized):改编隐喻和初创隐喻。死喻和库存隐喻的区别在于:“如果喻体被人们相当明显地感知到,那么它就是一个库存隐喻;如果没有,那么它就是一个死喻”(241)。因此,普通的语言使用者通常不会认为死喻是隐喻。人们意识到库存隐喻中的喻体,但它通常不是那么明显。近期隐喻和库存隐喻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被编进字典,而词汇化隐喻则被编入了字典(例如,《牛津英语词典》在头条目下的单独项下列出了隐喻的用法)。改编隐喻是非词汇化的, 但因为它基于词汇化隐喻 (238),所以有着词汇化的元素。本研究将使用Dickins对Newmark隐喻分类的改编, 并且做出一些调整 (参见第5节)。
3.隐喻的翻译
隐喻与翻译相关的一个方面是喻体意象的可转移性,或者换句话说,意象的跨文化性(Pedersen 2011,106–110)。我用跨文化的概念来强调源文化(SC)和目标文化(TC)之间的文化距离,并将其发展用于转移语外文化指称项。简单来说,如果这样的指称在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中都是已知的,那它就是跨文化的;如果它在源文化中是已知的,但在目标文化中是未知的(它是否在其它文化中已知和翻译情况无关),那么它就是单一文化的。22.第三类是基础文化参考文献,只为少数源文化成员所知,在此无关紧要。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主要是单一文化指称造成翻译问题。翻译隐喻的时候,跨文化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不是指称的一个属性,而是源文化和目标文化间的一种关系。隐喻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之间会有不同, 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会有差异, 可以用这样一个隐喻的例子来说明:“grasping the nettle”是一个英国的隐喻(原意是手握荨麻;意为果断地处理棘手问题),但在美国不为人所知 (参见 Pedersen 2015)。先前的作者,包括Van den Broeck(1981,77)和Newmark(1988,109),当然也提到过一些意象在不止一种文化中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被使用。然而,在描写翻译学框架下的一些主要实证隐喻研究中,跨文化差异似乎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概念来使用(但见Iramanesh和Kaur[2009]和Schmidt[2014]的案例研究)。不过,这一概念在这里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为单一文化隐喻会导致更多的翻译问题,需要使用比翻译跨文化隐喻更具战略性的翻译方法(Lörscher 1991,88)。因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单一文化隐喻会引起更多的翻译问题,从而导致比翻译跨文化隐喻更多样化的翻译行为。
3.1隐喻的翻译
在确定了隐喻是什么、以及它们的跨语言关联之后,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翻译它们。Toury(1995,82)指出,从源文本的角度来看,隐喻的翻译策略基本上有四种:隐喻转化为‘同一’(same)隐喻;隐喻转化为‘不同’(different)隐喻;隐喻转化为‘非隐喻’(non-metaphors),和‘省略’(omission),即用零替代源文本的隐喻。从目标文本的角度来看,还有两种可能的翻译策略(83),即用隐喻取代非隐喻和在源文本中任何内容都没有的情况下添加隐喻。这两种策略都可以用作补偿策略。
Van den Broeck(1981)有一个类似的分类法,尽管其只包括了三种策略。首先是‘严格’翻译(sensu stricto),即将同一喻体转移到目标文本中。他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分——“当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的‘喻体’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的对应时,得到的隐喻将是“惯用语”,而“如果源语言和目标语中的‘喻体’不同,得到的隐喻将是语义异常或是一个大胆的创新”(77)。这意味着他在考虑翻译策略的结果时,考虑了跨文化性(据推测,结果是“异常”还是“创新”都是旁观者的看法)。他的另外两个策略是‘改述’(paraphrase)和‘替代’(substitution)——通过一个具有相似本体的不同隐喻来实现,这与Toury的非隐喻相对应。他似乎没有考虑过省略或补偿,但认为他的分类有这三种策略就完整了(同上)。
Lindqvist(2005,121)将Toury和Van den Broeck的策略结合起来,用于研究高雅和庸俗小说中的隐喻。她的分类法由Toury的六个类别组成,但使用了Van den Broeck的一些定义。本研究将会使用此翻译策略的分类,但会通过一些调整使其符合字幕的特殊条件,如下文第5节所示。
3.2字幕隐喻
本文的重点是字幕中的隐喻翻译,但有三种情况使字幕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与众不同(如果想了解更深入的讨论,请参阅Ivarsson和Carrol 1998、Díaz Cintas和Remael 2007或Pedersen 2011)。
首先,字幕翻译是一种对角线翻译形式(Gottlieb 2001,16)。文字翻译是从书面源语言转换到书面目标语,口译是从口头源语言转换成口头目标语,而字幕主要是从口头源语言转换成书面目标语。这种改变不仅是语言上的,而且是模式上的,它对目标文本有诸多影响,因为口语和书面语遵循不同的规范。此外,尽管在不同的模式下,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并置也有其自身的效果。像英语和瑞典语这样的语言组合中,很大一部分目标受众对源语言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而且的确——批判目标文本中与源文本存在的任何重大偏离。这就是为什么字幕有时被称为 “脆弱的翻译” (Díaz Cintas和Remael 2007,55)。 对本研究来说, 这意味着目标受众可能会发现隐喻的喻体是否被另一个喻体所取代。
其次,字幕是多符号文本的一部分(Gottlieb 2004,227)。在多符号文本中,信息通过多个符号通道传递。字幕不仅要与对话(语言声道)共存,而且要与非语言声道(音乐和音响效果)和两个视频通道共存。这两个视频通道是语言(屏幕上的文本)视频通道和包括屏幕上的所有其他内容的非语言视频通道。正如Pedersen(2015)所述,这可能会在隐喻被可视化时造成严重的翻译问题,本文的研究材料《是,首相》(Yes, Prime Minister)中有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字幕有其众所周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这会影响大多数字幕制作者的决定。我们不在这里讨论曝光时间和每秒字符数等问题。只需要指出对瑞典电视字幕来说,通常有30%的浓缩率,这意味着与源文本相比,字幕的数量损失约为30%(Pedersen 2011,21)。这对本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限制了字幕制作者的选择。
