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緒論

編輯和修訂通常是傳統文件生命週期的一環。人工翻譯服務（如ASTM 2575; ISO 17100）要求將編輯和修訂納入翻譯流程以確保品質。該服務的產業標準相當強調編輯和修訂的重要性，文字工作者通常採用規定的線性流程，其中，編審或編輯的工作是檢查並修正譯文草稿的錯誤 （如Mossop 2014；Lee 2006）。聯合國等大型國際組織也經常採用類似的做法。透過譯者、編審和自我修訂者等三層分級修訂，可識別翻譯文本瑕疵，並由經驗豐富的同事幫忙修正（Orellana 1990）.11.歐盟等機構也採用類似模式，特別是多語立法（Wagner, Bech and Martinez 2002）。修訂流程通常由資深同事執行，或是律師、律師暨語言家等，在傳統翻譯流程以外的草擬法案或其他語言工作之餘的額外工作（Šarčević and Robertson 2015）。這種方式為知識運用的象徵與翻譯成本（Hine 2003；另見Horguelin 和 Brunette 1998）。

同樣的，結合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 MT）的案件在好幾個階段中或許會有不同程度的修訂，以譯前和譯後編輯的方式優化翻譯結果 （Spalink、Levy and Merrill 1997；TAUS 2010）。編輯可以修改原文以刪除可能影響機器翻譯系統的某些語言特徵（通常稱為「負面可譯指標」或NTI；參見Underwood和Jongejan 2001）。另一方面，譯後編輯人員則使用機器翻譯的譯文，「清除」機器翻譯系統產生的瑕疵或錯誤。編輯修正文本的範圍可從粗略的語法檢查和拼字錯誤，到完整比較源語文本和目標文本，並修改行文風格、術語用字或邏輯。

不論是在處理人工或機器產出的文本，編審和編輯都定位為翻譯品質的監督者，唯有在翻譯過程包含編輯和/或修訂，才能向語言服務供應商與客戶確保譯文的高品質。儘管翻譯流程普遍涵蓋修訂，編審也是確保翻譯品質的要角，但現有的翻譯品質評估（TQA）模式仍缺少修訂流程。現今採用的模式以翻譯成品作為主要根據實過於狹隘，不僅未將修訂納為翻譯流程的一環，TQA模式本身也無法詮釋自我修訂的重要性。現有的TQA模式應加強改善，處理當前翻譯過程研究所著重的翻譯認知層面。本文呼籲TQA模式應納入編輯和修訂作為組成要素，以補強現存的品質框架、詮釋此新興的知識體系。

目前翻譯修訂的相關研究著重於重新審視編輯和修訂，以及兩者與翻譯品質評估連結的重要性。例如，Robert 和 Brunette（2016）指出缺乏翻譯修訂的模式，他們的研究顯示修訂過程中辨別問題的重要性，並指明解釋潛在解決方法的能力可提高整體修訂品質。此發現與Muñoz Martín（2014） 對修訂的描述不謀而合，因其研究與後設認知及Angelone（2010）不確定性管理的三方模式相關。Angelone（2010）說明譯者必須先了解文本中的問題，再提議並評估譯文的處理方法。相比之下，Robert（2014）指出反思和重新表述雖可作為修訂的手法之一，卻不見得代表更好的翻譯品質。近期對翻譯修訂的實證研究，加上時常自相矛盾的研究結果，顯示翻譯品質中修訂的定位需重新審視，以及TQA模式應納入修訂的必要。

修正TQA模式後所面臨的挑戰，便是釐清修訂過程如何建立品質，尤其需考慮引進電腦輔助翻譯（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CAT）工具（如：翻譯記憶（Translation memory, TM）和術語管理系統、翻譯流程中的機器翻譯）後，翻譯過程會產生的改變。因此，本文透過探討成品、過程及其與品質間關係的認知研究，審視評估翻譯品質的多重視角，進而促進品質評估的討論。不少學者（如：Halverson 2013、Muñoz Martín 2014、Alves 2015）認為，使用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典範或認知科學檢驗該領域的傳統議題，可提升我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舉例而言，Risku（2010）證實將認知科學應用於涉及技術性交流和翻譯的研究實有助益。她特別提到，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可能會改變譯者對翻譯學常識的理解。Jääskeläinen（2016）同樣透過檢視過程導向的研究，以及成品導向的翻譯品質管理手法，強調重新審視翻譯品質觀念的重要性。Jääskeläinen認為翻譯品質的評估應納入翻譯過程，而非僅僅從成品導向的角度決定品質好壞。基於此項做法，本文提議研究與譯文品質相關的三種概念，即適切性、分佈式認知，和顯著性，並探討翻譯過程、譯後編輯和翻譯科技的相關研究如何處理上述概念。透過檢視上述概念相關的研究成果、揭示與品質相關的隱含假設，將這些作業納入翻譯品質評估的模式。

