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翻译的神经科学 [The neuroscience of translation]

Maria Tymoczko
马萨诸塞大学

翻译黄文斐 翻译蔡虹
阿德莱德大学文学系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

笔译和口译中涉及到的神经机制是翻译研究中已知的主要未知数之一。翻译研究已经对笔译和口译的过程及其产品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中包括从语言到内容,以及从翻译的政治到认知科学的影响。但是就个体的大脑和分子生物学层面而言,人们对于译文的产生和接收还知之甚少。11.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把口译包括在翻译这一标题下,因为我认为翻译是一个既是口语的也是文字的过程。 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内,神经科学将探索并阐明这些未知领域。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将会有与翻译中的语言处理相关的重大发现,这将把宏观层面上可观察的行为与在微观层面上大脑的神经元和神经通路,在译文的产生和接收时所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已经发明了用于观察健康个体大脑功能的有效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有了新技术,神经科学已经变成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领域,这使得对大脑实际运作的监控、神经通路的记录、甚至特定神经元活动的跟踪都变为可能。本文重点关注有关认知、记忆和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上的发现,这些发现已经在研究领域内获得了共识,并且对我们在未来如何思考翻译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关键词:
目录

1.介绍

翻译时涉及到的神经机制显然是翻译研究中已知的主要未知数之一。翻译研究已经从语言学、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和认知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角度探索了笔译和口译过程以及产品的许多方面,但对于在个体大脑层面和分子生物学层面翻译的产生和接收还知之甚少。这就是翻译研究的前沿。学者们已通过出声思维法(TAPs)、眼动追踪、击键追踪以及各种形式的口译分析,开始了监测翻译过程的研究, 甚至已对翻译人员进行了一些神经影像学检查。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个体译者仍被认为是翻译研究中的“黑匣子”。此外,翻译研究才刚刚开始探究关于单个翻译接收者在认知或神经层面上对翻译的接收度。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五年里,神经科学将探索和阐明这些未知领域。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出现与翻译中的语言处理相关的重大发现,将宏观层面上可观察的行为,与翻译的产出和接收时,在神经元的微观层面发生的活动的知识相联系。

在2005年Meta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上谈到“翻译研究的轨迹”这一话题时,我提出过神经科学就是未来翻译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也许在未来十年中,从根本上最具创新和启发性的研究将来自于神经生理学家对翻译的调查研究。目前,个体译者的活动对学者们来说依然是不明确的。通过用记录所有工作并进行计时的计算机来跟踪译者的工作选择,可以获取一些线索。其他的研究也尝试通过查看译者日记,或者记录他们的出声思维法而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但所有这些方法充其量都是原始性的,只能显示译者在不同语言间转换时的实际大脑活动…

这些极强大的、有趣的且重要的研究区域,会在不久的未来开放,它们将彻底改变思考和处理翻译的方式,它们也将彻底改变翻译学的研究结构。对语言、语言习得和双语感兴趣的生物学家们,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中流砥柱。研究的领域将从个人转向群体,并且研究团队将不断进化,且汇集翻译学者、认知科学家、读写和语言专家以及神经生理学家。(Tymoczko 2005 2005 “Trajectories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50:4. 1082–97.Google Scholar: 1092–93)

在我陈述这些时,我从没想过自己将要开始研究这一课题。

然而,撰写《扩展翻译,赋权译者》(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2007)的过程激起了我对翻译的神经科学的兴趣。在写那本书之前,我对如何使一个跨文化领域(比如翻译研究)理论化和如何去思考及定义一个跨文化概念(比如翻译)产生了兴趣。这些是我使翻译研究国际化的兴趣所在,它们让该领域超越了欧洲中心文化的狭隘前提和兴趣范围。我对本学科中翻译概念的处理不满意,因为我感觉大多数研究,特别是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时,都低估了对翻译进行定义和建模的难度,包括那些主要研究受口头文化模式约束的口语现象。

所以,在《扩展翻译,赋权译者》的撰写中,我对认知科学中处理概念和类别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度探索。研究做得越多,我就越明显地发现,翻译研究需要对翻译这一概念本身用更复杂和细致的方法来进行,更不必说翻译的跨文化表现形式了。

该研究反映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并且也是第六章中我的文化翻译研究方法的基础。然而即使在写这本书的时侯,我也意识到了认知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它是本书后半部分所讨论的中心话题。所以,在写完《扩展翻译,赋权译者》以后,我知道我想继续对翻译的认知过程进行研究,尤其想调查看神经科学方面的工作是否可能与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中心问题有关。

我偶然发现了通过公开资料进入该课题的方法,随即友人、亲戚和同事都开始给我提供阅读资料。本文的目的是对当前神经科学的一些研究方向作个报告,以展示这个领域是如何对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产生影响的,即使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其中真正能出成果的领域是什么和实际的科学调查成果会是什么样的,或者甚至对这个领域还没有完整的定义。请注意,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评论那些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的文章,或者尝试开始在翻译研究领域使用神经影像——在此领域的研究代表了一些关于翻译研究已知的知识。22.关于翻译的认知科学方法,请参见例如Danks et al. (1997)Danks, Joseph H.,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n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eds. 1997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Google Scholar,Shreve (2009)和其所引用的资料。关于处理双语的认知和心理语言学的方法的相关研究也可以找得到,例如,在de Groot and Kroll (1997)de Groot, Annette M. B. and Judith F. Kroll 1997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Google Scholar中;另外,一些有关双语的研究已经开始将其发展融入到神经科学中去,特别是Paradis (2004 2004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2009Paradis, Michel 2009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s.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的研究。