4.研究材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是完整的英国电视连续剧《是,首相》(Yes, Prime Minister)(Jay和Lynn 1986–1988)。故事发生在唐宁街10号,围绕着政治家们和公务员们的斗争展开——前者想要改革社会后者则希望保持现状,或者正如连续剧里所说的那样:“政治意愿和行政意愿之间的冲突”(2:7,16.09)。33.语料库中的例子将标注季、剧集、分钟数和秒数, 以便参考。 选择这个研究材料是因为它使用了非常丰富的隐喻,其中的人物信口说出了许多陈词滥调。尤其是该剧集的两个主要角色,首相James “Jim” Hacker(Paul Eddington饰)和他的常任秘书长Sir Humphrey Appleby(Nigel Hawthorne饰)。
本文的源文本语料库由两季的材料构成,每季八集,共十六集,观看时间长达八小时。本文的目标文本部分是源文本加上字幕, 因为这是在讨论字幕时对目标文本的最好定义(Pedersen 2011,204)。本文中使用的字幕并非原始字幕,因为这些字幕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瑞典的国家公共电视台(SVT)内部制作的,自那时起,字幕翻译领域的规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想要深入了解这方面,请参考Pedersen 2011,135–143)。本文使用的字幕由BTI Studios Sweden发行,共由13个不同的字幕制作者制作。44.我很感谢BTI Studios Sweden提供了字幕文件。这些字幕来自本世纪初,这意味着它们是在1995年之后制作的,1995年通常被视为这一领域规范发展的分水岭(Schröter 2005,130;Pedersen 2011,141),所以这些字幕可以被视为使用了当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字幕规范。由于没有一个字幕制作者翻译超过了两集,所涉及的字幕制作者的人数之大应该可以抵消个别字幕制作者风格的影响。
5.研究方法
为了从上述材料中提取隐喻,本文采用了与Lindqvist的研究(2005)相同的方法。她通过两个标准来操作隐喻概念:lögnkriteriet或谎言标准,这意味着比喻的字面意义是谎言,而比喻是真实的(117–118);和avvikelsekriteriet或分歧标准,它指的是文本中的某些内容在语法或语义上的使用与普通的语言使用不同(118–119)。通过这种方式,580个比喻实例被手动识别并从语料库中提取出来。除了源文本隐喻外,本文还提取了(口头和非口头的)上下文和瑞典字幕翻译。本文调查的样本范围非常广;分类后,共废弃了51个非比喻用法的例子,并从原始样本中删除了52个被重新归为明喻和换喻的非隐喻性比喻。最终留下了477个隐喻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材料。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死喻都被取样,因为大量的语言使用(如死喻)毫无疑问是隐喻(Lakoff 和 Johnson 1980, 55),但它们于本文的研究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本文根据Dickins(2005)的分类法对提取的隐喻进行分类。因此, 隐喻被分为词汇化的死喻、库存隐喻和改编隐喻, 或非词汇化的近期或初创隐喻。这一分类是利用《牛津英语词典》(www.oed.com)中的词典编纂分类法来尽可能客观地进行的。然而,研究材料引起了原始分类的一些变化。为了使研究符合实际情况,“近期”隐喻类别被去掉,因为材料本身并不是最近的。尽管像“阿亚图拉”这样的隐喻(YPM 2:4,15.31)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能被视为一个近期隐喻,但字幕不是在那时制作的,所以不能单独立类。另外, 出于对语境和语篇的考虑, 再酌情增加了两个类别。一种是扩展隐喻,即在同一语篇中,相同的概念隐喻扩展到几个语言使用的实例中(Lakoff 和 Johnson 1980, 247)。另一种是混合隐喻,在这几季中常用以达到滑稽的目的,并且经常在情节中被指明。
各类别的区分是按照《牛津英语词典》分类法来操作的。方法如下:一旦发现隐喻,就对照《牛津英语词典》查询头词;如果查不到某一特定的用法,则将该隐喻归为改编隐喻(如果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或初创隐喻(如果没有找到类似说法)。两个新的类别很容易区分:如果在同一话语中发现两个或多个不一致的隐喻,则将它们划分到混合隐喻类别;如果在同一话语中发现两个或多个基于相同概念隐喻的隐喻,则将它们归为扩展隐喻。最难划分的是死喻和库存隐喻之间的界线,因为它最模糊。然而,如果《牛津英语词典》把该隐喻的头词标记为“fig.”[比喻]并给它一个独立的编号,它就可以算作一个库存隐喻;如果它被归在一个不同意义的编号下的字母条目之下,那它就算作一个死喻。
除了根据隐喻力量进行的语内分类(Dagut 1976, 23–24),也可对隐喻进行语际分类——无论是单一语言的还是跨文化的。为了避免主观性,同时也因为瑞典语正越来越多地从英语中引入包括比喻性语言在内的语言特征,本文也使用了外部资料来确定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一个有数百万字的瑞典原始文本在线语料库Korp(www.spraakbanken.gu.se/korp)被用来确定一个意象是否在瑞典语和英式英语中都使用过,如果是的,它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意象,反之,则是单一文化的意象。如果语料库搜索没有结果,或者(几乎)仅仅是相关隐喻的目标语版本的字面意义,则将其视为单一文化隐喻;如果在目标语版本中检索出相对较多的比喻性用法,则将其视为跨文化隐喻。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边界模糊,有些边缘性的例子所属不清,这在此类研究中经常出现(Dickins 2005, 265)。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类都是明确的。
最后,根据所使用的策略对翻译解决方案进行了分类。根据本研究的需要,笔者对Lindqvist(2005)的策略分类法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分类法使用了现在已逐渐在翻译研究中标准化的术语,而不是选择原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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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转换。无论是否在目标语中稳固,隐喻的喻体都会保留在翻译中。跨文化隐喻就是这种情况,而单一文化隐喻则不是。这种策略极少涉及直接翻译,但经常涉及其他各种换置或转调(Vinay 和 Darbelnet [1958] 2000,88),例如将名词变为形容词。无论涉及到什么转换, 如果喻体被转移到目标文本中, 该隐喻就可看作使用了这一策略。这一策略与Toury的“将ST的隐喻译为在TT里相同的隐喻”不谋而合(19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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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替代。源文本喻体被不同的目标文本喻体替代,其共享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喻底,使得本体保持不变。