這三種概念有助於闡明幾個翻譯品質的層面。第一個概念是適切性，代表傳統且具成品導向的翻譯品質管理手法，另外兩個概念則與翻譯過程中編輯和修訂的關聯密切相關，尤其是分佈式認知，突顯了翻譯科技用於翻譯流程所帶來作業上的變化。成品和過程導向方法的結合，為審視翻譯品質提供更寬廣的視角，而顯著性的觀念架構藉由突顯譯者與翻譯科技互動為任務典範帶來的改變，補充了前兩者的架構。選擇這三種概念並不代表接下來將展開冗長的認知觀念討論，藉以探討本文主題，而是在檢視翻譯品質評估相關的假設，以及說明TQA模式涵蓋編輯和修訂的重要性時，這些概念相當實用。

本文其餘架構如下：首先將討論並區分「編輯」和「修訂」等術語以闡明二者用法，隨後的三節將分別檢視翻譯品質評估與適切性、分佈式認知和顯著性之間的關聯。這三個面向為翻譯品質的理念、編輯與修訂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提供重要見解。本文最後延伸並重申將編輯和修訂納入TQA模式的觀點。

2.修訂和編輯

翻譯工作流程會將「編輯」和「修訂」納入翻譯決策，在研究這個潛在假設之前，應先區分「編輯」和「修訂」的術語定義。這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常讓人覺得可以相互替換，但實際上代表著不同的行為。翻譯案件常會編列「編輯」和「修訂」，作業範圍卻有很大的差異，雖然無法確認混淆「編輯」和「修訂」這兩個概念的真正原因，但是研究人員應該了解這些術語經常互換的幾個潛在原因，並仔細審查現存文獻引用的概念。如 ISO 17100 中所述，「修訂」這個詞有時稱為「雙語編輯」，若干業界組織（如 Common Sense Advisory;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和美國標準 ASTM 2575則使用「編輯」一詞代表檢查源語言素材的翻譯。然而， ISO 標準則是將對譯文以及源語言內容的雙語檢查稱為「修訂」。當翻譯流程被視為遵循 TEP 典範時，這個議題就變得更複雜了。TEP 三個字母分別代表翻譯（translation）—編輯（editing）— 修訂（proofreading）。第二個步驟的「編輯」不確定究竟為單語編輯，或者是針對源語言版本的雙語譯文進行修訂。在某些情況下，混淆「編輯」和「修訂」的術語可能是地區的變異或語言簡寫，而本文將遵守 ISO 標準定義。

「編輯」通常只涉及翻譯文本目標語言（Mossop 2014; ISO 17100），根據文本的審閱級別，編輯可以更改文本的風格、結構或內容，以遵守事先決定的文字風格或語言慣例。然而，編輯僅關注譯文，並不會對照源語言文本檢查翻譯。

「修訂」工作則會對照目標語言文本和源語言文本（Mossop 2014; ISO 17100）。與「編輯」相比，「修訂」會牽涉到評估兩個文本的內容、翻譯的形式和適用性（ISO 17100）。雖然編輯和修訂皆關注譯文的品質，所以都會檢視術語、語法、風格，以及是否符合客戶指定風格，但修訂作比較的本質，從根本上區分了兩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工作。

「自我修訂」這個相關的概念可視為修訂和編輯的混合，由譯者自己對照源語言版本審查翻譯，譯者亦可以選擇不對照原始文本審查翻譯（即編輯翻譯）。然而，在此情況下，編輯和修訂工作範圍重疊，難以明確區分。Künzli （2007, 116）借鑒實證研究，將自我修訂描述為翻譯過程中特殊的階段，而Künzli、Shih（2006） 以及 Englund Dimitrova（2005）的研究皆指出，在形塑譯者欲採用的自我修訂方法這方面而言，翻譯流程工作的定義相當重要。Englund Dimitrova（2005）也強調自我修訂可能會改變譯文的最初版本。除此之外，自我修訂不一定代表翻譯過程中一個獨特的階段或時期，因為撰寫譯文草稿時可能就已經進行編輯和修訂。Mellinger（2014）說明了譯者使用翻譯記憶時撰寫草稿和編輯的潛在差異，並假設譯者寫草稿時可能有不同的習慣。