按照本期特刊的主题,我将把重点放在神经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认知、记忆和可塑性。它们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虽然影响方式还未能被完全理解。我之所以从一系列的可能性(在分子生物层面阐述翻译的未知性)中选出这些作为主题,是因为它们为进入神经科学的技术领域提供了便捷的切入点,且从宏观上讲,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在概念上也熟悉这些切入点。此外,与这三个主题有关的神经科学上的发现,对翻译研究中的许多共识提出了挑战,这也说明了把在神经科学的发现与此领域相结合将会有所收获。

让我们从神经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简短调查开始。毫不夸张地说,直到最近,大部分关于人类大脑在神经层面上的功能的知识几乎都是偶然得来的。当事故对人脑的特定区域造成损伤时,它导致的个人行为和认知障碍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因此,将某些智力官能与大脑的特定区域(即受到损伤的区域)联系起来是可行的。

这些观察表明大脑某个特定区域用于实现某个特定功能。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有天赋的研究者比如Brenda Milner或者V.S. Ramachandran,已经能够通过实验、或者成功发明疗法来检查有特殊病症或病态的人,以确定大脑的功能。因此,许多大脑功能可以在受试者还活着时进行研究,当然,也可以在死亡后通过尸体解剖检查受伤的大脑来证实。

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已经开发出了强大的新科技,用于观察健康个体的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神经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极速发展的领域,这是因为新科技让检测大脑的实际工作情况、记录神经通路、甚至追踪特定神经元的活动都变为可能。这些技术包括神经影像形式,比如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和各种形式的X线断层摄影技术比如PET(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和分子生物学层面上的强大技术,它们揭示了神经发育和变化的机制,以及大脑的网络。这些新方法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旧方法比如EEG(脑电图)则正用于创新和生产。

所以,在一个人工作时对其大脑进行成像和观察是可行的,并且技术也发展得足够集中,使得研究者们将很快可以分辨出处于工作状态的译者的大脑活动与特定的翻译方面(这与零散的思维或者感官输入是相反的)是如何相关的。

下文讨论的有关认知、记忆和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方面的发现,均已在享有声誉的资料中的摘要文章中被报道,比如《科学美国人》,或在有关这些主题的、有更多详细说明的文章中报道,比如Eric Kandel所写的《追寻记忆的痕迹》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都是为普通读者所写的。33.我在本文中大部分的引证都是针对此类来源。有关更深入的专业讨论,请参见文中注释的为大众读者所写的,和我即将出版的书Neuroscience and Translation中引用的资料。 使用可靠的大众资源来解释这个翻译的神经科学中已知的未知数有一个好处,就是想要了解这些观点的翻译研究学者能接触到在这些资料中报道的发现。然而,除此之外,此类出版物表明也许大部分的发现本身并不是新发现,事实上,以下的许多内容为神经科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们所接受已超过十年,其成果出自大型的科学项目,而这些项目中的大多数都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这些材料的可信度足以使其能发表在大量发行的期刊中。所以,以下讨论的大多数研究代表了神经科学领域目前的主导思想,它们在不久的未来会具有一定的长远意义。所有这些都想说明,我的以下讨论并不是转述在神经科学中特别深奥或者具有争议性的研究。这里做的创新是尝试将这些内容从神经科学联系到翻译研究上,以便更好地了解翻译的现象学和社会学。

2.认知的神经科学

随着神经科学领域对人脑了解得越来越多,认知这个概念本身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人类的认知力远非简单的“感觉材料” 的接收,而是受文化和经验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与译者直接相关,因为我们翻译的内容和方式取决于我们看到和感知到的事物。另外,读者对翻译的接收也取决于他们看到和感知到的事物。

仅从生理和神经能力而言,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不相同。例如,拿视觉来说,我们并不会看见相同的事物,因为有些人近视而有些人远视,有些人可以看到眼睛正常能感知到的一系列颜色而有些人则是色盲,如此等等。通过将人类视力和鸟类视力进行比较,可以直观看出生理差异在我们的视觉中起的作用(Gold-smith 2006Goldsmith, Timothy H. 2006 “What Birds See”. Scientific American. 68–75.Google Scholar)。人类与鸟类看到的事物并不相同,是因为鸟类的视网膜上有四种类型的色彩感受器(对比大多数哺乳动物以及包括人类的三种灵长类动物普遍拥有的两种色彩感受器)。因为鸟类看到的是近处的紫外线范围,这使它们感知到的所有其他颜色都蒙上阴影。

但是人类所能看到的并不单单取决于我们的身体能力和神经潜能。正如Ramachandran指出的:“你的眼球使图像变形 – 于是它被弯曲了…你的晶状体使它反转-于是它是颠倒的,并且你的双眼使它加倍。大脑“解释”了这些图像”(quoted in Colapinto 2009Colapinto, John 2009 “Brain Games”. New Yorker May 8. 76–87.Google Scholar: 80; original emphasis)。在文化领域内,看见的、对生理和生物化学信号的理解及转化之间的关系(或者看见翻译接收翻译之间的关系)是最明显的。我们如何翻译文化的各个方面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但反过来,我们如何看待和认知文化不光取决于我们的生理能力和我们的神经上的构造,反过来也取决于影响和塑造认知的文化本身。

这种循环关系扎根于大脑之中,并且文化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定义和限制人类的认知能力了。6个月大的婴儿咿咿呀呀的声音没有国家或语种的限制,但到了9个月时它们只能使用语言音素或本地文化环境的语言咿呀学语。44.参考Ellis (2006Ellis, Nick C. 2006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ransfer Phenomena in L2 Acquisition: Contin- gency, Cue Competition, Salience, Interference, Overshadowing, Blocking, and Perceptual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27:2. 164–94.Google Scholar: 183–86)中的相关发现。 同样,在婴儿6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可以轻易在各个猴脸上分辨特殊特征,但到了9个月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能力。已经对此主题做过研究的Lisa S. Scott注意到,婴儿长到9个月时“开始学习与他们的环境相关的事物…他们意识到区分两只猴子的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区分两个人的脸。他们意识到在他们的文化中有些事是重要的,而有些事不重要”。