这种策略与Toury的“将ST的隐喻译为在TT里不同的隐喻”(1995,82)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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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以达意。隐喻被简化为本体,没有喻体。这个本体可以用各种改述来呈现(Van den Broeck 1981,77),其中有些改述可能与原意相差甚远。这一策略与Toury的“将ST的隐喻转化为在TT里的非隐喻”(1995,82)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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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本体和喻体都被省略,两者都未被替代。此策略与Toury的“将ST的隐喻转化为0”(1995,82)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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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即在源文本中只有本体的地方添加一个隐喻。Lindqvist和Toury也有一个补偿类别,其中源文本中没有任何相应的内容。这在字幕中不太可能。
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将其与过去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回答第1节中列出的研究问题。
6.研究结果
在本节中, 笔者将从总体概述开始,给出研究的定量和定性结果。
6.1主要结果
在上一节中被采样并在筛选过程中留下来的477个源文本隐喻中,229个(48.0%)运用了意象转换,95个(19.9%)运用了意象替代,97个(20.3%)运用了简化以达意的策略,56个(11.7%)运用了省略的策略。此外, 仅有4例库存隐喻使用了补偿策略。这个数据使我们能对研究问题1(参见第1节)作出否定的回答。和其他语言特征相比,隐喻经常不会被省略。11.7%的省略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当然,一些涉及简化以达意的例子也意味着减少源文本信息,但即使如此,它也不会超过瑞典电视30%的正常简缩率(Pedersen 2011,21)。32%的源文本隐喻没有在目标文本中翻译出来,因此字幕的隐喻性不如源文本。然而,在近90%的情况下,隐喻或其含义都被翻译出来了。这表明, 字幕制作者认为隐喻非常重要, 不能省略——不像通常会被省略的语篇小品词 (Mattsson 2009)。
另一个问题是,字幕制作者是否意识到隐喻的跨文化性,而事实确实如此。表1显示了隐喻作为跨文化或单一文化隐喻的分布情况,以及翻译这些隐喻使用了哪些策略。
隐喻类型 | 跨文化 | 单一文化 | ||
---|---|---|---|---|
使用的策略 | 数量 | % | 数量 | % |
转移 | 183 | 68.8 | 46 | 21.8 |
替代 | 26 | 9.8 | 69 | 32.7 |
简化以达意 | 33 | 12.4 | 64 | 30.3 |
省略 | 24 | 9.0 | 32 | 15.2 |
共计 | 266 | 100 | 211 | 100 |
表1显示,从语料库中抽取的隐喻中,跨文化隐喻略多于单一文化隐喻。它还表明,这两种隐喻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翻译的。在三分之二的例子中,跨文化隐喻以相同的意象被呈现出来,而其他策略却使用得非常少。单一文化隐喻的翻译方式更加多样化,它们也证实了Schmidt 2014年的案例研究结果。这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如果目标文化中存在相同的隐喻,那么译者自然而然地就会使用它。另一方面,如果目标文化里不存在相同的隐喻,那么译者则更容易采用其他策略。然而,实际情况比这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探讨这一点,其中包含对各种隐喻的分析。单一文化隐喻和跨文化隐喻使用策略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df = 3, N = 477)= 107.562 p = < 0.005。单一文化隐喻和跨文化隐喻之间的差异确实反映在字幕中,研究问题3a 因此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6.2死喻
在此重申一下,并非所有死喻都被取样,因为它们不是那么容易被识别。那些被取样的是更引人注目的、近乎库存隐喻的死喻。出于同样的原因,使用补偿策略的死喻也没有被抽样,因为它们只是标准的目标语用法。
隐喻类型 | 跨文化 | 单一文化 | ||
---|---|---|---|---|
使用的策略 | 数量 | % | 数量 | % |
转移 | 34 | 57.6 | 0 | 0 |
替代 | 6 | 10.2 | 8 | 30.8 |
简化以达意 | 10 | 16.9 | 5 | 19.2 |
省略 | 9 | 15.3 | 13 | 50.0 |
共计 | 59 | 100 | 26 | 100 |
表2显示, 如果死喻是单一文化的,译者就将它们作为单一文化处理, 不会以同样的意象翻译出来。反之,它们会被省略、替代或简化以达意, 以便译成惯用的目标语字幕。在半数以上的例子中跨文化死喻被转移了,并且当使用其他策略时,主要目的就是缩短字幕。表2中显示的单一文化隐喻和跨文化隐喻策略选择的差异是显著的χ²(df = 3, N = 85)= 28.104 p = < 0.005。
6.3库存隐喻
库存隐喻是本研究的核心。它们是政治家和公务员所钟爱的标准短语,也为大多数原语观众所熟知并被认为是老套的陈词。表3展示了关于如何翻译库存隐喻的调查结果。
隐喻类型 | 跨文化 | 单一文化 | ||
---|---|---|---|---|
使用的策略 | 数量 | % | 数量 | % |
转移 | 119 | 69.5 | 17 | 12.2 |
替代 | 15 | 8.8 | 51 | 36.7 |
简化以达意 | 23 | 13.5 | 54 | 38.9 |
省略 | 14 | 8.2 | 17 | 12.2 |
共计 | 171 | 100 | 139 | 100 |
表3中显示的单一文化和跨文化隐喻策略选择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χ²(df = 3, N = 310)= 106.741 p = < 0.005。如果对表2和表3进行比较, 可以明显地看出跨文化库存隐喻的处理方式与跨文化死喻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 这显示了字幕制作者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在单一文化库存隐喻方面,情况却大相径庭。在超过四分之三的情况里,它们都被简化以达意或被不同意象所替代。在被不同意象替代的情况下,替代意象几乎总是在目标文化中已经稳固的意象,如例(1)所示。在这里,Sir Humphrey(出于个人利益的原因)试图让他过去的学院院长成为主教,并希望首相任命他。院长并不在可供首相选择的主教候选人之列,但Sir Humphrey认为他知道如何让院长获得提名:
SIR HUMPHREY: We can still get the dean up to the starting gate. As a late entry.
