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无法想象，假如没有翻译，这一巨大成就将如何实现。然而，尽管中国的翻译人才培养项目在数量上位居世界首位，而且中国学者在学术出版物中的全球知名度不断提高，但是中国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蓬勃发展却鲜为国外研究者所熟知。学术界现有的相关著作和文章（例如，Valdeon 2017），很少有文献全景式地介绍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鉴于此，一本全面、综合分析中国这一时期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文集应运而生，以飨读者。

本书主编许钧是中国翻译研究领军学者之一，他大力倡导中国口笔译人才培养项目。全书共分12章。本书的出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纪念庆典活动，因而本书正是对祖国的献礼。1978年年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摒弃了过去的孤立状态，转而与世界加强接触。虽然本书封面上印有中英对照书名，但实际上本书却是用中文写作而成。

本书开篇为编者许钧撰写的一篇详实引言，用四个关键词概括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特征：开放、探索、互动、创新。许钧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学术界从学习苏联转向学习西方，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近代转向现代、从语言学途径转向文化途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到了八九十年代在中国迅速传播。受到概念认识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的启发，中国翻译研究学者开始探索新的研究主题、创立新的理论，以期解决翻译实践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翻译工作者协会等媒介和团体，学科内部、学科之间、行业之间、国别之间，不断深入展开思想交流。许钧用“互动”一词来概括这种交流。他认为，这些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制度化。

穆雷撰写的第一章指出，这种制度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意识逐渐增强，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得以确立，这一学科地位的确立起源于1987年召开的两次里程碑式会议，并于2006 – 2007年最终得以实现，尽管最初遭遇了质疑和断断续续的批评，当时各大高校开始提供笔译和口译的学士和硕士课程，即翻译专业学士（BTI）和翻译专业硕士（MTI）；第三，特定学科知识的逐步积累。穆雷的三阶段划分，尽管由于一些事件之间存在重叠，确切的时间区间划分可能会受到质疑，但总体而言比较合理。第二章由蓝红军撰写，详细考察了相关的历史事件、主要论题、重要著作和知名学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回顾和展望。蓝红军主张以问题为导向、系统性和批判性地进行翻译研究，同时思考了翻译学科迅速发展所蕴藏的危险和带来的机遇。

第三章和第四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进展。第三章由王宏印撰写，从文献编撰、文献阐释和文献创造性转化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继承与革新，并对其中的重要论题、主要争论和代表性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如 Chan 2004； Cheung 2006； Luo 1984；Wang 2018）。令人遗憾的是，本章并未提及一本重要遗作 Cheung (2016)。第四章由刘军平撰写，主要论述了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状况。刘军平在哲学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他指出了翻译学界一些概念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并就中国学界对引进理论的常见误解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他还总结了三种融合或融通模式：对话式创新、比较式创新和集成式创新，代表人物分别是张佩瑶、谭载喜和许钧。刘军平撰写的这一章可谓本书的一大亮点。

第五章由屈文生和王克非撰写。本章虽然是以10年为单位分别概述1978年以来的翻译史研究，但却并非简单地列举事实和罗列名字。作者呼吁历史学界更多地关注翻译史中的未知领域，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密切关注外部视角的翻译史研究。鉴于本书的篇幅，本章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已是相当完整。

第六章由刘云虹撰写，她认为，翻译批评在翻译研究中起步相对较晚，应该得到更多关注。翻译研究中的这一细小分支，从直觉式的、印象式的挑错分析转变为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撑的理据批评，关注范围更广，批评方法更为合理，结果更为中肯，这也与翻译研究的整体范式转变同步。刘云虹介绍了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本书主编许钧的开创性著作（Xu 1992），该书对学界同行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强调了翻译批评的责任性和建设性作用，以及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互动关系，并以文学翻译的个案研究阐述了其观点。不过，如果作者把其它文本类型（包括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质量评估也包括在内，那就更为全面了。