同时,她指出,人类婴儿正在“缩小其辨别感知信息的能力”(2007)。因此,我们人类对实际看到的和听到的事物的认知,早在我们的个人记忆开始之前就开始被文化范畴和文化需要所影响了。

除了被文化影响,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认知是被建构的,而不仅仅是外部感观数据的直接接收器。比如,神经科学家已发现视觉图像并不是从视网膜到大脑的简单传送。相反,视觉图像是由大脑从至少十二个单独的信息流中编译出来的,这些信息流由视网膜上不同的接收器控制并发送至大脑。它们传递关于视觉刺激的特定信息包括边缘、轮廓、格式、深度、色相、阴影、高光、动态的等等特征(Werblin and Roska 2007Werblin, Frank and Botond Roska 2007 “The Movies in Our Eyes”.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73–79.Google Scholar)。大脑对视野里的物体的这些特征进行汇编,以便去确定所看到的内容。

因此视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物,并且每个人汇集来自视网膜数据流的过程可能都不一定相同。人类必须学会去观察,而且不是我们所学到的所有东西都能被有意识地记住。Oliver Sachs写道:“ 可能一些物体在人们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可以被识别,比如脸。但是除此之外,人们必须通过经历和活动(观察、触摸、操控和将对物体的感觉与它们的形象相关联)来学习这个充满物体的世界(2010Sachs, Oliver 2010 “A Man of Letters”. New Yorker 28. 22–28.Google Scholar: 27)。55. Wixted and Squire (2011)Wixted, John T. and Larry R. Squire 2011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and the Attributes of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5. 210–17.Google Scholar讨论了在完整的记忆轨迹的形成中的各种经历体验的融合,包括视觉的、空间的、时间的、触觉的、情感的和听觉的元素。 这种基础的学习在有意识的记忆中很难进行。

另外,总的来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观念的建构(由个人经历和文化框架决定)是如何影响我们对所见所闻作出判断的,包括我们对感官世界的情感、道德和价值的评估。66.请注意在本文中,无意识(uncoucious)和非意识(ninconcious)这两个术语可互换,它们与下文讨论的内隐式和外显式记忆有关,而不是指任何精神分析上的意义。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记忆和其他大脑功能在认知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Eric Kandel说,感觉系统仅仅是“假设生成器”;他继续说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准确的(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302)。”在很大程度上,记忆负责认知的结果。因此,认知和记忆(内隐的和外显的)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的。

如视网膜的例子所示,我们脑海中的图像丰富,但是可利用的信息却很匮乏(cf. Gawande 2008Gawande, Atul 2008 “The Itch”. New Yorker June 30. 58–65.Google Scholar: 63)。认知事实上是大脑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最佳猜测”(Gawande 2008Gawande, Atul 2008 “The Itch”. New Yorker June 30. 58–65.Google Scholar: 63)。至于视觉,大脑会利用记忆填充大部分图像。大脑的主要视觉皮层的神经结构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只有20%的神经网络来自视网膜,其他80%与大脑管理功能(比如记忆)的区域有关(Gawande 2008Gawande, Atul 2008 “The Itch”. New Yorker June 30. 58–65.Google Scholar: 63)。

英国神经学家Richard Gregory估计,视觉感知有超过90%以上是记忆,只有不足10%是感觉神经信号(quoted in Gawande 2008Gawande, Atul 2008 “The Itch”. New Yorker June 30. 58–65.Google Scholar: 63)。77. Raichle 2010Raichle, Marcus E. 2010 “Two Views of Brain Fun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4:4. 180–90.Google Scholar从一个更具技术性的角度解释了实际认知数据的贫乏,此论述更倾向于来自记忆的数据。也可以参考Holcombe 2009Holcombe, Alex O. 2009 “Seeing Slow and Seeing Fast: Two Limits on Percep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3:5. 216–21.Google Scholar 因此,认知是一种推理过程,其中,大脑整合了来自一系列感官渠道的分散、微弱和初步的信号,来自过往经历的信息和固定的过程(Gawande 2008Gawande, Atul 2008 “The Itch”. New Yorker June 30. 58–65.Google Scholar: 63)。

最后,不仅认知是由文化和经历的无意识影响所塑造的,神经科学也显示出认知的许多其他方面是非意识的。再以视觉为例,不是所有看到的东西都可被头脑有意识地感知(cf. Raichle 2010Raichle, Marcus E. 2010 “Two Views of Brain Fun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4:4. 180–90.Google Scholar)。大脑里有30个部位与视觉有关,它们被分解为所谓的旧视觉通路和新视觉通路(Ramachandran 2004Ramachandran, V. S. 2004A Brief Tour of Human Consciousness: From Imposter Poodles to Purple Numbers. New York: PI Press. 24–39.Google Scholar: 24–39)。如果因为意外一只眼睛里的新神经通路被毁坏,虽然眼睛还是能“看见”,但是这个人对看这件事是没有意识的。实际上,有这种情况的人反映他们无法用有问题的眼睛去看到某件未知的物体,即使在被要求时他们能准确地触碰到它。

这个现象被称为“盲视”。Ramachandran (2004Ramachandran, V. S. 2004A Brief Tour of Human Consciousness: From Imposter Poodles to Purple Numbers. New York: PI Press. 24–39.Google Scholar: 29)问道,一个人能够伸手并触摸他不能看见或者至少他没有意识到他看见的事物,这意味着什么?新视觉通路受损的人们的盲视,是神经科学正在探究的感知和认知中许多非意识方面的一个例子。它表明了在翻译研究中,尝试去理解和对翻译过程及读者对翻译的接收进行建模时,将非意识知识和认知纳入考虑的重要性。88.其他非意识认知的例子可在Gladwell (2005)Gladwell, Malcolm 2005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Google Scholar中找到。

3.认知的神经科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显然,与认知有关的神经科学上的发现,对文化的翻译和译者的决策过程有着根本性的意义。神经科学上的研究引起了如下的问题。我们对意识不到的东西感知到什么?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对意识不到的什么东西无法感知到的又是什么?认知的非意识方面是如何影响翻译的选择的?