3.修訂與適當性

傳統上通常會以譯文成品進行翻譯品質評估，因此本文將優先探討譯文的適當性往往會先受到檢驗，而考量適當性的假設應優先於其他過程導向方法的檢驗。機器翻譯與人工翻譯領域過去的研究，大多從翻譯成品導向的層面描述適當性。舉例而言，Even-Zohar（1975, 43; quoted in Toury 2012, 79)描述適當的翻譯為「在無違反源語言的語言學系統之前提，實現原始文本與目標語言文本間的關係」，這樣的定義突顯源語言和目標語言間內在的關聯性，同時也將原始文本作為譯文的參照、比較基準。根據 Toury (2012, 79ff) 的描述，遵循此規範的翻譯方法可能與特定目標語言不相容，尤其是針對語言學之外的翻譯考量時，相較之下，遵從目標語言規範的譯文反而比較可能被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討論不包含翻譯品質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翻譯被放在「適當」與「可接受」之間的光譜裡，讓原始文本微小的特徵能被放到宏觀的標準裡描述。相較於在特定例子中比較源語言與目標語言間是否有模糊、難以操作的錯誤，這些對目標語言的詮釋，對源語言或目標語言的語言系統22.有些文字特徵在整體規範上很難界定為錯誤，而特定的語言或詞彙錯誤較為容易辨認。有更顯著的取向。Toury 也在旁註記，此分析主要應用於人工翻譯，同時也承認此分析更適合本質上較務實的翻譯。

Vermeer ([1989] 2004) 描述翻譯目的論時，同樣聚焦在以翻譯成品描述譯本的適當性，但他的焦點放在譯文對目標文化的取向。此方法考量到文本的形式及結構，將源語言版本與目標語言版本分開，讓譯文達到總體目標時能被評為適當。Vermeer 描述的「互文一致性」目標，讓譯者在預期效果的基礎上，可以靈活調整目標語言版本的文本。

然而，描述性翻譯研究對業界的語用、非文學性翻譯的影響力較小，上述引用的翻譯標準大多為成品導向，同時強調「對等」這個複雜的概念。舉例而言，ASTM 2575 將翻譯描述為：「譯文以原始文本為本，兩份文本的內容，以及在許多狀況下兩者之形式，可視為對等。」此準則連同歐洲相對應的準則（EN 15038），以及國際上的準則（ISO 17100），描述翻譯品質奠基於客戶預先協商的標準或指示33. ISO 17100 (2015) 已凌駕歐洲標準，儘管如此，EN15038在文獻中的地位仍屹立不搖，因此兩個標準都列為參考。，這些指示多變且靈活，但兩套標準皆認為翻譯與修訂是高品質翻譯服務的核心。Gouadec (2010) 也強調客戶要求的規格至關重要。

然而，客戶要求的規格排除了僅以譯文評斷品質的可能性，反而應將品質視為多種因素的集合，其中可能包括案件需求、科技與資源限制，以及翻譯過程中特定的行為等。Bass (2006, 94) 意識到這對翻譯極為重要，翻譯案件必須協調花費、時間、品質三者的急迫性，同時考量非語言和非文本的障礙，因其與翻譯的最終成品有直接關係。44. Bass (2006) 的研究大多著重在本地化，然而這些評論可延伸至其他翻譯範圍。請參考 Dunne (2006) 了解本地化品質管理相關議題。再者，語言服務供應商與客戶可能會因為難以識別出品質不錯的翻譯成品，進而依賴機率去估計品質不錯的成品比例，此情況則使問題更為複雜 (Dunne 2012)。譯文買主、客戶、語言服務供應商以及譯者間的資訊不對稱，考驗著成品導向方法是否能交出有品質的譯文。

除了人工翻譯外，對等概念已成為許多機器翻譯研究的起點，這些研究皆以適當翻譯為目標。例如，BLEU分數為評量機器翻譯與人工翻譯接近程度的標準，此標準最初由Papineni等人 (2002) 提出，如今已成為其他新生機器翻譯品質衡量的最終標準。然而，BLEU仍專注於成品以及譯文與參考文本的相似性。另外，以人工評估MT文本也幫助辨別MT的品質，並可結合自動化的適當性評估標準以確定翻譯品質，這些指標僅能評估MT初始輸出品質，但為了達到特定目標，後續編輯常受聘調整原始輸出的翻譯。