(SIR HUMPHREY:我看还有办法把院长拉到起跑线上。后发制人。)
字幕:
Jag tror att vi kan få dekanen
med i matchen. I sista stund.
回译:
I think we can get the dean into the game. At the last moment.
(我想我们可以让院长参加这个比赛。在最后这一刻。) (YPM 1:7,21.50)
在例(1)中,英语使用的是基于赛马的库存隐喻——选举是赛马,而瑞典字幕制作者使用了足球世界中的一个隐喻——选举是足球比赛。这个新喻体使字幕非常地道且不过分显眼,而这一直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标准(Lindberg 1989)。然而,如果一个单一文化隐喻的喻体被转移,效果就会相反。例(2)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此例中Professor Marriott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革地方政府的计划,使之真正民主化。毫无疑问, Sir Humphrey反对这一点, 并担心这会破坏他所珍视的现状:
SIR HUMPHREY: This Marriott scheme is the thin edge of the wedge.
(SIR HUMPHREY:这个马里奥计划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
字幕:
Marriotts system är kilens spets.
回译:
Marriott’s system is the thin end [or point] of the wedge.
(马里奥的体系是楔子的“小头”。) (YPM 2:5,18.53)
例 (2) 中的字幕对源文本非常忠实, 除了必要调整之外,没有其他处理。这种翻译方案之所以在字幕中引人注目,是因为瑞典语并不使用该意象。这在瑞典语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瑞典人也使用楔子)。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楔子在瑞典语中并没有被这样当作隐喻使用,所以它成了一个初创隐喻。因此, 这里的隐喻力量发生了变化: 源文本库存隐喻成了初创的目标文本隐喻。当源文本隐喻像例(2)中那样合理透明时,这对目标受众来说可能并无重大不便。然而, 当源文本隐喻更加晦涩时, 虽然这样翻译不突兀, 但是它可能会影响观众对字幕的理解。在例(3)中就是这种情况,Sir Humphrey发现他的处境很困难,因为他既是内阁秘书又是公务员首长,这使他很难忠于两方:
SIR HUMPHREY: It’s so difficult for me, you see, as I’m wearing two hats.
(SIR HUMPHREY:您看,我真的很难办,我顶着两个头衔。)
字幕:
Jag har två hattar på huvudet.
回译:
I have two hats on my head.
(我头上有两顶帽子。) (YPM 1:5,8.57)
同样,翻译是非常忠实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仅不会产生库存隐喻,而且会产生初创的——甚至是令人困惑的——隐喻,因为Sir Humphrey是光着头的,而源文本隐喻有些晦涩。
6.4改编隐喻
改编隐喻跨越了词汇化隐喻和非词汇化隐喻之间的界线。根据Dickins(2005,238)的说法:“恰当地说,改编隐喻是非词汇化的隐喻。然而,对它们的解释要依赖于它们唤起的类似的词汇化隐喻。” 因此,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们是原始的,但依赖于它们对一个稳固的(即词汇化)隐喻的解释。所以就跨文化差别而言,单一文化或跨文化隐喻是改编隐喻所能追溯到的隐喻。
隐喻类型 | 跨文化 | 单一文化 | ||
---|---|---|---|---|
使用的策略 | 数量 | % | 数量 | % |
转移 | 9 | 81.8 | 0 | 0 |
替代 | 2 | 18.2 | 5 | 83.3 |
简化以达意 | 0 | 0 | 1 | 16.7 |
省略 | 0 | 0 | 0 | 0 |
共计 | 11 | 100 | 6 | 100 |
如表4所示,共有11个跨文化改编隐喻和6个单一文化改编隐喻,字幕制作者根据它们的跨文化状态,对它们做了不同的处理。除两个被替代的例子外,跨文化的改编隐喻都被转移了,而单一文化的改编隐喻除了一个例子被简化以达意之外,其余的都被替代了。表4中的数字太少,无法保证统计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数值小于5的单元格太多),因此无法从这些数据中得出定量结论。用于单一文化隐喻的不同意象符合我们在前一节中看到的模式,因为它们都基于库存目标文化隐喻。在源文本中包含改编隐喻的原因几乎都是为了获得幽默或机智的效果,如例(4)所示,Jim Hacker对Sir Humphrey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感到不满,该声明免除了每个人对泄露信息的责任:
JIM HACKER: This is a whitewash!