我们有意识地感知到的事物,是如何被无意识感觉到的事物所影响的? 我们无意识的认知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翻译方式的?尤其是我们无意识地认知的事物是如何影响我们在翻译中对文化的评估、判断和传播的?如果文化和经验实际上影响了认知,译者是如何克服认知文化差异上的困难,并将这些差异传达给翻译受众的?反过来,翻译受众是如何经历对不熟悉的文化差异的评估、接受和整合的困难的?

与认知相关的神经科学的发现似乎表明,所有的译者和他们的听众可能都本能地倾向于种族中心主义,因为文化差异的传播不仅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背道而驰,也与人体、大脑和认知系统相反。诸如此类的文化偏见是如何在翻译过程和翻译产物中缓和的?

如此多的认知建构是非意识的这一事实也使得翻译的建模方式更加复杂。译者(和观众)在文本(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所接收到的东西,也许不仅是无意识的,也因为他们自身的文化框架和个人经历而深深地结构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扩大或者改变对新奇和差异的认知和敏感度,就不止是意愿、好意或欲望的问题了;也许重要的是改变从生理上模式化在大脑里的非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反应。

那译者是否应该有意识地去让自己发现非意识成分和认知差异?事实上,是否有可能解构或公开如上文所讨论的那些影响认知的基本形成经历和神经系统过程?如果发展出这种自我反思性确实是可能的,那如何将这个过程融合进翻译训练呢?99.请注意, Paradis (2004 2004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2009Paradis, Michel 2009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s.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认为,自动化语言过程(比如语法)本质上是无法进行有意识地自查的。人们只能用显式的关于“规则”的知识来覆盖它们。关于许多非意识的感知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学习,也可能存在同样的争论。

我们也可以探讨译者是否可能去对看起来“自然”的事物去熟悉化,并且去对看起来在文化上“不自然”的事物熟悉化,以使文化差异的认知和传达成为可能。当一个人成为多语言或多文化的人时,与认知、文化和分类相关的神经网络是如何变化的?这种认知上的变化是如何与分子生物学上揭露的关于大脑的本能的内容相互交织的?有没有可能在翻译的受众中,间接地诱发相同的经历和相似的转变?这些都是认知科学已经开始探索、并且将由神经科学在不久的未来解决的问题。

4.记忆的神经科学

我们已经看到记忆是与认知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神经科学家们发现了记忆对翻译产生影响的其他有趣特点。现代神经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发现记忆有两种主要类型。这个发现是通过Brenda Milner对一个被称为H.M.的著名病患的研究而得到的,该研究发表于1950和1960年代。

由于H.M.遭受了大量的癫痫病的发作,极其虚弱,于是他接受了一次手术,去除了海马体和大脑双侧的颞叶的其他部分。手术的结果是,H.M.的癫痫不再发作,但是却出现了令人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就是他也再不能将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H.M.不能记住手术后他经历或接触的事件、人物、名字和单词等等。确实,尽管Milner和他合作了数十年,但他依然总和她打招呼,仿佛之前从未见过她。

H.M.被认为是无法学习新东西的,但Milner发现,他确实还有一个记忆途径,允许他去完善某些身体技能。该研究的结果是,如今大家已经认识到记忆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功能,海马体的丧失破坏了将新的短期记忆转化为新的长期记忆的能力,并且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长期记忆(cf. 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129)。这两种类型的长期记忆是有意识记忆和非意识记忆,通常被分别称为外显式记忆和内隐式记忆,或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或非陈述性记忆)(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132)。在下文中,该区别被称为外显式记忆与内隐式记忆。

如果不依靠非意识的知识和想法,我们就无法与这个世界交谈。内隐式或程序式记忆是必不可少的,它使驾驶一辆汽车的同时进行一场对话和欣赏美景成为可能。一般来说,人们意识不到内隐式或程序式记忆。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时不会认真地去思考每个时刻的身体该做些什么,我们对第一语言的自动形态句法方面的处理也不是由外显性记忆所驱动的(cf.Paradis 2004 2004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15)。

内隐性记忆在需要快速反应的紧急情况下也很重要。在上面讨论的新视觉通路的有意识的视野和旧视觉通路中所谓的盲视里,有这两种长期记忆的类似物。神经通路之间的差异和外显式及内隐式记忆的交流已开始建立。1010.请参见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130)中的图片以查看关于在内隐式或程序式记忆绕过海马体的情况下,两种类型的长期记忆如何储存的,以及它们在大脑中的独特通路。

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许多机制已经在分子生物的层面上得到了认可,在这一过程中,诺贝尔奖获得者Eric Kande发挥了核心作用。1111. 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撰写了回忆录,它也为神经科学领域外的普通读者或者学者介绍记忆的神经科学。 长期记忆建立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涉及了对大脑的物理性改变,尤其是大脑细胞的轴突上新末端的生长(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254–75), 或新神经元的生长和新神经网络的发展。长期记忆和学习以一种有形的、物理的方式改变着身体。就如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所表明的,对记忆有兴趣的神经科学家们现在正在研究复杂思维并寻找让意识变为可能的机制。

