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了解翻譯流程的全貌

譯文研究通常將翻譯的定義侷限於翻譯活動。這樣的定義忽略了 Gouadec（Gouadec 2007, 第三章節）以文件產出過程描述翻譯流程影響譯文的其他因子。筆者認同 Muñoz Martín 對翻譯流程之定義，亦即翻譯流程應為「從客戶接洽譯者開始，到目標讀者取得譯文，或是譯者收到酬勞時結束」（Muñoz Martín 2010, 179），我們也可以將「翻譯流程的每個影響因子視為單一事件，而譯文則是多人分工產出的結果」（Harvey 2003, 69）。

截至目前為止，語料庫翻譯研究及多語言篇章研究皆未使用語料庫來反映翻譯流程，因為「編輯在比較譯文與非譯文的傳統語料庫研究中大多為隱形」（Kruger 2012, 354）。為了更全面了解翻譯流程，研究人員可以比對編輯對翻譯原稿與最終出版譯文之影響，以「改善實驗設定的生態效度」（Muñoz Martín 2010, 179; Saldanha and O’Brien 2013, 110）並「為譯文分析研究提供新的方向」（Utka 2004, 223）。在以語料庫研究進行譯文分析時，必須考慮編輯的影響力，尤其是新聞類文章（Delaere 2015, 128）。為推廣原稿語料庫的應用，本文將分析編輯前後譯文中之語法隱喻，特別是譯者與編輯對名詞與動詞使用上的不同影響。

1.2英德翻譯中名詞與動詞之使用

德文使用較多的名詞化，資訊密度相對較高（Göpferich 1995, 420–421; Fabricius-Hansen 1999, 203; Krein-Kühle 2003, 160; Hansen-Schirra et al. 2009, 110）。儘管如此，多項研究卻發現英譯德之譯文中動詞使用情形頻繁出現。這或許是因為譯者習慣將原文的名詞化結構轉為動詞以顯化譯文（Konšalová 2007），當然，也有可能是經由「直譯原文動詞結構」所產生的原文透過效應（Hansen-Schirra 2011, 147）。

Hansen-Schirra（2011, 136）將這兩種矛盾的情況稱之為名詞化與動詞化的「混合現象」。英文常用的語言結構會顯現在德文翻譯中，造成德文譯文比一般德文文本出現更多動詞（Teich 2003）。另一方面，譯者通常習慣依循目標語言的規範翻譯，也就是Baker稱為「常態化」的現象（Baker 1996）。

在分析英文與德文翻譯文本時，Hansen-Schirra et al. (2009, 112–113)發現大量的名詞化經過修改，他們因此推論譯文會根據目標語言的常規編修。該研究亦發現英文譯文中，名詞化現象比例較德文譯文高（Hansen-Schirra 117）。

但要如何知道這些現象是否都是譯者的翻譯策略使然？欲理解這種混合現象，可以探討譯者與編輯對原文中名詞化或動詞化結構處理方式的不同。透過區隔譯者與編輯對譯文的處理，便能進一步了解兩者對文本中名詞與動詞使用之影響程度。

本文第二節提出能協助全面了解翻譯流程的結構，並討論編輯在翻譯文本中扮演的角色。第三節介紹語法隱喻概念，討論其在翻譯研究中之應用，以及在翻譯文本中產生之效果。第四節概述本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研究三方語料庫中名詞化與動詞化之現象。第五節整合最常見之語法隱喻例子，以及語法隱喻出現頻率的量化分析。

3.1名詞化與動詞化之語法隱喻

本節將介紹語法隱喻中的名詞化之研究背景，除了簡要說明語法隱喻的概念，也會探討其在翻譯研究與對比分析領域的應用。本節最後將討論語法隱喻在翻譯中的效果，以及使用語法隱喻可能的動機。

名詞化可歸入「概念性語法隱喻」（此概念的起源請參考Taverniers 2003），語法隱喻之定義為「將過程與特質轉化為實體」的行為（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637）。英文和德文中，事件、行為、狀態等通常以動詞呈現，因此會透過語法隱喻將其名詞化（Halliday and Martin 1993, 141）。