SIR HUMPHREY: No, no, no, not really. It shares out the blame equally.
BERNARD WOOLEY: More of a greywash. (canned laughter)
(JIM HACKER:这是粉饰!
SIR HUMPHREY:不不不,不完全是。它把责任平摊了。
BERNARD WOOLEY:更像灰饰。)(预录笑声)
字幕:
– Det här är ju ett överslätande.
– Nej, det fördelar skulden lika.
– Mer som ett översittande.
回译:
– This is a smoothing over.
– No, it shares the blame equally.
– More like a sitting over [or bullying].
(– 这是息事宁人。
– 不,是均摊责任。
– 更像是盛气凌人(或仗势欺人)。) (YPM 2:2,28.28)
瑞典语不用“漂白”这个隐喻,因此字幕制作者使用了(碰巧是跨文化的)库存隐喻“息事宁人”以取代源文本库存隐喻。Bernard机智的评论中使用的改编隐喻被一个基于不同意象的同源双关语呈现出来。在瑞典语中,这个隐喻的字面意思是“高高在上地坐着(引申为‘盛气凌人’)”,这使得它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的同义语反复形式(即,使用同一个词或短语两次,但它们有不同的含义)与瑞典语中的“息事宁人”结合使用。
6.5初创隐喻
尽管初创隐喻在文本中引人注目,但它们似乎并不常见,至少在本研究的材料中是不常见的。在16集中,只有21个初创隐喻(如表5所示)。
隐喻类型 | Monocultural | |
---|---|---|
使用的策略 | Number | % |
转移 | 16 | 76.2 |
替代 | 2 | 9.5 |
简化以达意 | 2 | 9.5 |
省略 | 1 | 4.8 |
共计 | 21 | 100 |
不出所料,所有初创隐喻都被认为是单一文化的,因为它们是新的。然而,如果说话者说出的隐喻恰好是目标文化中的一个库存隐喻,那么它就有可能是跨文化的初创隐喻。这可能不常见,但反之则不然,也就是说,一个单一文化的库存隐喻转移到目标文本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原始的目标文化隐喻。如前一节所示,这种情况在本研究的语料库中出现了17次。这刚好体现了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不平等。除了两例替代、两例简化以达意和一例省略,其余的初创隐喻的喻体都被转移了。
6.6混合隐喻
用Dickins的术语 (2005,238)来说,混合隐喻或不一致的隐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冲突的意象在同一话语中共存的情况。Lakoff 和 Johnson(1980,89–96)认为,只要它们有共同或重叠的蕴涵,这就不一定是个问题。或者再补充一点,如果它们的冲突没有引起你的注意的话,就不是问题。在《是,首相》(Yes, Prime Minister)中,Jim Hacker有时会无意中使用混合隐喻,它们经常由首相的私人秘书Bernard Woolley在不同的剧集中指出来。例(5)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这个例子中,首相担心政府机密被泄露给媒体, 他想抓住罪魁祸首, 于是他这样开头:
JIM HACKER: Now, about nailing that leak…
BERNARD WOOLEY: Sorry to be pedantic, but if you nail a leak you create another leak (gesticulates indeterminately).
(JIM HACKER:现在,关于把漏洞钉起来…
BERNARD WOOLEY:请原谅我的咬文嚼字,可如果您钉上漏洞,就又开了个洞。)(不确定地做手势)
字幕:
– Vi måste sticka hål på läckan.
– Då får vi ju en läcka till.
回译:
– We must prick a hole in that leak.
– But then we’ll get another leak.
(– 我们必须在那个漏洞处戳个洞。
– 但那样的话,我们又会多一个洞。) (YPM 2:2,9.27)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Bernard的话并不算隐喻,因为他提到了词语的字面含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混合隐喻包含至少两个隐喻,如(5)中的情况。瑞典语字幕通过转移源文本意象来呈现第二部分隐喻,通过使用不同的目标文化意象来呈现第一部分隐喻,原因很简单,即目标语不使用相同的意象作为那个本体的喻体。
隐喻类型 | 跨文化 | 单一文化 | ||
---|---|---|---|---|
使用的策略 | 数量 | % | 数量 | % |
转移 | 9 | 90 | 5 | 62.5 |
替代 | 1 | 10 | 3 | 37.5 |
简化以达意 | 0 | 0 | 0 | 0 |
省略 | 0 | 0 | 0 | 0 |
共计 | 10 | 100 | 8 | 100 |
总之,研究材料中只有9个混合隐喻,包含了18个成分隐喻。成分隐喻均为库存隐喻,其中8个为单一文化隐喻,10个为跨文化隐喻。其中14个被转移,4个被替代成不同的隐喻。然而,表6中的数字太少,不足以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数值小于5的单元格太多),因此无法从这些数据中得出定量结论。尽管混合隐喻从角色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它们肯定是编剧有意写的,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都被用于喜剧目的和/或帮助构建人物形象。这在例(6)中非常明显。在这里,一位高级银行家Sir Desmond Glazebrook被请来回答有关金融城不正常交易的问题。Sir Desmond Glazebrook带着一种出身于老派伊顿公学的神气,指出最好不要请一个新人来调查这件事:
SIR DESMOND: If you spill the beans, you open up a whole can of worms.