关于意识和记忆的研究在非意识知识和记忆的重要性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融合,但在很多方面来看,就其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而言,当前在记忆的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甚至比在认知方面的研究更令人兴奋。比如说,一组在实验鼠身上做的有趣实验已经开始研究复杂的长期记忆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恢复的(Tsien 2007Tsien, Joe Z. 2007 “The Memory Code”. Scientific American. 52–59.Google Scholar)。

在研究中,实验鼠被置于模拟的危险情况下,如“地震”(在一个盒子中被摇晃)、“电梯坠落”(在盒子中受控坠落)或者“捕食者攻击“(背上吹来一阵急剧的风)。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监控了它们的海马体中大量神经元样本,而这个区域在人体中对于人类将短期记忆向长期外显记忆的转换十分关键。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记忆存储在“元簇”中,当记忆被重新读取时,它们就会在海马体中被激发。反过来,神经元簇是按其组成成分(由代表比如说位置、颜色、危险和身体运动的、单独的多感官信号组成)和按层级结构(其中危险包括比如说神经元子集攻击和异常身体运动,身体运动反过来也包括摇晃和下坠)组合的。一旦建立,这些记忆模式就是持久的,并且会在实验鼠的脑波中自然发生,甚至有时在它们睡眠时也是如此。

如果类似的发现能够在人类身上证实,这项研究将会与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休戚相关。它提出了记忆结构与语言的组合特征和层级特征的一致性,这些特征在翻译研究的文献中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讨论。几十年来,人们认识到了跨语言单词和概念的组成特征中的不对称性是译者面对的中心难题,也是他们面临翻译选择时的中心问题,在语言的层次结构上也是如此。1212.例如,比较Nida (1964Nida, Eugene A. 1964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Google Scholar: 73–87)中对语言不对称的层级性和组合性分析的讨论。

如果可以证明长期记忆通常是按成分和层次组织的,那么这项研究将为生物分子层面上的语言运用提供一个通用框架,表明语言的陈述性方面的内容是如何与大脑的内隐式分类组织相互交织的。这样的由文化和经验构成的记忆的层次性和组成性方面的内容,可能在意识和非意识的层面,都与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接收有密切关系。显然,这是神经科学要密切关注的领域。

最后,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针对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研究已经很完善了。众所周知,要建立长期记忆,重复是必要的。通常,每次刺激必须要重复多次,并且重复之间有适当的休息间隔(大概20分钟)(Fields 2005 2005 “Making Memories Stick”.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75–81.Google Scholar, cf. 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264–66, 309)。此外,在休息期间,受试者不能直接接触到会对短期记忆产生干扰和导致它消失、从而干扰长期记忆形成的新刺激。

一次的接触不一定就能、或甚至一般不能记住一个概念或经历,除非单次的接触对生物体有惊人的灾难性影响。此类情况通常需要大量同时发生的神经元活动,通常涉及充沛情绪的和多感觉的刺激。1313.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264–65)讨论了这样的记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此处对照上述的受精神创伤的实验鼠),单一的事件才能建立长期记忆。

5.记忆的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关于认知的神经科学研究提醒我们,翻译不仅仅取决于世界的可感知性这一本质或有意识地学到的知识,译者和翻译受众的认知都由他们的文化形成,并且倾向于循环地以文化上形成的方式生成或运用翻译。在文化翻译中,这些形成物将认知和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在翻译文化差异的过程中构成潜在的非意识限制,并且在翻译接收过程中对文化相异性构成潜在的阻力。记忆研究也表明了内隐式(或程序式)记忆的根本地位,以及影响外显式记忆和知识的非意识(感官型和体验型)的神经网络。通过将关于记忆的神经科学上的进步融入进其讨论,翻译研究将能够以有效的方式解释与翻译相关的非意识维度。

在神经科学领域进行的有关记忆的研究,其价值不仅限于译者或翻译使用者隐性的认知方面的问题。对记忆的研究可以使人提出与翻译策略相关的、关于有意识地学习的有趣问题,还针对可促进学习新信息、符号学新模式和文化的新内容的条件。在这里,记忆的神经科学再一次涉及到了文化翻译,诸如抗拒文化霸权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翻译研究中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都占据主导地位。在接触新刺激和新经历以形成长期记忆时穿插着休息的内容重复的重要性,表明了发展有效翻译技术的可能性,这些翻译技术可以在目标受众的外显式记忆中促进新信息的整合和文化特质的替换。此研究指出了一些译者可能考虑的机会和策略。

此外,关于记忆的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在译者和读者等群体中培养弹性概念提供了引人入胜的可能性。 如果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组合性和层级性的话,翻译研究将有望探索在第二或第三语言和文化中发现的概念的新成分和新序列,它们是如何从认知的隐性层面上在译者的思维中被学习、整合和固化的。

这样的整合是否涉及译者原本思维集的扩张?还是在大脑中模式化一组替换的记忆集, 从而使大脑在两个记忆集之间切换,只是在某个特定时刻(比如翻译的过程中)连接和整合这两种模式的呢?两种选择是否都可能存在,让译者的翻译过程因此而变得极为可行?或者最后,第二语言中有关概念思维的新材料是否可能从未与第一语言中的内隐式记忆完全融合?显然,无论从这些问题中学到什么,都将直接关系到翻译教学法、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理论。1414.类似的问题也有出现,在de Groot and Kroll (1997de Groot, Annette M. B. and Judith F. Kroll 1997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Google Scholar: 7–10, 145–200)中也讨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

关于记忆的类别和概念的神经结构的问题是与译者的活动相关的,但它们也许与目标观众对译者的反应更为相关。译者如何对目标观众的长期记忆中的固有非意识认知的反应(这些反应塑造甚至限制翻译的接收)进行处理和控制的?由于记忆自身层级性和组合性的结构化与翻译所激活的概念和类别相关,翻译的受众会不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他们自己对文本的认知(口头或书面)而使用归化翻译法?

