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本文根据翻译研究中通常被忽视的一手资料讨论了以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论：通过对文学译者文档、手稿以及档案的分析来深入地洞察译者决策过程。此类研究融合了历史学和文学研究方法论。这些材料存在的最初目的并非是用于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正如 Overbeck（1993, 63）对文学手稿的看法一样，“（文学）学者认为这些记录十分有价值，因为其能够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直接或者间接参考，而材料拥有者则可能仅仅认为其是商业行为的记录”。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一手资料“是历史活动的重要‘结果’或‘痕迹’或‘遗迹’或‘踪迹’”（Grigg 1991, 231）。在翻译研究中，这些材料揭示了通常隐藏在翻译行为中的痕迹并且是译者某些决策过程的实时记录。

档案材料帮助重构翻译规范并连接了 Toury（1995, 65）提出的规范重构研究中的两种主要材料，即：

1. 文本材料：出版的目的语文本及其目录，以上材料用于研究预备规范并且被图里称为“规范指导行为的首要产品”。

2. 外文本材料：主要是“译者、编辑、出版商以及其他参与或者与翻译活动有联系人员的陈述”。这些材料是“规范存在和活动的副产品”并且“不全面且有偏差，因此都应该谨慎使用”（Toury 1995, 65）。

在我看来，图里认为外文本材料不应该使用的观点是不合理的。译者可能真的会在一些声明中进行自我辩解（相关研究可参见 Levine 1991 和 di Giovanni 2003），并且一些附属于译作的副文本，比如译者前言，可能试图控制目的语文本的接受（Dimitriu 2003）。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材料基本没有“误导和欺骗的故意意图”（Toury 1995, 56），而即使有相关意图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译者的所言。这些声明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译者工作实践的窗户，而这可能通过其他方法无法达到。

但是，在这一方面与以上材料具有相同价值的是手稿和文档。这些是未发表的第一手文本资料，在目的语文本生成之前产生并且促使其生成。它们是过渡性产品，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过程提供重要且更为直接的研究机会，并提供了译者决策过程的书面证据。本文就将着眼对文学翻译手稿进行文本分析而说明其为研究提供的可能性，对本领域前人成果进行评价并且通过一个案研究来阐述这些材料能够提供的大量详细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翻译过程研究的典型分析，因为相关研究更倾向于关注实验研究方法论并通常结合定性数据分析。同样重要的是，手稿分析配合文学研究传统能够引入新颖且说服力强的跨学科元素。Hansen（2010）将这种研究称为“文学范式”。这种研究紧密地涉及到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如果没有它，“对翻译产品或者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可信的结果”（Hansen 2010, 203）。

2.档案，手稿和个人文档

对以上三个术语进行区分非常重要，美国档案家协会的区分如下（Pearce-Moss 2005, 网络在线检索）。档案包含“个人、家庭、公共或者私人组织在其行为过程中起草或者接收的资料···；永久的记录”。手稿是“ 1. 手写文件。2. 未发表文件。3. 书籍、文章或者其他提交发表作品的作者草稿。”个人文档是“个人在其行为过程中起草、获得或者接收并按照原始顺序保存的文件（如果存在这种顺序）。”就文学翻译研究目的而言，最有成效的档案通常是国家审查文件或者出版商的商业记录。这些材料通常包括个人图书或者系列图书的授权和生产的细节、合同、成本、销售数据等等。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编辑和不同个体译者之间的通信，这些材料包含对书籍的评论和询问以及工作条件的细节内容。比如英国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英国出版与印刷档案馆中的艾伦出版社（Allen & Unwin）档案材料提供了许多年内出版商和译者之间关系的全部内容。仅举一例，身兼译者和读者的 Bernard Miall 在 1914 年至逝世期间为该出版社工作。他当时大部分时间每两天或者三天写的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他为谋生而努力的情景（Munday, 待出版）。