這種情形可以分為兩種情境：第一種為「一致式」，指無標示或「一般的表達方式」（Halliday 1994, 321）；第二種為「隱喻式」，意指「非一般人第一時間會使用的表達方式」（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658）。上述定義略顯模糊，但另一詞「動詞名詞化」則清楚解釋將可用對應的動詞表達之動作，隱喻性地使用名詞表達（Heyvaert 2003, 66）。經過此種轉換，該動作便以「事物」的性質存在，屬於名詞詞組，而非以原本的「過程」性質存在於子句中（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656）。

有人認為隱喻與翻譯是密不可分的。Steiner（2001, 11）認為解讀隱喻是翻譯過程中理解原文的步驟之一，譯者接著將原文譯入目標語言時，必須再度將隱喻加入文本。Hansen（2003, 150）透過德進英與法進英翻譯之實證研究證實此理論，而Steiner 認為該探討的是，譯者在譯文中使用隱喻的程度：

「譯文中隱喻的使用是受到壓抑的，原因可能有好幾種，或許是因為語言特性（因語言類型不同，或許是因為語域選擇（有些目標語言與語境必須以較低程度的隱喻呈現），又或許是因為譯者不夠努力或能力不足，或其他不明原因。」（Steiner 2001, 15）

Steiner（2001, 11）預期同一語言的譯文與非譯文相比，前者的語法隱喻使用頻率比後者低，同樣地，在原文與譯文中，他也預期後者的語法隱喻使用頻率比前者低。這項說法並不能以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證實，而 Steiner 本人也表示，該說法很難證實，「因為語言類型的特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Steiner 2001, 11）。然而，Steiner 的主張似乎主要針對「譯文再隱喻」的情況，因為譯者「通常不會完全還原原文的語法隱喻」（Steiner 2001, 11）。

因為注重「再隱喻」，所以並無法完全確定「新隱喻」在Steiner敘述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新隱喻」指的是譯者自行加入、將原文動詞名詞化的詞性轉換。為了完整討論譯文中的隱喻性，必須定義出一項能夠應用到對比分析，且包含所有隱喻性例子的語法隱喻。

3.2對比分析中之語法隱喻

現存的語法隱喻研究多限於單一語言。現有針對原文與譯文平行語料庫之語法隱喻研究則以 CroCo 語料庫進行（Alves et al. 2010; Hansen and Hansen-Schirra 2012），Alves（et al. 2010, 115） 認為，這項研究「相較於傳統研究方法，能夠更精準、更詳盡地歸類不同語言間的文法差異，以及翻譯的轉換。」他們分析了企業傳播文件的平行語料庫後，發現動詞名詞化是英進德翻譯中最常見的詞性轉換，他們認為其中一部份原因是英文使用動詞的頻率比德文高，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德文較常使用名詞化。Hansen 與 Hansen-Schirra 分析同一語料庫後，發現譯文通常會順應目標語言的語言規範（Hansen and Hansen-Schirra 2012, 145）。

Rüth（2012）同樣使用 CroCo 語料庫，研究了 1975–1985 年間與 2005–2011 年間德文專業領域篇章之差異，探討科普寫作是否出現愈來愈多技術性文字。根據Steiner（2001）的分類，屬於名詞化的單詞包含名詞、形容詞和介系詞，屬於動詞化的單詞包含動詞、副詞和連接詞，而Rüth 發現名詞化相對於動詞化用語的使用比例有下降的趨勢。早期語料庫中，名詞化相對於動詞化用語的比例為4.8：1，後期語料庫之比例則降至4.3：1。她認為文章風格有使用更多動詞化的趨勢，而且採用動詞化可以簡化文本的認知過程，進而增加目標讀者對文本的理解（82）。

除了上述例子，很少學者從跨語言角度思考語法隱喻，「從原始語言的角度看目標語言」（Steiner 2004, 149），翻譯上的選擇可分析為一致性或隱喻性地表達原文。11.然而 Steiner 本身也批評此觀點 （2004, 158）。 翻譯研究中，這樣的觀點基本上會以「原始語言」和「目標語言」等字詞來描述，因此，當「目標語言比原始語言的隱喻性更高」時，語法隱喻會是研究主軸；當情況相反時，主軸則是解讀隱喻。