How can you let sleeping dogs lie, if you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Bring in a new broom and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find you’ve thrown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If you change horses in the middle of a stream,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SIR DESMOND:一旦走漏了风声,你就捅了马蜂窝了。如果你让猫从袋子里出来(泄密),又怎能要求睡着的狗躺着不动(别去惹麻烦)?带来一个新手,要是不小心,你会发现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临阵突然换了将,接下来你就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字幕:
Om man pratar bredvid mun,
så kan vad som helst rinna ur en.
Hur undvika att väcka en sovande
hund om man släppt in katten?
Ta in en ny kvast – och plötsligt
åker barnet ut med badvattnet.
Om man byter häst mitt i strömmen-
-sitter man strax utan paddel.
回译:
If you talk next to your mouth, anything may run out of you. How can you avoid waking a sleeping dog, if you’ve let in the cat? Bring in a new broom and suddenly the baby is thrown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If you change horse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am -there you sit without a paddle.
(如果你多嘴,什么都会从你嘴巴里漏出来。如果你让猫进来,又怎么能避免叫醒一只睡着的狗呢?带来一位新手,突然就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扔了。如果你在河中央换马,你会发现没有桨。) (YPM 2:4,23.57)
这个相当冗长的斥责在瑞典语中使用了大量转移的、不同的意象。然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混合隐喻的比喻手法对局部语篇来说太关键,以至于无法被省略或简化以达意,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长篇大论中,如果没有这个混合隐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6.7扩展隐喻
混合隐喻自相矛盾且不一致,而扩展隐喻具有一致的隐喻图式(Dickins 2005,247),因此在Dickins的术语中是一致的隐喻(253)。把在同一隐喻模式中一个意象的后续用法计算在内就得到了扩展隐喻的数量,这样算来在本文的语料中有26个扩展隐喻,如表7所示。扩展隐喻都是从库存或初创隐喻扩展而来的。
隐喻类型 | 跨文化 | 单一文化 | ||
---|---|---|---|---|
使用的策略 | 数量 | % | 数量 | % |
转移 | 12 | 80.0 | 8 | 0 |
替代 | 2 | 13.3 | 0 | 83 |
简化以达意 | 0 | 0 | 2 | 17 |
省略 | 1 | 6.7 | 1 | 0 |
共计 | 15 | 100 | 11 | 100 |
同样,表7中的数字太小,无法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在本文的语料中,有20例扩展隐喻中使用了转移策略,其他策略各占2例。尽管从这些小数据中无法得出定量结论,但事实上,将概念隐喻扩展为一个完整的隐喻模式需要连贯性。这就是为什么字幕制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源文本,而不考虑跨文化性。不使用同一意象的六个例子是源文本隐喻太过文化单一或太复杂,以致字幕制作者在字幕的限制下无法遵循源文本,例如上述例(1)中的赛马隐喻扩展的含义简化。然而,通常情况下,字幕制作者可以遵循源文本隐喻的扩展。
有趣的是,翻译可以说是跨语言地创造扩展隐喻。有时,当源文本隐喻的喻体不能直接转移到目标文本中,但喻底需要特定的概念隐喻时,可以说隐喻就不仅仅是被转移,而是被从源文本扩展到目标文本。如例(7)所示,Sir Humphrey给Jim Hacker出了一个集中国家教育服务的主意,而首相很感激地用一句话打发了他:
JIM HACKER: Humphrey, thank you. You have given me much food for thought.
SIR HUMPHREY: In that case, Prime Minister, Bon appétit!
(JIM HACKER:谢谢你,Humphrey,你给了我很多需要咀嚼的东西。
SIR HUMPHREY:那么首相,祝您有个好胃口!)
字幕:
– Det var många matnyttiga fakta.
– Smaklig måltid, premiärministern.
回译:
– Those were many good-for-food facts.
– Bon appétit, Prime Minister.
( – 这些东西有嚼头。
– 祝您好胃口,首相!) (YPM 2:7,10.53)
在例(7)中,通过使用稍微不同的目标文化库存隐喻,字幕制作者保留了信息即食物的概念隐喻。在语料中, 大约有6个例子是这么做的。
7.讨论
这项调查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字幕制作者意识到了跨文化性(即使他们似乎不大可能用语言表达这个概念)。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隐喻是跨文化还是单一文化的,他们对隐喻的处理方式大不相同,Schmidt在他的案例研究(2014)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对问题3a(参见第1节)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如此,字幕制作者似乎也非常擅长将隐喻归为词汇化或非词汇化,因为他们倾向于对不同类别的隐喻使用不同的策略,例如,对单一文化的库存隐喻使用简化以达意或替代的策略(参见第6.2节),而对单一文化扩展隐喻则使用相同意象的策略(参见第6.7节)。对于非词汇化的隐喻(初创、改编和扩展隐喻;参见第6.4、6.5和6.7节),字幕制作者倾向于转移其意象,而对于单一文化的词汇化隐喻,则使用更为多样化的策略组合,这表明了他们的翻译行为的战略性(参见Lörscher 1991,88)。因此,对研究问题2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字幕制作者确实意识到了不同类型的隐喻。这个发现为研究问题3b中的假设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即单一文化隐喻造成翻译问题,而跨文化隐喻则不会如此。