从以上定义看，手稿很少出现在出版商档案中，因为一旦图书出版后这些材料可能便会被丢弃。秘奥的手稿似乎都没有被保存下来，而布里斯托（Bristol）的企鹅经典图书（Penguin Classics）档案中有趣的例外是 Standley Hanford 于 1917 年对 Tacitus 的 Agricola 以及 Germania（Tacitus 1970）的重译手稿，其被保留下来的原因仅仅是原译者 Harold Mattingly 遗产保护组织提出的法律诉讼案（参见 Munday 2012，第4章）。这些手稿更可能出现在作者或者译者文档中，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材料具有更高价值，因为行为人将这些材料与自己创造性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些材料包括作者和（或）其译者及编辑进行标注了的手稿以及回答特定询问的通信（参见 Munday 2012，第 4 章）。但是，要发掘这些材料藏于何处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诸如 GLAM（http://​glam​-archives​.org​.uk）和 Archive Hub（http://​archiveshub​.ac​.uk）等网络资源的增长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这些文档可能包括：

• 译者和作者、编辑和代理人之间的通信，根据通信者类型整理成不同文件档案。

• 译者发送给作者或编辑的询问清单，或者读者发送给译者的询问清单。

• 可能记录有译者翻译进展、所遇问题甚至有翻译片段的笔记本。

• 翻译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手稿，通常有手写修改处。

• 短时效或者混合材料，比如个人简历、书籍宣传、明信片等。

这些材料共同为个体译者的工作时间和个人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3.个案研究 – Bello 对 Perec 作品 Les choses 重译的草稿

David Bellos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同时也是法国经验主义作家 Georges Perec（1936–1982）以及阿尔巴尼亚小说家 Ismail Kadare（1936-）的主要译者。在其成功翻译了 Perec 的杰作 Life: A user’s manual（参见 Munday 2012，第 4 章）之后，Perec 的国际关注度得到了提高，Bellos 进而修订了 Helen Lane 之前对 Perec 作品 Les choes: une histoire des annees soixante（1965）的译作。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收藏的 Bellos 文档包含与这些译作相关的 Bellos 笔记本以及其他材料，包括手稿。就 Les chose 而言，笔记本包含了他对该书前半部分的修改稿。该材料一开始是在 Lane 译作打印稿上修改，但是在修改了 2 页之后，他似乎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所以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手写一份全新版本。

本研究包含的小型样本文档主要有：

1. Lane 目的语文本刊印本（Perec 1967），被 Bellos 裁剪并粘贴在方形纸张的左侧。

2. 初稿：Lane 译作前两页上含有 Bellos 手写修改处的初稿。这些修改处用钢笔和铅笔书写，可以推断二者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因为用铅笔修改的地方更完整并且通常包含对初稿的完全修改，我们将用铅笔修改的称为第 2 稿。

3. 第 3 稿：Bellos 对该书前半部分之后翻译的草稿，并含有进一步的修改。该草稿用钢笔在另一张纸上书写。

4. Bellos 目的语文本刊印本（Perec 1990）。

Perec ST (Perec 1965: 9)

L’œil, d’abord, glisserait sur la moquette grise d’un long corridor, haut et étroit. Les murs seraient des placards de bois clair, dont les ferrures de cuivre luiraient. Trois gravures, représentant l’une Thunderbird, vainqueur à Epsom, l’autre un navire à aubes, le Ville-de-Montereau, la troisième une locomotive de Stephenson, mèneraient à une tenture de cuir, retenue par de gros anneaux de bois noir veiné, et qu’un simple geste suffirait à faire glisser. La moquette, alors, laisserait place à un parquet presque jaune, que trois tapis aux couleurs éteintes recouvriraient partiellement.

Bellos Draft 1 (showing his revisions to Lane’s published TT)

The eye, at first, would slide over the grey rug of a long corridor, high and narrow. The walls would be wooden fitted cupboards, light and gleaming with copper fittings. Three engravings – one representing Thunderbird, the winner at Epsom, another a paddle steamer, the “Ville-de-Montereau,” the third a Stephenson locomotive – would lead to a leather curtain, hanging from large rings of grainy black wood, that a mere gesture would suffice to slide back. Then the rug would give way to an almost yellow parquet floor, which three soft-hued rugs would partially cover.