確實，Steiner 支持將語法隱喻應用在譯本對比分析，他認為此概念是對「一致性」最重要、甚至最「主要」的詮釋。Halliday 與 Matthiessen（1999, 235）由語篇展開（logogenetic）角度定義「主要（primary）」，將其解釋為「在解讀文意的過程中，文本中先出現的事物（18）」。加上歷史演化和個體發展的角度，他們進一步稱其為「語意歷史的三大歷程，在這當中語意不斷被創造、傳遞、再創造、延伸以及改變」，而語篇展開的解釋可以將翻譯行為涵蓋其中。

以這種跨語言的角度定義語法隱喻，可以解釋上述的「混合現象」。Steiner （2004, 145）解釋在對比分析中使用語法隱喻時，他指出「相較於英文，德文中語意角色和語法功能的呈現受到較多限制」，因此，英文相對比較能使用擬人化，這表示即使英文與德文譯本的結構相同，在隱喻性與一致性還是會有所不同。德文中施事者（Agent）的語意限制為「有生命且有意識的參與者」，這使得德文對擬人化的容忍度降低，造成德文中名詞化多過動詞化。

Steiner（2004, 155）進一步指出隱喻性在某一程度的增加，可能造成另一程度的減少，因此，若一複合句要翻譯成簡單句，語法隱喻性通常會提高（如例(1)，取自 Doherty 191, 155）。然而，根據上文提到的跨語言語法隱喻差異，Steiner 也指出完全一致對等的翻譯會導致「高度隱喻的擬人化」。

3.3語法隱喻對翻譯文本的影響

在翻譯中使用語法隱喻有幾個影響，就語篇元功能而言，隱喻使作者能夠利用「已知/新」資訊單位的組織（Halliday與Matthiessen 2004, 642），也能將字面上視為名詞組的語句看作論述參照（644）。在語言的交際功能中，隱喻的使用可能讓表達的事物不具有主張性，因此「使其不容辯駁」或為既定事實（645）。與命題順序不同的是，當詞組或以語法隱喻呈現意義時，就會發生不能情態化、懷疑或爭論的情況。

範例(3)顯示了翻譯草稿動詞名詞化的現象，在出版版本中再次動詞化。值得注意的是，情態功能從英文原文的「甚至可能」（may even）轉換為譯文「經常想」（often want），而原稿在中間修訂過程使用「有時」（sometimes），代表了原文與出版版本的中間值。在這種特殊結構中，情態功能有可能會逐漸喪失。當文本經過各階段的翻譯流程後，一個假設性的建議可能會轉為強而有力的主張。情態功能的喪失某部分是由於使用了語法隱喻（相似例子見 Alves et al. 2010, 117，名詞化導致情態功能的喪失）。

語法隱喻的另一個影響，與翻譯文本的可理解性有關，語法隱喻的使用可能會增加詞彙密度，使得譯文更難理解。Halliday 與 Martin（1993, 86）認為「當子句被名詞所取代，大量的語意資訊便會丟失」。雖然一般的印象是名詞短語比主動動詞更難理解（Ravelli 1988, 144–145; Taverniers 2003, 25–26），但是研究這種現象的學者，大多沒有進一步解釋他們的語料，而只是推測高度隱喻性可能使文本更不易理解（Coleman 1964; Lassen 2003, 24, 164–165; Müller-Feldmeth et al. 2015, 250）。有些證據甚至顯示，更高程度的語法隱喻對理解沒有任何影響（Palumbo 2008）。Müller-Feldmeth 等人 （2015, 241）的研究顯示，科普作家使用名詞「介紹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使用動詞「解釋科學觀點」。