語用翻譯中譯者翻譯品質的探究，為品質的概念提供了其他評估方法。例如，Williams (2004) 檢視論證理論能否讓譯者在評估翻譯成品時，跳脫微觀層面的錯誤。Williams提倡從文本、訊息及論證層面著手，而非以詞法及句法結構檢視譯文。有了這個方法，評估決策就得依循兩個面向而定，一是被識別出的錯誤關鍵程度，二是文本最終的用途和功能。55.雖然沒有明確指出，William (2004) 執行翻譯品質評估的方式似乎取自Mann 與 Thompson (1988)的修辭結構理論。 House (2015)採用不同的方法，修訂了先前的翻譯品質評估模式，以便同時考慮原始文本和譯文，並主張隱蔽和公開翻譯構成翻譯的光譜，也可能在給定的翻譯中成為優先考慮的因素。這裡所述之文本間的「雙聯動性」，聚焦在翻譯作為「語言文本間的操作」(142–143)，與此同時，「雙聯動性」也提供了一個可以更全面評估翻譯的模式。66.這裡所指的翻譯品質評估模式不盡然詳盡。Drugan (2013)在專業翻譯品質的著作中，呈現了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翻譯品質與評估方式的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矛盾。Lee (2006)和Brunnette (2000)指出翻譯品質的相互競逐的概念。請參考House (2015)以詳細了解翻譯品質評估的廣泛討論與方式，以及品質成立要素的重要爭論。

然而，編輯和修訂在翻譯品質中的地位並非無人批評，有些學者認為編輯與修訂並不屬於翻譯品質評估的範疇（延伸的文學評論見 Drugan 2013, 69），但本文與Mossop (2014) 的主張一致，皆認為翻譯品質評估的學術研究應提及編輯與修訂。Brunnette (2000) 認為編輯和修訂者經手過的文本特別具啟發性，編輯和修訂者常常處理的是完成（或接近完成）的譯文版本，由此而言，翻譯品質的評估是在編輯前進行的。然而，翻譯工具的進步加上文本製作流程的變化，推前了修訂者在翻譯流程中的角色。編輯需要執行的工作，例如：初稿時為譯者反覆提供回饋、翻譯前和翻譯時的術語管理、協調多名譯者的翻譯風格、為終端客戶創建翻譯風格指南等，不再需要等整份翻譯完成才進行。77.傳統的瀑布式專案管理方式在翻譯與本地化（如 Dunne 2011; Drugan 2013）方面採用反覆策略，像是敏捷式（Dunne 2011）。特別是從純文字的翻譯案件到以內容為主的本地化案件的改變，有重思翻譯到編輯到校閱的線性進程的必要。這些工作與翻譯以及譯文成品相關，雖然在最傳統的意義上算不上翻譯工作，但至少應將其一同視為對翻譯品質概念的貢獻。

修訂作為核心功能，就產出語言服務供應商眼中適當或可接受的翻譯而言，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將修訂包含在翻譯流程中的基本假設，在美式標準中簡潔地形容成「確認符合特定規範的首次機會」，此時原文及譯文便可拿來比較，並確認譯文「完整、精確，沒有誤解原文，且通篇使用適當的術語」。如此一來，修訂可視作旨在檢測和糾正錯誤88.附帶一提，Koskinen (2008)的歐盟民族誌研究指出，修訂雖然是必要的流程，但是在翻譯流程中往往沒有足夠的資源與時間執行。在翻譯流程中省略了修訂，讓翻譯品質的概念又更為複雜，就好比專業標準有時與實務脫鉤一樣。的品質控管作業。翻譯公司在工作流程中十分仰賴這個步驟，由修訂者提供語言專業，評估公司本身無法審查的翻譯。

然而，準確度和正確詮釋原文等觀念，不符合兩個常在專業翻譯案件中出現的假設。第一種假設可以當作是對原始文本中潛在含義的實證理解，例如，Koby 等人 (2014, 415)在試圖定義翻譯品質時，拒絕接受「完美」，而是支持「最大化」準確度和流暢感的可能性，這種成品導向的方法不考慮語言學以外的事情，似乎也呼應語言產業的標準。雖然Koby等人似乎假設，這些非文本特徵於文本中顯而易見，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只有一種翻譯才能實現此特定目標。他們接著假設編輯或評估者其實會察覺這些特徵，並提及應建立一套客觀的衡量方法以評估譯文，至少在現今的情況下，以為原文有固定意義、客戶指示清楚且有預先協商，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此觀點甚至建立在作者本身都不同意的特定品質概念之上。99.值得一提的是Koby et al. (2014)公開承認品質狹隘定義與概括定義是相互衝突的。討論的目的在於促進品質組成要素的討論與檢視。