我们最关注的是在不同阶段进行的修改。这表明译者进行了评价以使其对文本进行了修改。多处修改的情况体现出了Angelone（2010, 18）认为的与一个特定“问题联系”相关的“不确定性”。草稿上多处手写修改使得不确定性可以被观察。对该书第一段的分析显示，文本的一小段可能就能够产生大量的微观数据：

源语文本并不复杂且 Lane 的译文或多或少都是直译。需要指出的只有她对 moquette 的误解（应该是尺寸合适的地毯而不是小地毯）、对 de bois clair（轻木头）对等词的省略以及将 retenue par de gros anneaux（被大型环状物钩住）翻译成了挂在大型环状物上。Bellos 的初稿在一段 90 词的目的语文本上进行了 10 处修改，并且都是小幅度修改，包括词汇层面的替换（glide over＞slide over; US gray＞UK grey; cabinets＞fitted cupboards; paddle wheel steamer＞paddle steamer; a simple gesture＞a mere gesture），语序以及句法结构（black-veined wood＞grainy black wood; in soft colors＞soft-hued; The rug, then,…＞Then the rug…）并对 Lane 的省略进行了纠正，这使得对整个从句进行了改变（cabinets, whose copper fittings would gleam＞wooden fitted cupboards, light and gleaming with copper fittings）。

Bellos Draft 2

Your eye, first of all, would slide over the grey carpet in a high, narrow, long corridor. The walls would be made of fitted cupboards of light-coloured wood with gleaming brass fittings. Three prints, one depicting Thunderbird, the Epsom winner, another a paddle steamer, the VdM and the third a Stephenson loco, would lead to a leather curtain, hanging from large rings of black-veined grainy black wood, which would slide back at the merest movement of an arm. Then the carpet would give way to an almost yellow woodblock floor, which three faded carpets would partly cover.

第 2 稿是用铅笔在初稿旁边和底下进行的修改，这些修改更为完整，因此可能能够更集中地反映决策过程。看上去这些修改是之后加上去的，因为该段落三处完整的部分覆盖了之前的三句话，是完全重写的并且为之后的草稿提供了基础。

对第 2 稿和初稿的对比显示，修改主要和词汇、句法结构以及一个新的元素，即衔接手段有关：

从附录 1 中可以看出，第 3 稿也是手写的。与第 2 稿相比，对修改处的归类参见附录 2，这些修改也显示出句法结构重组占主要比例。

这种情况在第3稿接下来的手写修改中也是一样（参见附录 3）：句法结构重组占主要比例，接下来是衔接手段，但是只有一处增加的词汇修改：the Epsom winner ＞ the Derby winner。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中很多修改的地方都涉及在之前阶段修改过的地方。这些反复的疑问就是我所定义的译者“关键点”。它们与“丰富点”（PACTE 2011, 37）的概念十分类似，但是是根据译者行为辨别出来的而不是提前选定的测试项目。比如，法语条件式 suffirait a faire glisser 的译文就表现出情态上的波动（would slide＞could slide＞would slide）。同理，Bellos 通过将动作主体代词 you 改成 your eye（What you would see first of all would be）而将第一句话拟人化的尝试由于第 2 稿上的决策而没有成功。词语顺序一直是译者关注的焦点，其一直在 corridor、cupboards 以及 fittings 这几个词上进行修改。译者在此关心的似乎是要使译文达到英语中的“自然”顺序以及韵律。