如果译者打算扩大目标观众的类别型思维且使翻译和其他文化的特点令人难忘(也就是说,将它们整合到外显长期记忆中),鉴于目前神经科学在长期内隐式记忆和长期外显式记忆方面的研究,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可能会被采用?这些都是翻译研究和神经科学交叉点上有关记忆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

6.大脑的可塑性

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成人的大脑不能生长出新的神经元或者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是现在人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比曾经想象的要更灵活。大脑的灵活性这一新概念被称为“可塑性”。最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表明,成年动物和人类的大脑都可以并且确实会长出新的神经元,并且如果旧功能不再被需要,大脑的区域也可以被重新划分以作新用途。

可塑性的概念在学术界已经变得有点时髦,并且其用法通常不同于它在神经科学上的含义。可塑性远远不止是人类变得灵活和学习新事物的超凡能力:如前所示,在神经科学中,可塑性的概念意味着当大脑的旧功能不再被需要时,大脑为了新用途重新划分区域的能力,还有神经元和神经网络的生理变化或者新神经元的生长。

神经科学里的可塑性是大脑的一种生理特征,它涵盖了小至微观层面的突触和神经元以及大到宏观层面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脑网络。在科学话语中可塑性需要时间:它不仅仅只是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功能,或者只是大脑快速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可塑性涉及大脑的生理性变化,许多这样的变化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而是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就人类在认知上改变和发展的能力的各种评估而言,神经科学中的可塑性一词所指的认知灵活度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神经科学已经发现了与衰老有关的生理性改变的清晰证据,这些改变使得人们的学习和记忆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更难,所以证明大脑生长和变化能力的证据尤其受欢迎。另外,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有证据证明成人期早期的大脑会出现记忆网络的限制性和适应性。但有可能这些各种各样的限制会因大脑的可塑性而部分抵消。

我们已经看到了长期记忆在大脑中根深蒂固。以前,这种联系被主要归因于与神经元之间的突触有关的神经模式上的改变,直到最近这个观点才发生改变。已知的是,例如,当突触两侧的神经元被同时刺激时,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被优先强化,并且两个神经元间常常会建立固定连接(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更近期的研究关注与神经网络有关的生理变化,这些变化涉及所谓的大脑白质,即轴突纤维的髓磷脂层, 它在大脑迥然不同的区域充当信号通道来连接神经元(see Fields 2008Fields, R. Douglas 2008 “White Matter Matter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54–61.Google Scholar)。神经网络的本质之一是来自大脑不同部分无数信号的连接和协调,因此感官输入和记忆的许多部分才可以同时融合为单一的思想、感知或记忆。

轴突上的髓磷脂层的一项特定工作是调节来自大脑不同部分的刺激的速度,因此所有相关的信号同时连接成网络。由于在大脑中,距离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就分子距离而言),因此一些信号必须加速而其他的则减慢,而涉及纤维直径的大小的轴突上髓磷脂层的厚度,有助于确定神经信号的速度(Fields 2008Fields, R. Douglas 2008 “White Matter Matter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54–61.Google Scholar: 54–57)。一旦纤维上形成了髓磷脂层,可在轴突上发生的变化就更有限了,因为对轴突出来说长出新分支且为响应经验而调整其他的分支(Fields 2008Fields, R. Douglas 2008 “White Matter Matter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54–61.Google Scholar: 57),从而与另一条神经通路开始形成或消除新连接——就更困难了

有趣的是,在人类较高脑中枢(皮质的前脑)的神经元,只在每个人的成年期早期(通常是25岁左右)才会长出完整的髓磷脂层,这表明在青春期末期,许多大脑通路变得更加固定,而延展性和适应性则降低了(Fields 2008Fields, R. Douglas 2008 “White Matter Matter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54–61.Google Scholar: 56–57)。尽管这种较高的固定性也许和成年人(而不是青少年)较好的判断力有关,但在大脑的可塑性(尤其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方面关于髓鞘的研究还是有些使人气馁的。

与大脑的灵活性这一概念有关的神经科学的第三个重大发现,广义而言是大脑中存在所谓的镜像神经元。1515. Rizzolatti et al. (2006)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 提供了镜像神经元的概况。 尽管镜像神经元本身一般不包括在可塑性的范围内,它们在人类学习理解新事物和陌生事物并因此改变的能力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镜像神经元遍布整个大脑,当一个人执行简单的有目的的运动序列,或看到另一个人执行相同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开始运作。一组镜像神经元对特定动作的模版进行编码,从而使个人可以执行动作并在观察到同样的动作时进行理解 (Rizzolatti et al. 2006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 56)。

实验证明镜像神经元也可以使人类和某些灵长类动物了解其他人的意图和动机。通过在大脑中直接映射的机制来理解这些事物的能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交生活,为一些建立了更复杂的社交行为的人际关系提供了神经基础,并在不需要用复杂的认知机制来理解他人行为的语义网络中找到基本的行为动作(cf. Rizzolatti et al. 2006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 59)。当前的研究正在调查镜像神经元在基于观察的学习、模仿及语言习得和使用中的地位。镜像神经元也许可以为交流的两个方面提供解释:等量信息(信息对于发送者和接受者都是相同的)和直接理解(个人之间无需提前达成共识,比如说对任意符号的理解,就可以理解对方)。1616.鉴于视频在有关镜像神经元的实验中的使用,后者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视频是一种表现形式。Rizzolatti et al. (2006)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好像没有能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它表明各种其他类型的表现形式,包括翻译,也许有触发镜像神经元的能力,就像对人的身体的观察也会触发这样的能力一样。