第二個假設是修訂者能夠評估翻譯，各式標準及從業人員多將修訂者定位為較有經驗的譯者，具備必需的語言及特定領域知識，能夠識別譯文初稿中的錯誤詮釋和不當語言。然而，專家研究認為以翻譯經驗作為修訂者的必要條件，可能需要更嚴格的審查。研究者已開始質疑翻譯與修訂所需的專業知識是否相似，亦即翻譯工作的專業知識是否能轉移到修訂工作上 (cf. Shreve 2006)。研究翻譯過程的學者已開始研究改述、編輯、修訂、譯後編輯，以及在文本遭棄用前的編輯，和認為該文本品質可接續完成的時間點 (如 Englund Dimitrova 2005; O’Brien 2007; Whyatt, Stachowiak and Kajzer-Wietrzny 2016)，這些研究才剛開始揭示譯者及編輯的行為，但受限於數量跟範圍，仍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然而，這些問題的提出即表示編輯的角色和特徵有需要重新檢視之可能。

因為適當性與品質固有的關係，使得修訂在翻譯過程中的定位更加複雜。當電腦輔助翻譯和機器翻譯系統這兩個文本產製的第三方角色被引入早已盤根錯節的翻譯過程時，則進一步模糊了翻譯品質的界線。本文檢驗的翻譯品質皆為成品導向，不足以應付質量和修訂的問題。為了更了解MT和CAT系統如何改變修訂過程，本文將探討分佈式認知和顯著性的概念，這兩種過程導向的方法將翻譯流程及翻譯任務典範一併列入考量。

4.修訂與分佈式認知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談的多半是主流成品導向方法下的翻譯品質。準確性及適當性通常聚焦在微觀及宏觀層面的譯文特徵，以及如何根據譯文的脈絡評估其整體的適當性，但我們也應該考慮創造譯文的過程，因此還要審查第二個有關品質的概念：分布式認知。譯文的最終版仰賴譯者、修訂者、審稿者等人的合作，所以分布式認知在修訂階段中扮演的角色，被視為檢視翻譯工作流程的一種方式。Jääskeläinen（2016）將翻譯品質回溯至相關的翻譯過程研究，並引用Abdallah（2007）三方面的定義（結果、過程、社會品質）來澄清翻譯品質的意思。Jääskeläinen對待翻譯品質的研究方法，既注重TPR教學法研究在某些領域的應用，更強調譯文成品與翻譯過程不能分離。1010.此方式與 House (2015, 118) 在檢視翻譯品質評估的認知過程，未採用翻譯過程研究全然不同。House 的主要爭論為可觀測到的行為無法完整揭露認知過程，因為認知過程在本質上是無法觀測的。

有鑑於科技的發展以及翻譯輔助工具的使用，產出譯文的過程變得更重要了。從1950、1960年代起，人們便嘗試研發全自動且高品質的機器翻譯，接著發展出了譯者工作站，電腦輔助翻譯因而成為非文學翻譯中越來越常見的特徵（Hutchins 1998; Quah 2006）。翻譯記憶庫與術語管理系統的出現，再加上發展出以規則及統計為基礎的機器翻譯，翻譯專業已相應改變，能夠靈活運用上述系統幾乎成為專業譯者的必備技能。

Drugan（2013）意識到此語言產業上的變化，並指出目前學術界缺乏翻譯科技對翻譯品質影響的研究。比起聚焦在特定語言組合或翻譯工具，Drugan側重於描述「工作流程」對翻譯品質的直接影響，在這個更廣泛的翻譯過程裡，包含不同的步驟與任務。此外，若要使用開發商普遍推薦的翻譯工具，那麼傳統的「翻譯–編輯–修訂」典範則需要大幅擴展。Cronin (2013, 128) 以不同思路提出辯論，他提出語言產業企圖將翻譯大規模自動化，最終強調的是成品導向的品質概念：

在某種意義上，品質就是再次重現被壓縮的翻譯細節。在翻譯自動化的討論下，得以再度檢視隱含在翻譯過程中對文本、語言以及文意的細緻處理。這些討論探討譯後編輯的角色與程度，以及翻譯產出如何達到合格品質。