第 3 稿是在出版之前的最终修改稿（Perec 1990）：a paddle-steamer called The City of Montereau 被修改成a paddle-steamer named Ville-de-Montereau。Called 和 named 是近义词，但是选择保留船的法语名字似乎是尽可能保留外来元素，这和上文提到的 Bush（2006）在后期对于姓名翻译的决策类似。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分析效果不明显并且重复累赘，但是只有通过对这些细节进行考察我们才能够摆脱印象式点评而真正开始理解每个阶段的翻译过程。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只是优先选择更“有趣”的样本，会造成调查效力的缺失。毫无疑问，对翻译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修改处进行研究，即使是一段话中的小型样本，都十分具有解释力。Bellos 初稿中对 Lane 直译的修改围绕词汇层面和短句层面的语法重组；第 2 稿中 Bellos 进行了完全重译，将焦点转为句法和结构的改变并且引入衔接手段这种新的元素，且在第3稿上也这样修改。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修改过程中词汇修改量减少，尤其在第2稿和第3稿之间。总体而言，越接近刊印的最终版本，修改幅度就越小，尽管最后阶段的主要改变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为其涉及对一个专有名词或者文化专有元素进行借用还是直译的问题。从这方面看，这似乎和 Jones（2006）使用有声思维对他自己翻译的一首诗歌的研究发现一致，译者关注的是形式和结构而非词汇问题，在此基础上在进行整体评价（相关讨论见上文）。该发现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4.研究方法论问题

描写翻译学在辨别刊印文本的翻译转换倾向和翻译规范方面十分有用，但是如果不将对翻译产品的分析和翻译过程研究结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其研究范围。对文学翻译而言，作者和（或）译者文档、手稿和草稿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译者决策过程的参照。其优势是多方面的：与译者自己对翻译过程的描述相比，第三方分析者对手稿的分析减少了主观性；多版本的手稿为翻译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决策提供了具体信息；其他材料的存在，比如询问清单、读者报告以及通信，可能为出版界的协商和权力定位提供明确的证据。本文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对这些手稿进行详细文本研究所提供的研究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首要发现只能在其他类似研究的语境下才能够被真正解读，因为这使我们能够对不同译者和项目进行比较。对 Bellos 整体文档的仔细分析显示他似乎比其他译者更具系统性、更有条理性，因为图书馆藏有的这些译者文档是译者在很多年时间内细心收藏的。相反，Helen Lane 的大部分文档在她法国乡村的住所中被老鼠啃咬殆尽。图书馆档案员对文档的整理对收藏顺序也会产生影响，这一点在之前的研究中没有被考虑过。但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中的发现应该和翻译过程研究中更为实证方法获得的发现互为补充以达到多元互证（Alves 2003）。这应该包括对译者通信的研究、采访和有声思维、基于语料库对文本和译者选择的研究，可能的话还可以结合键盘输入和眼动法。

手稿应该被认为是翻译决策和疑问的实时和现实证据，很多时候能为决策研究提供思路。它们构成了翻译行为的可见踪迹，同时也是与一些伟大文学作品的生成产生直接联系的实际物体。它们的外观形式对与其的解读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辨认这些手写体，并且使用的纸张和墨水类型也十分重要等等（Prescott 2008）。触摸这些纸张、感受译者的字迹也能够让研究者与伟大译者进行最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一种身体上的感知。对我而言，档案能够使研究者真实地触碰和体味文学创作的存在。

现代沟通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这种情况注定会发生改变。Derrida（1996）已经预见了电子邮件的发展。电子通信（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复印件已经出现在一些现有记录文档中，比如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哈利·兰塞姆中心（Harry Ransom Center）的 Andrew Hurley 文档。可以预见，未来对作者和译者文档的收藏将主要甚至完全由电子通讯组成并且在网上能够广泛可及。除非译者自己认识到这一问题，很多早期手稿可能有完全没有被保存，因为文档处理的默认存储机制是自动在文章之前的版本上修改。但是，其好处是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文档（包括详细的电子邮件通信）并且能够被电子检索。这将大幅提升研究的可能性并且毫无疑问地会让研究从跨学科合作中获益，比如使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工具。此外，翻译陈述和讨论现在甚至已经转移到博客上（例如 http://​www​.booktrust​.org​.uk​/books​-and​-reading​/translated​-fiction/）以及诸如 KudoZ 等在线论坛（http://​www​.proz​.com​/kudoz），在这里人们对成千上万的翻译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讨论。这样，越来越多的翻译行为和决策过程的痕迹能够在公共领域获取并将为分析提供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