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为大脑可塑性提供了一个乐观的角度,并且可能组成神经科学领域里以翻译研究为目的的、最有前途的研究。镜像神经元对译者来说是有利消息,因为与髓鞘不同的是,髓鞘会使神经元的灵活性随着时间降低,而镜像神经元在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持续发挥作用。镜像神经元允许人类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并且使人们迅速理解他人的许多行为和那些动作的含义,而与其他知识无关。

镜像神经元不仅可能是同理心和理解他人的一个因素,它们也许与自我意识、内省和自我反思性也有关(Ramachandran quoted in Colapinto 2009Colapinto, John 2009 “Brain Games”. New Yorker May 8. 76–87.Google Scholar: 87)。镜像神经元的所有功能都与对其他文化的理解有关,无论是通过直接经历亦或通过间接表现。1717. 显然,就人们理解文化差异和新颖性的能力而言,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提升优秀译者的能力,也可能有助于提高共情能力强的翻译读者的素质。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上关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的发现,将对翻译研究有特殊的意义。

7.大脑可塑性方面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记忆存入大脑的各种方式,都对一个人的本土文化的概念为什么变得更根深蒂固和难以撼动产生影响,所以神经回路的硬连接对文化翻译尤其有意义。神经科学表明,在学习、教授或撰写关于另一系列文化的概念化内容时,扩大概念和类别会带来困难。大脑的可塑性是变换有着完善神经模式的文化框架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神经元可生长,新神经网络可以发育,并且为了新的目的,大脑的区域可被重新分配。

同时,可塑性的研究表明分类、概念和网络的改变不仅仅是出于努力以便学习新事物,或者是为了表现出善意以便接受差异的问题。神经元的生理性改变和神经网络的转变是记忆、关联、概念形成和类别认知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翻译的因素,特别是文化和文化差异的翻译。许多这样的变化都在非意识层面上进行。它们对翻译接收者的影响和对译者本身的影响是一样的,甚至更多。这些无意识的元素并不会在我们想要它们消失时就简单地消失,而且它们不一定会顺从有意识的改变。

髓鞘形成的研究是重要的,它能表明与新神经通路有关的所有信号必须暂时协调一致才能有效:了解某一新情况的所有元素也许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是作为译者还是翻译的接收者,在相关的时间点有效或完全地去运用那些知识也许不太可行,因为无法同时获得或协调所有对理解和共情必要的因素。

如果说髓鞘形成展现出可塑性的限制,相比之下,镜像神经元似乎促进了学习新文化倾向和实践、对他人的了解、对文化进行实体上和认知上的翻译,并且也可能促进了人们对翻译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变得善于接受的过程。

8.结论

翻译研究是汇集许多不同问题和理论观点的广泛领域。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指望去解决翻译提出的所有问题,或去掌握针对它的调查研究中所需的所有技能。尽管如此,在Connecting the Two Infinite Orders: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02)一文中,我认为微观和宏观方法对这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同样重要:宏观方法,比如那些由社会批判、意识形态研究、文学分析和系统研究提出的方法,和语言学的微观研究同等重要。

另外,在《扩展翻译》的第四章中,我认为无论学者是不是提出了社会文化论点或语言学观点,也无论学者是否对译者做了试验还是分析了译文,产生具有长期意义结论的翻译研究中的学术方法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首先要考虑的是,神经科学可以对翻译研究作出的贡献,这似乎构成了处理微观层面上运作的翻译的另一种方法。但是,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翻译的神经科学对在宏观层面上理解翻译也有重要意义。显然,不是所有对翻译有兴趣的人都需要潜心于神经科学领域,但是这应该是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应该关注的区域,即使仅仅是因为翻译的神经科学是这个学科中最重要的已知的未知数之一。

在不久的将来,翻译研究中一些最令人兴奋的进展将来自于它与神经科学的交汇。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下,对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的联系保持了解是重要的:在大脑微观层面上对翻译进行研究,但同时也在宏观层面探讨翻译作为文本、文化的中介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措施的影响,以及探讨在翻译研究中蓬勃发展的其他许多宏观层面主题的影响。

一些学者一开始也许会想,在分子生物层面对神经科学的研究与翻译研究这个学科、翻译的过程、翻译的产物或译者的实践训练的更大的关注点是不相干的。但是,正如我在早些时候(2002)指出的,这种想法和十七世纪望远镜爱好者拒绝显微镜这一发现一样缺少远见。

本文中讨论的三个主题(认知、记忆和可塑性)只是神经科学探索的众多领域中的一小部分, 它们对翻译领域所探索的问题有着启示。对于翻译学者和从业者,神经科学研究中有更多对他们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研究。大量神经科学上的相关研究也对翻译训练有启示。此外,随着神经科学新技术的发展,这些进展将允许翻译研究学者自己提出建议,或者也许可以加入神经科学团队,进行与翻译的微观层面有相关、并且对宏观层面有启示的特定试验。

一些翻译学者已经开始使用神经影象等技术,在英格兰、斯洛伐克、瑞士、西班牙和土耳其等不同地区研究翻译的神经科学。这些实验中提出的问题范围广泛,从关于口译者表现的问题到当翻译者向第一或者第二语言翻译时的神经影像的差异上的调查研究。这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神经科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语言间的中介上(包括翻译)只是时间问题。当对翻译这些已知的未知数进行调查时,翻译研究领域自身也应该有学者参与其中。