Cronin主張，翻譯自動化的過程促使倡議者重新以成品衡量機器翻譯成功與否或品質高低。在翻譯提供者強調譯文成品的情況下，這種總體過程（產出譯文的方式）默默影響著操作翻譯品質的方式。

然而，電腦輔助翻譯工具的運用從根本上改變了翻譯工作，也在翻譯與修訂中加入調解。Dragsted斷言，電腦輔助翻譯是一種分佈式認知的行動，突顯了翻譯工作的轉變。分佈式認知首先由Hutchins（1995）描述為一種認知科學的研究方法，認為認知過程發生在個人之外。Turner（2016, 76）回顧Hutchin的研究時，如此描述分佈式認知：「認知過程分佈於不同人士、外部人工產物與其表徵，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 […] 透過合作達到系統的目的。」而根據Dragsted（2008）的研究，翻譯過程是分佈式認知的一個實例，其中包含至少兩位參與者以及幾項科技，以實現高品質翻譯的終極目標1111.這項研究進一步由 Risku, Windhager and Apfelthaler (2013) 在 Risku and Windhager (2013)所支持。。Dror 與 Harnad (2008a, 2008b) 強調，唯有運用科技才能以分佈式認知達到總體目的，將翻譯記憶庫與術語管理系統整合進翻譯過程，有助於幾位參與者非同步工作的能力，讓科技減輕他們的認知過程負擔，進而擴展參與者的能力。1212.科技對於認知的影響不能視為理所單然。舉例而言，Glenberg (2006)的研究探討分布式認知，以及其對語言理解的影響，認為分布式認知對於認知過程沒有重大影響。這個爭論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但是認知科學在語言理解的應用是另一個Muñoz Martín (2010)所提出的重溫傳統觀念的應用。

在使用電腦輔助翻譯及機器翻譯的情況下，譯者或機器翻譯使用者利用電腦系統進行某些翻譯過程，例如：理解、移轉和產出，相較於全人工的翻譯模式，分布式認知讓參與者及科技對最終譯本負有共同責任。如此一來，譯者不是譯文唯一的創造者，反而成為機器翻譯的裁決者及編輯，也正因為兼任譯者與編輯，有時會在決定合適的翻譯、以及確保自動化翻譯或儲存的翻譯都能適當運用並經修訂，這兩者之間出現角色上的矛盾。若只用成品導向判斷品質，上述翻譯模式的顯著變化將會被忽視。

上述變化不足以完整解釋 CAT 與 MT 系統如何影響翻譯過程；要在翻譯中充分利用翻譯輔助工具，必須儲存、加工、對照翻譯內容，才能支援語言服務供應商。另外，翻譯輔助工具經常是其他語言專家的產物（例如：譯者、編輯、審稿者、作者）。Killman（2015）指出幾個運用翻譯工具時固有的挑戰，尤其針對譯者所作之外的非語言語境特徵。在此文本產出的模式下，認知分佈進一步擴大，因為翻譯品質仰賴多種因素及限制。

由於分佈式認知的實例化，譯者編輯最初譯文時，需要審慎評估資訊來源表面上的品質，也要決定使用該資料是否有助於翻譯任務。Texeira（2014）、Mellinger 與 Shreve（2016）發現，無論翻譯輔助工具是否有用，譯者都會繼續使用。譯者編輯自己草擬的譯文時，應根據譯者的觀點、前後文與翻譯任務，判斷譯文是否合乎品質。

然而，在TEP典範裡，翻譯仍是翻譯流程的第一步，下一步才是由其他人修訂譯文，與未使用翻譯工具輔助的翻譯過程相似。1313.Suojanen, Koskinen and Tuominen (2015, 130) 參考第一步驟為啟發式的品質控管流程，也就是譯者在不同階段自我檢視或修訂自己的譯文。根據本文，自我修訂為譯者完成翻譯後，再將譯文送至審查人前須完成的工作。這裡隱含的假設是：修訂者增加譯文的價值。根據許多標準的描述，修訂者的工作包含辨識並修改任何譯文裡的錯誤，但若譯者透過機器翻譯或翻譯記憶修訂，那麼值得探討的問題是，修訂者的角色是必要或是多餘？修訂者參與翻譯過程其來有自，除了讓客戶安心，也能進一步檢查譯文。此外，除非已有足夠支持翻譯任務的翻譯材料，否則還是需要修訂者負責修訂譯文，但此論述需要更多研究以理解修訂者如何確保譯文品質與附加的價值。

