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模因论》 (Memes of Translation) 主要以职业译员、翻译受训者及其老师为对象，树立并实现了宏伟的元理论目标、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它的第一个目标是提出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把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翻译观点有意义地连接了起来。它的第二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波普尔式（Popperian）的翻译理论——以“理论假说、消除错误和客观知识的进化”（x）为导向，并融合规范理论和（部分）行动理论。指导性的“组成要素是规范、策略和价值观念的概念”（x）。最后，该书致力于展示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有用性和适用性。本书 1997 年首次出版， 2016 年的修订版中有少部分勘误，改进的内容包括在每一章结尾处加了一个“更新”小节，引用了最近的研究并回应了读者对 1997 年版本的批评。此书仍为必读书目。

Chesterman 开篇介绍了“理论”这一起源于古希腊语 theoros 的名词 theoria （注视或深思），把它当作一条重要线索来帮助读者把对于翻译和与翻译有关的看似毫无关联的观点连接起来：理论是一种观察方式，一种观点，一种想法。幸存下来的想法叫做模因。

翻译被描述为 “模因的生存机器”（第一章）。模因的概念是从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 1976 ）中借用过来的。这个大概念可以如下定义：“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可以传播的观点，且像基因一样可以传播、复制的观点”（x）。

翻译也有模因，翻译的模因是“影响译者思考和翻译方式”的概念和想法（12）。翻译理论中的五种的“超级模因” (supermemes) 用来描述在翻译史上探讨过的一些基本翻译问题：源语－目的语、对等、不可译性、意译和直译之争以及写作即翻译。“模因的中心” (locus of memes) 是通过波普尔（ Popper ）的三个世界来解释的。物理世界（世界1）指的是由物理实体组成的世界。精神或心理世界（世界2）指的是精神物体的层面。“人类大脑产物”的世界（世界3）指的是客观知识（ Popper 1972, 144 ）。这三个世界中都存在模因。在此引入波普尔式模因：面对一个问题（P1），人们提出一个理论假说（TT）来尝试解决它，该假说要经历一个消除错误（EE）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各类测试和批评、与其他理论的比较、核查内部一致性、用数据和新数据进行检验、核查它产生的可验证的假设等等”（12），进而产生一个新的问题（P2），这个模式循环往复。因此得出如下等式：P1 → TT → EE → P2。

在“更新”一节中， Chesterman 思考了模因隐喻在翻译研究中的多产性。 Vermeer 在 1997 年（这册书第一版出版的同一年）呼吁人们更多地“探寻模因理念能涉及多少其他领域……例如，翻译研究领域”（ 163–164 ）。有趣的是，当时 Chesterman 和 Vermeer 都不知道彼此对于模因的兴趣。 Pöchhacker 在他的《口译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 2004 ）中，发现这个隐喻非常有创造性。事实上，即使《翻译研究书目》（ 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 ）也没有把“模因”列为一个关键词，根据谷歌学术搜索，这本书（ 1997 年和 2016 年的版本）已经被引用了 1484 次。对于 Chesterman 来说，正如他在几篇文章中（参看 1996,2000,2005,2007,2009 ）讨论过的那样，模因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隐喻。然而，作者发现，“这个概念还没有进入翻译研究的主流”，部分原因是对采用模因概念本身的批判：它实际存在吗？还是一个隐喻？

第二章，《翻译模因的演变》，利用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来解释欧洲翻译理论的演变，至于呈现出来的每一阶段，都是一个要接受验证的假定理论。因此，这一章开篇分析了八个处于重叠的、渐增的和非历史的阶段的模因复合物：词语阶段、神谕阶段、修辞学阶段、逻各斯阶段、语言学阶段、交际阶段、目的语阶段和认知阶段。接着，这一章讨论了“现行的翻译模因库”，它是“所有先前模因或模因复合物的痕迹”（ 40 ）的矛盾混合体，是一种“概念混乱” (conceptual mess) 的状态（ 42 ）。

在“更新”一节中， Chesterman 考虑了一种“统一的普遍翻译理论”（ 44 ）的发展（或者没有发展），此书致力于为此作出贡献。尽管缺乏一个共同的指导线索——理论和方法论的多样性证明了这一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点还是在于更好地理解它的研究对象，要么通过描述翻译行为和事件、解释并预测翻译行为，要么通过评估它的“效果和后果”，来达到此目的（ 45 ）。