5.1量化研究結果

表三詳列所有本文分析之語法隱喻模式，並以絕對數據和總數百分比顯示；語法隱喻模式以三部分縮寫列出，代表了從原始文本、原稿到出版文本的三個步驟。為了在一開始提供更詳細的觀點，這裡將英文中的動詞性動名詞（Vg）和名詞性動名詞（Ng）分開，也將德語中的動詞不定式（Vi）和名詞不定式（Ni）分開。舉例來說，VgNNi 代表原始文本中有動詞性動名詞（Vg），原稿中有完全名詞（N），而出版版本中有名詞不定式（Ni）。

大部分的名詞化會使用 -ung 尾綴，比較少見到使用名詞化不定式（Ni, 出現 40 次）。大多數（出現 31 次）的名詞化不定式在出版版本中皆保留名詞形式（VNiNi, VgNiNi, VgNiN），比較不常（只有九次）在出版文件中出現動詞形式（VNiV, VgNiV）。因此，與 -ung 形式相比，如果名詞化出現在名詞不定式，編輯似乎比較不會將名詞再次動詞化。

由於本研究側重於名詞化和動詞化，因此翻譯流程中任何涉及形容詞（11 個範例）的模式皆排除在分析之外。部分省略的模式（同樣是11 個範例），不論是編輯刪除的內容或是譯者額外添加的內容，都排除在進一步分析中，僅列出在三分文本皆有出現的名詞或動詞形式的範例。

我們將動名詞和不定式分類至所屬的動詞或名詞類別，便可以將範例分為六種語法隱喻模式，如表四所示。

編輯保留了譯者大部分的名詞化（形成 VNN 模式）。據他們先前之說法，他們會經常參照原始文本（見第二節），因此會意識到這些是名詞化，似乎也同意譯者對名詞化的決定。第二常見的模式（VNV）是編輯重新調整譯者大量名詞化時，對語法隱喻進行的「拆解」（Halliday 與 Matthiessen 1999, 255）。第三常見的模式為編輯將譯者所保留的名詞形式動詞化（NNV），而當譯者保留原始文本（VVN）中的動詞形式時，編輯極少將其名詞化。

因此，大約 15% 由編輯修改的範例是新的語法隱喻，也就是譯者從原始文本保留的隱喻（VVN 和 NNV）。大約 30％ 的語法隱喻是編輯修改原稿翻譯，以還原譯者所引入的詞性轉換（VNV 和 NVN）。55.有鑑於翻譯流程被認為有語篇展開感（見 3.2 部分），筆者仍然認為這些例子屬於語法隱喻，因為在文本產出的過程中，詞性轉換會在與前一階段比較時出現。

關於分析中的語法隱喻，原稿和編輯階段對文本的影響程度大致相同。在原稿階段，最常見的詞性轉換模式是動詞名詞化（VNN 和 VNV），其發生頻率比名詞動詞化更頻繁。另一方面，編輯階段主要透過動詞化（VNV 和 NNV）來影響文本。比起以名詞化動詞結構表達，尤其是當原始文本也有動詞形式時，編輯更有可能使用動詞化名詞結構。這類差異詳列於表五。

5.2研究結果討論

範例(7)說明了語法隱喻模式 VgNV（底線）和 VNN（粗體）。動名詞「提升」（Increasing） 翻譯為名詞 Die Steigerung，又由編輯改為動詞 erhöhen，動詞「建立」（to build） 也翻譯為名詞 Steigerung且被編輯保留，只是從屬格轉為賓格。

NVV 模式的例子請見上方的範例(5)，範例(8)說明了 NNV 隱喻模式，原始文本中的名詞「獲利的急劇增長」（improvements in profitability）譯為相等但有些繞口的名詞 （Rentabilitätssteigerung），但編輯將名詞修改成較易閱讀的動詞 steigerten die Rentabilität ，或許是因為名詞形式過於繞口。

範例(9)是VVN 隱喻模式的例子，句中動詞「建立全國知名度」（ to build a national presence）翻譯為動詞 eine landesweite Präsenz zu schaffen，編輯接著將此濃縮成名詞 Expansionsbemühungen。