目前在修訂行為與表現的研究仍屬有限，這會妨礙推導確立的結論。Mellinger 與 Shreve（2016）根據累積的實證指出，修訂者往往使用「辨識與更正」導向的思維模式進行修訂，使得修訂工作似乎容易引起「紅筆」效應：修訂者與編輯在譯文裡針對特定部分進行優先處理，雖然該修正不一定會導致不當的譯文，但卻可能導致翻譯與修訂過程缺乏效率。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若過份拘泥於譯文與字面修改，其效益可能遠低於過程中的其他階段。換言之，採用此模式的修訂者，或許能部分正確地為目標讀者群提供譯文，但這些修正的經濟效益太低，不過目前尚需更多研究，在不同編輯方式與編輯者中重複論證上述行為。

5.修訂與顯著性

本文至目前為止，已討論以成品和過程導向評估翻譯品質，以及編輯和修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與定位關係。這些方法有助於了解翻譯品質的特定面向，但個別來看，卻無法完整詮釋修訂過程以及其與品質的關係。因此，本文討論的最後一個翻譯品質評估觀點便是顯著性的概念，透過這個概念的潛在效用，能了解構成翻譯文本品質的最終評估。

在語言學中，顯著性通常是指「在一特定時間點，相較於其他資訊，某一資訊的相關顯著程度」，而且會出現在特定等級的個體或話語、資訊和論述結構，以及語言學之外的特徵（Chiarcos, Claus, and Grabski 2011, 2; see also Allan and Jaszczolt 2011 and Giora 2003）。1414. Racz (2013) 採取了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與傳統語言學顯著性的觀點相左。在心理學研究中，顯著性通常是描述「一項刺激突顯自身的能力」，因而更容易受到注意並進入後續的認知歷程 （Ellis 2016）。正如 Ellis (342–343) 的判斷，下列三個面向應與顯著性的認定相關：(1) 物質世界及個人使特定知覺更顯著之表現與感覺；(2) 形塑個人感知刺激情境的先前經驗；以及 (3) 根據情境，個人對於接下來出現事物的預期。

根據 Mellinger 與 Shreve (2016) 的觀察，顯著性應用至翻譯和修訂情境時，能針對過度編輯行為提供見解，並協助我們質疑科技解釋這種現象時可能扮演的角色。電腦輔助翻譯工具看似是為了幫助譯者而設計，但提供翻譯服務的譯者在使用上常常會面臨挑戰。如上方引用文獻所述，引進 CAT 和 MT 系統後，改變了譯者和修訂者的任務，新增的科技元素必然會將注意力從編輯工作，轉移到特定翻譯輔助工具的使用。這項改變本身影響深遠，使用者對系統的熟悉度，也許能夠略微解釋翻譯成品的改變。

更重要的考量可能是譯者、編輯與修訂者在工作模式中的轉變，Mellinger與Shreve (2016) 主張，翻譯流程出現了根本的改變，尤其當我們考量 Angelone (2010) 提出之不確定因素管理三元模式：辨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和解決方案評估。沒有使用 CAT 工具和 MT 系統翻譯時，譯者必須翻譯文本、辨別原始文本中的問題、提出可能解決方案，並根據某些因素評估其適當性，這個迭代的過程常常聚焦在原始文本上，視其為已認定問題的主要發生點。

然而，使用 CAT 與 MT 系統時，顯著性在提議解決方案的階段明顯增加。上述認知工作的分布式特性，讓翻譯工具使用的先前翻譯（即先前的解決方案），能以新任務的可能解決方案呈現，在這樣的工作配置中，第二個問題發生的可能也隨之而來，也就是翻譯的儲存。譯者兼編輯得以針對已儲存或利用過的解決方案，評估其納入譯文中的可能性，然而，這些段落的品質或內容是無法保證的。正如 LeBlanc (2017) 所述，業界環境中使用的 TM 系統，常常由商業慣例或客戶喜好決定，所以次佳的翻譯配對也會儲存於 TM 。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問題，加上具前瞻性的解決方案提議，在修訂過程中，需要針對文本特徵多次協調翻譯版本與策略。