注释

1.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把口译包括在翻译这一标题下,因为我认为翻译是一个既是口语的也是文字的过程。
2.关于翻译的认知科学方法,请参见例如Danks et al. (1997)Danks, Joseph H.,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n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eds. 1997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Google Scholar,Shreve (2009)和其所引用的资料。关于处理双语的认知和心理语言学的方法的相关研究也可以找得到,例如,在de Groot and Kroll (1997)de Groot, Annette M. B. and Judith F. Kroll 1997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Google Scholar中;另外,一些有关双语的研究已经开始将其发展融入到神经科学中去,特别是Paradis (2004 2004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2009Paradis, Michel 2009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s.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的研究。
3.我在本文中大部分的引证都是针对此类来源。有关更深入的专业讨论,请参见文中注释的为大众读者所写的,和我即将出版的书Neuroscience and Translation中引用的资料。
4.参考Ellis (2006Ellis, Nick C. 2006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ransfer Phenomena in L2 Acquisition: Contin- gency, Cue Competition, Salience, Interference, Overshadowing, Blocking, and Perceptual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27:2. 164–94.Google Scholar: 183–86)中的相关发现。
5. Wixted and Squire (2011)Wixted, John T. and Larry R. Squire 2011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and the Attributes of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5. 210–17.Google Scholar讨论了在完整的记忆轨迹的形成中的各种经历体验的融合,包括视觉的、空间的、时间的、触觉的、情感的和听觉的元素。
6.请注意在本文中,无意识(uncoucious)和非意识(ninconcious)这两个术语可互换,它们与下文讨论的内隐式和外显式记忆有关,而不是指任何精神分析上的意义。
7. Raichle 2010Raichle, Marcus E. 2010 “Two Views of Brain Fun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4:4. 180–90.Google Scholar从一个更具技术性的角度解释了实际认知数据的贫乏,此论述更倾向于来自记忆的数据。也可以参考Holcombe 2009Holcombe, Alex O. 2009 “Seeing Slow and Seeing Fast: Two Limits on Percep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3:5. 216–21.Google Scholar
8.其他非意识认知的例子可在Gladwell (2005)Gladwell, Malcolm 2005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Google Scholar中找到。
9.请注意, Paradis (2004 2004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2009Paradis, Michel 2009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s.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认为,自动化语言过程(比如语法)本质上是无法进行有意识地自查的。人们只能用显式的关于“规则”的知识来覆盖它们。关于许多非意识的感知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学习,也可能存在同样的争论。
10.请参见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130)中的图片以查看关于在内隐式或程序式记忆绕过海马体的情况下,两种类型的长期记忆如何储存的,以及它们在大脑中的独特通路。
11. 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撰写了回忆录,它也为神经科学领域外的普通读者或者学者介绍记忆的神经科学。
12.例如,比较Nida (1964Nida, Eugene A. 1964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Google Scholar: 73–87)中对语言不对称的层级性和组合性分析的讨论。
13.Kandel (2006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264–65)讨论了这样的记忆。
14.类似的问题也有出现,在de Groot and Kroll (1997de Groot, Annette M. B. and Judith F. Kroll 1997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Google Scholar: 7–10, 145–200)中也讨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
15. Rizzolatti et al. (2006)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 提供了镜像神经元的概况。
16.鉴于视频在有关镜像神经元的实验中的使用,后者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视频是一种表现形式。Rizzolatti et al. (2006)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好像没有能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它表明各种其他类型的表现形式,包括翻译,也许有触发镜像神经元的能力,就像对人的身体的观察也会触发这样的能力一样。
17.

参考文献

Colapinto, John
2009 “Brain Games”. New Yorker May 8. 76–87.Google Scholar
Danks, Joseph H., Gregory M. Shreve, Stephen B. Fountain and Michael K. McBeath
eds. 1997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Google Scholar
de Groot, Annette M. B. and Judith F. Kroll
1997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Google Scholar
Ellis, Nick C.
2006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ransfer Phenomena in L2 Acquisition: Contin- gency, Cue Competition, Salience, Interference, Overshadowing, Blocking, and Perceptual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27:2. 164–94.Google Scholar
Fields, R. Douglas
2008 “White Matter Matter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54–61.Google Scholar
2005 “Making Memories Stick”.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75–81.Google Scholar
Gawande, Atul
2008 “The Itch”. New Yorker June 30. 58–65.Google Scholar
Gladwell, Malcolm
2005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Google Scholar
Goldsmith, Timothy H.
2006 “What Birds See”. Scientific American. 68–75.Google Scholar
Holcombe, Alex O.
2009 “Seeing Slow and Seeing Fast: Two Limits on Percep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3:5. 216–21.Google Scholar
Kandel, Eric R.
2006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Norton.Google Scholar
Nida, Eugene A.
1964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Google Scholar
Paradis, Michel
2009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s.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2004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Google Scholar
Raichle, Marcus E.
2010 “Two Views of Brain Fun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4:4. 180–90.Google Scholar
Ramachandran, V. S.
2004A Brief Tour of Human Consciousness: From Imposter Poodles to Purple Numbers. New York: PI Press. 24–39.Google Scholar
Rizzolatti, Giacomo,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2006 “Mirrors in the Mind”. Scien- tific American November. 54–61.Google Scholar
Sachs, Oliver
2010 “A Man of Letters”. New Yorker 28. 22–28.Google Scholar
Scott, Lisa S.
2007 “UMass Research Aims to Learn What Babies Know”. Interview in Daily Hampshire Gazette December 14. B1.Google Scholar
Tsien, Joe Z.
2007 “The Memory Code”. Scientific American. 52–59.Google Scholar
Tymoczko, Maria
2007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Manchester: St. Jerome.Google Scholar
2005 “Trajectories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50:4. 1082–97.Google Scholar
2002 “Connecting the Two Infinite Orders: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 Hermans,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anchester: St. Jerome. 9–25.Google Scholar
Werblin, Frank and Botond Roska
2007 “The Movies in Our Eyes”.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73–79.Google Scholar
Wixted, John T. and Larry R. Squire
2011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and the Attributes of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5. 210–17.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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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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