确切地说,字幕制作者对跨文化隐喻更倾向于把喻体换掉,除非它是具有不同的、固化的目标文化喻体的库存隐喻,如第6.3节所述。跨文化隐喻被简化以达意或省略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媒介的限制。当涉及到单一文化隐喻时,采用的翻译模式是:如果是死喻(参见第6.2节),它们往往会被省略;如果是库存隐喻(第6.4节)、混合隐喻(第6.6节)或改编隐喻(第6.4节),字幕制作者会用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它们,并且仅有初创隐喻(第6.5节)或扩展隐喻(第6.7节)是用相同的意象来呈现的。这种模式之外的情况主要可以通过媒介的限制(时间和空间限制或来自图像或对话的影响)来解释。
字幕制作者似乎试图保留源文本的隐喻力量,除了以下两种情况:媒介的限制使其不可能保留的情况,以及隐喻必须被省略或简化以达意的情况。这些策略的使用意味着目标文本的隐喻力量有所减少。然而,语料库中存在四个补偿以及一些使用相同意象呈现单一文化库存隐喻的例子,这就产生了初创的目标文本隐喻,如例(2)“楔子的小头”,它提高了隐喻力量。然而,这是十分罕见的,因为它违背了字幕不能过分显眼的规范。本调查只发现了13个这样的例子,因此其影响相当小。
当然,本文的语料是有限的,一些类别(改编、混合和扩展隐喻)的数量太少而不能可靠地检验其显著性,因此很难证明制定规范的合理性,但本研究发现的模式相当清晰并表明了规范可能如下所示:(i)如果隐喻是跨文化的或初创的,则使用相同的意象来呈现。几乎十分之七的跨文化隐喻以及四分之三以上的初创隐喻都是这样处理的。(参见第6.1和6.5节)。(ii)如果一个隐喻是死喻,实际上它根本就不会被看作一个隐喻,而是一种不成问题的语言使用,因此如果是单一文化的死喻,它就不会被转移(参见第6.2节)。(iii)如果是单一文化的库存隐喻,往往会用一个预定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使用相同或不同的意象),在四分之三的例子中都是如此(参见第6.3节)。(iv)省略用得很少,特别是在更高级的隐喻的情况下,如改编、扩展或混合比喻,其中省略总共仅用了两次(参见第6.4、6.6和6.7节)。(v)如果所有其它策略都失败了,字幕制作者倾向于使用简化以达意的方法。有一些例子不遵循这些暂定的规范建议,最突出的就是直译的单一文化库存隐喻(参见第6.3节),但这并不会使这些建议失效,因为规范具有一定的“反事实稳定性”(Hermans 1999, 162)。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规范描述仅仅基于一个语言对和一种体裁(实际上只有一部电视剧)。
将这些发现与以前的研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情况。已观察到的一个普遍趋势就是隐喻力量在翻译中往往会被削弱。Dickins(2005,250)利用Newmark(1988)和Dickins、Hervey和Higgins(2002)的数据声称隐喻倾向于淡化;例如,初创隐喻倾向于被库存隐喻取代,而库存隐喻则倾向于被死喻取代。Dagut(1976)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声称翻译会导致隐喻力量的丧失。近来,Kruger(1993)和Samaniego Fernández等人的研究(2003)发现(并且偶尔谴责)了库存隐喻对初创隐喻的取代。这一趋势可以被看作是Toury日益标准化规律的一种表现(1995,267及以后各页)。在本研究中有一些证据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使用不同的意象翻译初创隐喻的情况很少,但由于几乎三分之一的例子中都使用了简化以达意和省略的策略,因此总体上隐喻力量有所下降。一个小的相反的趋势是,一些单一文化的库存隐喻是用相同的意象来翻译的(参见第6.3节),这与一些传统的规范背道而驰,如Newmark所述:“只有当库存隐喻的意象是以相应的、可接受的既定搭配被转移时,才能准确地把它翻译出来(…)一旦你创造了一个新的意象, 无论目标语隐喻多么能够令人接受, 意义和语气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Dickins在研究阿拉伯语的英语翻译(2005,231)时发现,隐喻被翻译成明喻是很常见的,因此反驳了Newmark关于英语是隐喻最丰富的语言的说法。本研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趋势,大概是因为在本研究中,其语言对的文化差距更小。因此,隐喻的字幕翻译似乎遵循了已通过更传统的翻译形式而发现的模式,从而肯定地回答了研究问题4,虽然隐喻力量通常被削弱,但源文化库存隐喻有时会上升到初创隐喻(可能是不和谐的)。由于媒介的限制,字幕中可能会更频繁地省略隐喻,但现有研究中的定量证据太少,以至无法保证这个结论的有效性。无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差别,都已体现在Pedersen(2015)的研究中:由于文本的多义性,字幕制作者并不是总能用不同的意象来翻译隐喻。
8.讨论
综上所述,可以说字幕制作者非常清楚隐喻是一个翻译难题。这里回答引言中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隐喻的简缩率并没有超过平均文本简缩率,事实上恰恰相反。字幕制作者似乎不仅意识到跨文化性(研究问题3a),而且也意识到不同类型的隐喻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问题2);同时,应用于单一文化隐喻的各种解决方案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假设:单一文化隐喻是最难翻译的(问题3b)。最后,隐喻在字幕翻译中的翻译方式与其他形式的翻译(问题4)相似,因为隐喻力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丧失。尚不清楚字幕翻译的特殊条件或由日益标准化引起的总体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情况。与研究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本文还发现了一些截然相反的证据,即单一文化的库存隐喻的隐喻力量通过直译而得到了加强。
Lindqvist(2002)在其分类细致的研究中发现,隐喻在高雅文学中直译得比在庸俗小说中多。通过不同的材料来重复当前的研究,看看字幕翻译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差异,将是非常有趣的。
注释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Series 1
Series 2
二手资料
Translator’s note
《字幕中的隐喻是如何翻译的》翻译评论
通过本文的翻译,我发现作为译者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翻译,还包括译前的准备、调查以及译后的内容校改和格式校改。这一过程整体形成了翻译这项工作,这是我在做本文翻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我将从译前准备、翻译过程和译后校改三方面总结一下此次翻译任务。