翻譯品質評估模式應將修訂者納入考量，因為修訂者是產出譯文成品的角色之一。這些語言專家並不是以毫無經驗的方式對待修訂工作，反而能提出自己認知的譯文可能性 (Lörscher 1986, 1991)。對於組成合適的目標語言詮釋，他們所具備的經驗與預期顯著性，可能會與翻譯記憶提供的建議有所衝突。考量 Halverson (2015) 對於「直譯假說」的概念重建，就能清楚看見確實有相互矛盾的翻譯詮釋和品質認定。Halverson 說明直譯的概念時，認為直譯不一定要貼近源語言，以上述的成品導向術語來說，直譯可能代表精準或合適的譯文，但 Halverson 認為直譯應該作為專屬譯者的預設翻譯模式（以本案例來看，亦適用於修訂者）。譯者重現原始文本寫出的譯文，毫無疑問地與其他語言專家的翻譯不同。接著，修訂者負責檢查和校正翻譯案件裡的錯誤，需要整合修訂與編輯工作，所以修訂者可能會將他們對原始文本的概念，加諸於譯者產出的譯文。修訂者大部分會依照段落修訂，儘管修訂者能針對結構所做的重大改變，某種程度仍受限於 CAT 工具或語言服務供應商的要求。在這些案例中，矛盾的譯文詮釋可能就是 Mellinger 與 Shreve (2016) 所觀察到的過度編輯行為。因此，對於編輯能扮演與人工翻譯相同的品質控管角色的假設，在評估行為於翻譯流程中更為顯著的情況下，必須評估行為顯著性的增加而受到挑戰。同樣地，顯著性在提供解決方案和問題解決行為的評估階段，同樣挑戰了原先在翻譯品質評估中編輯與修訂的概念。

6.結論

如果無法重新思考修訂執行的方式，會對翻譯品質造成重大影響。修訂時應顧及文字生產過程已不再是相對線性的流程，同時，關於適當性、分佈式認知、及顯著性等修訂行為的討論也主張不能將語言導向的品質模式作為單一品質指標，而是該納入修訂和編輯作為外顯元素，以拓展 TQA 模式。成品導向的模式無法充分解釋文本外的考量，也無法涵蓋因新翻譯科技而改變的工作模式，因此這些模式可能會歸入更全面的品質架構，但不能作為衡量品質的唯一標準。另外，純粹從成品導向方法出發而提出的修訂與編輯品質的隱含假設，讓單一成品導向方法站不住腳。

重新檢查翻譯品質的過程包含編輯和修訂，而這在語言產業中具有潛在的影響，舉例而言，典型的定價模式大多是客戶依據字數統計，作為決定成本的主要因素。使用翻譯記憶工具時，語言服務供應商可能根據特定的 CAT 工具演算法，計算出已翻譯段落與待翻譯段落的「相似度」以降低價格.1515.儲存的譯文分段與新分段的相似度通常稱之為匹配程度。完全匹配或100%匹配指的是新區段與翻譯記憶儲存的區段完全相同。相反的，模糊匹配指的是該區段與所儲存的區段相似，但是明顯需要譯者或編輯的修訂。這是由數個因素所計算出來，例如以字對字對應的匹配、格式錯誤，或是內容為主的演算法。因此，相較於提供自己的翻譯，譯者編修及提議解決方案所獲得的薪資可能會比較少。翻譯與修訂相應的表現、相關的競爭價格結構，以及每項工作評估品質的方式，都可能翻轉目前的作法，並需接受更嚴謹的審查。

這並不表示這種補償模式具有本質上的缺陷，或修訂是沒有附加價值的服務。相反地，筆者認為這觀點指出這些產業模式是根據基本假設建立的。語言服務供應商應該檢視目前的工作流程和內部程序，以判斷附加價值是何時與如何在翻譯流程中出現。如同上述，修訂者通常是翻譯過程中唯一的品質把關者，考量到關於此工作的隱含假設，應該更仔細探究修訂者定位。此外，語言服務供應商應更著重於術語管理，並確認客戶端所提出的需求能納入流程中，這個做法也許能緩解成品導向觀點對翻譯品質提出的挑戰，並提供修訂者與編輯者能評估目標語言版本的基準。以過程導向觀點看待翻譯品質時，會納入編輯與修訂工作，補足我們對翻譯品質組成元素的理解，尤其考量到翻譯輔助工具的使用更須如此。

總結而言，數位時代的修訂需要將文本生產過程納入翻譯評估，將品質視為只考慮文本的客觀尺度是不夠的，相反地，我們應該重新思考翻譯品質，將編輯與修訂不斷演進的內涵囊括其中，因為翻譯品質在文件生命週期中，與翻譯科技的日新月異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