口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中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在中国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一年一次、两年一次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探讨口译问题，大量专著、教材和期刊论文专论口译，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以口译为研究对象，一些流行的口译教学模式业已形成（比如厦门大学模式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模式）。第七章由现居英国的王斌华撰写，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曾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本章详述了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就。对口译人才培养和口译研究感兴趣的研究者会发现这一章非常有益。

第八章聚焦于中国文学外译，主要是译为英语和欧洲其它主要语言。中国文学外译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直是中国热议的话题。这类翻译，既有译者自发翻译，也有国家赞助翻译，可谓对中国寻求全球认可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的解决方案。本章作者胡安江分析了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总结了中国文学外译过去40年的成功之处和挫折所在。他主张运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借助多种媒介，将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翻译成更多的语言，充分考虑生产文学和传播文学的各个主体，并借鉴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为之服务。

胡开宝强调了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可能，重点介绍了在翻译研究领域开辟了新途径的技术，尤其是语料库分析、击键记录和眼动追踪技术。胡开宝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专家。他在第九章首先概述了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和主要研究方向，然后详细介绍了成就最大和前景最广的几个子领域，比如译文的语言特征、译者风格、翻译规范、批判性翻译研究、数据驱动的翻译教学和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随后，胡开宝详细阐述了击键记录和眼动追踪技术两种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他的报告全面均衡。对于结论相互矛盾的不同研究，以及每种方法的优缺点，胡开宝都进行了同等的阐述与分析。

全球化带来了翻译需求的剧增，翻译需求的剧增反过来又推动了全球的翻译职业化进程。第十章由王传英撰写。本章回顾了191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口笔译作为一门现代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与翻译相关的法律制定、翻译教育体系、翻译工作者协会和翻译认证制度等方面。王传英还介绍了近年来有关翻译能力、翻译服务、翻译技术、翻译规范、翻译质量评估标准、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翻译市场及其管理方面的研究。尽管本章有些统计数据业已过时，但内容非常翔实，信息量大。

第十一章从学术出版视角描述了中国翻译界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屠国元在本章中指出，中国期刊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数量增长惊人，在1949至1977年28年间，才发表不到三百篇，到了1978至2018年40年间却猛增到了一万四千多篇。根据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即中国知网）的数据，2006年以来，翻译研究的硕博论文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屠国元还考察了约500家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尤其是翻译研究系列（总共26个系列）的专著。基于这些数据，他充分论证了学术出版与翻译研究制度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然而，由于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并未收录进中国知网，因而本章数据没有对其进行采集，实为遗憾。

本书最后一章由编者许钧撰写。编者呼吁，由于语言服务行业的变化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之需，必须对翻译及其研究进行重新定义。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学界问题导向研究意识的增强，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方法来解决翻译及其研究中固有的各种复杂问题。许钧认为，虽然出现了这些迅速变化，有些东西仍会基本保持不变，例如，翻译是一种符号创造活动，有其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价值。同时，许钧还呼吁回归“翻译研究本体”，以消解过多泛文化研究的倾向。许钧认为，通过挖掘新旧资源，加强跨学科研究，便会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进而为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总结而言，本书为现有学术研究增添了新的贡献。本书各章节作者都是翻译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不仅见证而且亲身参与了中国过去40年发生的巨大变革，因此完全有资格和能力讲述中国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由于本书各位作者发表的学术成果不易获取，本书将有助于学者们了解翻译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主要成就，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不过，本书也略有一些不足，希望后续版本加以改进。首先，除了汉语以外，其它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所涉及的翻译及其研究大多未受关注。其次，中国大陆学术与港、澳、台学术以及海外汉学之间的互动也未作探讨。最后，书中存在错别字、重复和不一致之处，尽管这并不严重妨碍理解，但仍需更为仔细的编辑工作，以使未来的修订本更为完美。

尽管存在这些小瑕疵，本书的价值毋庸置疑。本书为读者勾画了一副充实的翻译研究史画卷，并且提供了丰富的分析，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开拓了未来的空间，定将扩大读者的认识视野，激发读者的兴趣。总而言之，对于有志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对于中国以及外国的翻译教育、翻译行业而言，本书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