在开始翻译前,我把原文的word文本打印了出来,以便在翻译的时候进行查阅。Word版在格式上会和Pdf版有一定的不同,我打算在翻译完校改的时候再对格式统一作改变,所以对Word版格式并无太多的关注。在对原文通读一遍之后,我大致知道这篇文章是研究隐喻在字幕中的翻译,具体来说,是研究不同种隐喻的翻译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首先,对这方面知识的匮乏导致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原文。让我尤其感到疑惑的是隐喻的类型,因为我自己对隐喻的理解是,隐喻就是隐喻,并不会有这么多种隐喻。原文介绍了隐喻的相关知识后,主要从两个维度对隐喻进行了分类——语内分类和语际分类。语内分类包括词汇化的死喻、库存隐喻和改编隐喻, 或非词汇化的近期或初创隐喻;语际分类则包含单一文化的隐喻和跨文化的隐喻。我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不做相关的研究和调查会导致我在翻译的时候产生错译或误译。例如,初稿中,我将原文中对隐喻三要素——topic、vehicle和grounds翻译成“主题”、“载体”和“基础”。这是我根据自己对隐喻的理解,经过反复思考和更改后,选择的翻译形式。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前人早已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翻译,尤其是在国内也有很多对隐喻的相关研究,这些概念的翻译可以说已经被确定了下来。如果我不考虑使用这些既定的翻译而采用自己的翻译,只会让目标读者感到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到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影响到翻译效果。在经过调查研究后,我将这三个要素翻译为“本体”、“喻体”和“喻底”。提前对原文内容进行相关调查的重要性同样也体现在初稿中我对其他术语的翻译上,例如,在翻译不同种类的隐喻时,我将dead metaphors、original metaphors和stock metaphors等隐喻类型翻译为“亡隐喻”、“原始隐喻”和“常用隐喻”。虽然这些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后期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它们最常被译为“死喻”、“初创隐喻”和“库存隐喻”。这样的翻译读起来并不那么顺口,也并不好理解,但鉴于前人对其的翻译,考虑到目标读者对这些翻译的熟悉程度,我选择按照前人的译法,以增加译本的可读性。通过对翻译前期的总结反思,我认为对原文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减少后期工作量以及提高翻译的准确性。这也是我在未来做翻译工作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在翻译过程中,我给自己定了比较合理的计划,例如一天翻译多少字,防止自己过于疲惫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同时,我使用了各种工具(电子词典、互联网、询问旁人意见等)来完成这次翻译任务。让我发现自己明显有进步的地方是,我在翻译中尤其注重译文的忠实性。这一点尤其要归功于我在阿德莱德大学进行的专业翻译训练,让我的翻译有了一定的规范。鉴于原文是学术论文,有效并且准确地传达原文的观点和看法是尤其重要的。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了不要翻译得太自由、太随意,尽量把原文内容完整地表述出来。而这也确实让我在通读自己的译文时发现了这几点主要的问题。首先,最大程度地追求忠实性而导致译文不够通顺。虽然意思被翻译出来了,读起来却让人感到有些拗口。站在目标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是很别扭的,大大影响了可读性。例如,在翻译这句话——Similarly, a fairly substantial number of terms have been used for the parts of the metaphor mechanism——时,我翻译成“同样,隐喻机制的各个部分已使用了相当多的术语。”这句话读起来有些拗口,甚至还需要再次阅读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而将其翻译成“同样,已有相当多的术语用于隐喻机制的各个部分”就很好理解了。从这点来看,跨文化交际者在追求英文的地道性的同时,还需要时刻锻炼自己母语的地道性,不能一味地追求外文的地道而失去了母语的语感。另外一个问题是译文难于理解。例如对Having established what metaphors are and how they relate cross-linguistically, let us look at how they can be translated的翻译,在初稿中我将其译成了“在确定了隐喻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跨语言相关之后,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翻译它们”。其中“跨语言相关”对于读者来说有些难以理解,而将其翻译为“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发生联系”就更加通俗易懂了。这提醒了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刻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能只想着完成翻译任务就可以了。正如Skopos 理论中强调的翻译的目的性,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保证目标读者能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和学术观点。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目标读者创造了更多的障碍(如难于理解、译文拗口等),这个译文就没有很好地达成其促进原文作者和目标读者交流的目的,这种译文就是失败的。
在校改译文的过程中,我对一些术语的翻译以及对格式的改正感到尤其困难。其中对术语翻译的不自信是由于自己没有提前对相关知识进行一定的研究调查,这一点我会在未来的翻译任务中特别注意。在格式方面,我认为翻译过程中关注格式可以有效地减少后期工作量,而这一点是我没有做到的。我把所有的格式校正放在了最后,包括文内引用、段落、字体、字号、表格、参考文献和超链接等,这些大大增加了我在翻译任务后期的压力。而对Word文档编辑格式的不够熟悉导致我在格式更改上花费了更多时间。这也提醒了我以后在翻译过程中就要留意译文格式,并不要求和最终要求一样,毕竟在最后肯定会有一定的修改,但可以边翻译边修改一些格式,会为后期带来很多便利。同时,要在平时多留意Word、Excel等常用软件的操作,为关键时刻做好准备。
通过这次翻译任务,我了解了不同隐喻在字幕翻译中采取的不同策略,对相关的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作为一名译者,我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翻译任务中的重要性,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观点而影响原文内容的传达以及目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站在目标读者的角度来审核自己翻译的忠实性、准确性和可读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翻译包括了很多方面,不仅仅是翻译本身,还有译者自身要额外付出的努力(译前准备、软件操作、读者角度等),以及一颗想要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心。只有顾及了所有这些方面,才能真正把翻译做好。在未来,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来锻炼自己,让自己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做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