同時擁有名詞和動詞特徵的動名詞（Mackenzie 1996, 326），通常分為動詞性動名詞和名詞性動名詞（Abney 1987; Houston 1989; Alexiadou, Iordăchioaia, and Schäfer 2011, 159）。因此，當一個動名詞的受詞是介系詞，同時又被形容詞修飾的時候，便會歸類為名詞性動名詞；如果動名詞在賓語前，又被副詞修飾的話，便會認為是動詞性動名詞（Alexiadou, Iordăchioaia, and Schäfer 2011, 28），如同範例(10)。

德文中也用相似的方法區分名詞性和動詞性不定詞，類似於 Mackenzie（1996, 326）從動詞到名詞的連續光譜，名詞不定式在光譜上比 -ung 名詞化更靠近動詞，因為名詞不定式保留較多動詞的特色，例如：與動詞不定式同形式、缺乏複數形式。

範例(11)中， das räumliche Zusammenrücken der Mitarbeiter（直譯 ‘the spatial moving together of staff’ 員工在空間上的聚集）為「讓人們彼此更接近」的譯文，原稿中以 -ung 名詞化的譯文 Beseitgung，在出版文本中轉為名詞性不定詞 das Beseitigen。

最後，範例(12)的出版譯文使用了德文的動詞不定式（Kopieren, ‘copying’ 影印），但原稿譯文使用的卻是名詞不定式（das Kopieren, ‘the copying’ 影印）。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當然有些限制，舉例來說，此研究方法很難解是各別名詞化有多隱喻，這個問題目前在語料庫中最主要的例子是 Wertschöpfung （‘value creation’ 價值創造、‘added value’ 附加價值）。在原始文本中，作者已使用動詞如 create value 或 add value，但筆者認為德文中 Wertschöpfung 並沒有一個相應的動詞。雖然此語料庫中這種動詞形式出現了兩次（見範例(13)），德文報紙參考語料庫很少出現 Wert schöpfen 這個原形，66.見 dwds.de/?view=3…qu=“Wert schöpfen”。 這個動詞的現存用法只有來自英文的借譯。

總而言之，VNV 語法隱喻模式展現分析翻譯原稿的價值，因而成為了最耐人尋味的語法隱喻模式。在傳統分析中，由202 種形式組成的VNV 模式會被視為是字面上（一致）的翻譯，但事實上在實際譯文中，這些形式是名詞化的結果。在忽略編輯階段影響的分析中，有近三分之一的語法隱喻受到忽視，這表示編輯能對譯文結果產生巨大影響。

本研究觀察之文本受到的多樣影響，或許能為一開始提到的混合現象 （hybridisation paradox）（Hansen-Schirra 2011, 136）提供一些線索。至少針對商業論文語域，一篇譯文可能經過多人干涉，成為翻譯流程混合性（hybrid nature）的產品，而不僅僅是翻譯行為的結果。Delaere（2015, 161）也從報紙文本提供類似的證據，與沒有編輯過的文類相比，「經過編輯的文類較有可能包含標準語言。」

至於商業文類方面，有證據能證明編輯會大幅切割句子，以增加文本的可讀性（Bisiada 2016），而譯者翻譯時，則不一定會將可讀性設為首要目標。Andújar（2016）從文學領域提出證據，認為編輯會影響文本，使其更接近標準語言，舉例來說，編輯可能會去除譯者在譯文中重現口語的企圖（Andújar 2016, 417）。

以上引用的研究部分構成了最近的研究趨勢，這股趨勢提供證據給以語料庫為本的對比和翻譯研究，為翻譯產品的形成過程提出更精細的觀點。關於編輯影響譯文的研究，說明了在比較研究和翻譯研究方面，不能只依賴出版文本提供證據，支持翻譯文本中語言相關的論點。學者們應該在做得到的範圍內，考慮譯文受到干預的可能性，隨著文類的不同，譯文所受之干預或許重要到需要專門研究。

本文研究結果支持譯文生產是多人參與的活動，而且研究譯文生產時應將此特色納入考量。如果出版譯文，也就是大眾所看到的最終產品，和譯者原本產出的譯文有所不同，那麼和翻譯文本語言相關的研究，也該採取多層次的觀點。研究應該清楚指出，所研究的語言文本是最終產品，還是來自文本產出的其中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