第三章，《从模因到规范》，主要借鉴 Toury 的规范理论，重点讨论规范。规范是存在时间长、居于主导地位、指导翻译行为的模因（译者如何翻译，人们总体上如何评价翻译）。作者接着区分了规范方法和惯例方法：“与规范有关” (having to do with norms) 的论述相对于表明“译者应该做什么” (what translators should do) 和“译者应该是什么样的” (what translations should be like) （ 50 ）的论述。这一章提出了一套新的规范，替代了 Toury 的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1）“由目的语读者的期待”（62）建立的产品规范或期待规范；（2）“管理翻译过程本身”（ 67 ）的过程规范或职业规范。该提议受限于由有能力的职业译者建立的规范：“杰出的规范专家”（ 65 ）。 Chesterman 的职业规范的适用人群不包括不合格的译员或非全职翻译，除了研究实习生、志愿者、用户生成和群众参与的翻译等等，这里只列举少数。正如作者随后承认的那样，翻译不仅仅由“有能力的”专业人员完成。然而，对于有能力的译者的集中关注与模因的概念是一致的：不好的翻译／译者“不会长久”（2）。

规范是解释性的假设，因此， Chesterman （在“更新”部分）寻求更多关于规范存在的证据。文本上观察到的规则是不够的，还要寻求文本以外的指标，比如信念申明、权威的规范声明、假设检验、规范反证和其他的解释（参见 Chesterman 2006 ）。

为了符合现行的规范，译者要采用策略。第四章，《翻译策略》，以全面综合的分类讨论了这些策略，其中共包含了三十个句法、语义语用策略。策略——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中心，很可能是有意的，并且是跨学科的（86－89），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明确的文本控制的形式”（ 86 ）。在“更新”部分， Chesterman 提及了 Gambier 分析的对于有关策略和相关术语使用的困惑（ 2008 ）。 Chesterman 利用这个机会，用宏观和微观层次行为解释了术语之间的区别，以阐明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

第五章《理论翻译》主要描写评估，提出了一个由五个模式组成的概念框架，每一个模式都致力于一个特定的规范。这五个模式是：回顾评估（关系规范）、预期评估（交际规范）、横向评估（期待规范）、内省评估（责任规范）和教学评估（所有翻译规范）。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在这里被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评估。翻译就是建立理论：提出一个理论假说来解决翻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翻译作品是“译者对原文的一个看法”（ 115 ）。评估一个翻译作品就是在检验这位译者的看法和他／她的理论假说。在“更新”部分， Chesterman 仔细分析了对修改的研究，这是他在 1997 年版中就希望填补的“明显的缺口”。

第六章《翻译能力的发展》回到波普尔理论，提出了翻译理论（参见第二章）史上的阶段和职业翻译能力获得的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受训译员以“有序的连续”方式进入每一阶段的学习并且“可能甚至获得一种互补性和差异的共存感，而这种感觉就存在于翻译的核心之中”（ 157 ）。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作者都提供了一系列虽然相对笼统却很有价值的教学活动。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技能的获得，作者利用了 Dreyfus 和D reyfus （ 1986 ）提出的获得专业知识的五步法。在“更新”部分提到了以概念和经验为基础的翻译能力模型。

《翻译职业道德》（第七章）讨论了译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中（宏观道德事物）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作出相应的决定（微观道德事物）时产生的。道德价值是“控制翻译行为”（ xiii ）规范的核心。规范因此提倡特定的道德价值，即清楚、真实、信任和理解。对于这些道德价值的分析贯穿了这一章节，并且将它们分别与期待规范、关系规范、责任规范和交流规范联系起来。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 FIT’s Translator’s Charter ） ([1963] 1994) 的分析说明了规范声明如何促进了某些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这种“统合”视角（ Chesterman 2016 ）本身比较模糊，在面对具体的道德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是这本书里最难付诸实践的部分。

“那又怎样？” 受 Chesterman 的标志性问题的激发，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禁这样问自己。《翻译模因》试图回答“那又怎样”这个问题本身。面对一个复杂的、跨学科的、像翻译这样的有着不同重点的学科，我们作为职业译者、受训者和教师，该如何解读理论并找到一个富有成效的共同的线索以付诸实践呢？这本书用一个全面的、连贯的和可理解的方式把表面上明显不同的思路贯穿在一起。本书中关于我们领域的建设性的观点，可以说既是量身定做的又相当通用，因为概述本质上就倾向如此。无论如何， Chesterman 把翻译理论和职业译者联系起来了，购买这本书还是值得的。结果也表明，这本书很快就成了宝贵的教学和学习资源，并且是对（元）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