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语篇内外的机构权力澳门非典公告以及翻译案例研究 [Institutional power in and behind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SARS notices]

张美芳潘韩婷

翻译李瑶 孙玥 权淑云 魏文煜 智奕铭 周思恩廖敏秀

摘要

本文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非典公告及其翻译。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判性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探索不同的政府机构如何使用语言来塑造其社会权力及阶级关系。本研究对比分析非典公告及其翻译,重点关注言语角色、言语功能、情态类型以及情态取向。本文作者认为政府机关构建文本时的语言选择反应了机构的社会角色、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还认为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概念来详细分析文本,以及使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概念来做整体讨论,能更好的反应语篇分析中不同的模式如何互补并且适用于翻译学研究。

关键词
目录

1.引言

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有许多语言学导向的翻译学者开始将语篇分析作为翻译研究方法。在众多理论模型中,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型(SFL)被认为最富影响力,原因是在该模型中“语言选择、交流方式以及社会文化框架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 (Munday 2012aMunday, Jeremy 2012a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3rd ed. Abingdon: Routledge.Google Scholar, 137)。然而最近几年,翻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应用新的理论,如批判性话语分析(CDA)以及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例如,Kang(2007)Kang, Ji-Hae 2007 “Recontextualization of News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News Discourse on North Korea.” The Translator 13 (2): 219–242. Crossref logoGoogle Scholar把批判性话语分析应用于制度性语篇;Schäffner(2012Schäffner, Christina 2012 “Unknown Agents in Translated Political Discourse.” Target 24 (1): 103–125. Crossref logoGoogle Scholar)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概念来分析政治语篇及翻译;Munday(2012b 2012b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 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Abingdon: Routledge.Google Scholar)参考评价理论以及Fairclough 的语篇批判性观点,对译者所做的决定进行批判性研究。早前此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支持了Van Dijk的观点,即:语篇研究以及批判性话语研究都使用大量观察和分析的方法,以及其他搜集、检验以及评估材料的策略,以此来测试假说,发展理论,最终获得知识(2008Van Dijk, Teun A. 2008Discourse and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Google Scholar,4)。Van Dijk 也指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解释语篇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65)。然而,尽管在翻译学研究领域已经有众多应用语篇分析方法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物,但其中只有极少数探讨了语篇与权力的议题。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语篇是如何被用来塑造社会权力和阶级关系。

Norman Fairclough(1989Fairclough, Norman 1989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Google Scholar,36)指出语篇和权力的关系中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方面,即:语篇内的权力和语篇背后的权力。语篇内的权力探讨的是语篇作为“权力关系真正行使和实施的地方”,而研究语篇背后的权力则可通过语篇秩序和社会秩序来发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批判性话语分析“对于只是分析语言单位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更关注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需要采用多学科的混合研究方法(Wodak and Meyer 2009Wodak, Ruth, and Michael Meyer eds. 2009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London: Sage.Google Scholar,2)。然而,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的多学科方法,批判性话语分析有其局限性。Fairclough (1989Fairclough, Norman 1989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Google Scholar,10)指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停留在理论阶段,无法被实际用于分析语篇中的某个特定实例”。Fairclough本人及其他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学者们都认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语言理论,也最适合应用在批判性话语分析,原因是该理论“相较于其他语言理论,能用与批判性社会科学更契合的角度来建构语言理论(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Chouliaraki, Lilie, and Norman Fairclough 1999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Google Scholar,139),也“对语言的社会化建构和嵌入文化的方式提供了深入的见解” (Mayr 2008Mayr, Andrea 2008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Google Scholar, 16–17)。

本文采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非典型肺炎病毒(非典)公告及其翻译进行研究。本研究分析了2003年上半年非典危机期间在澳门发行的四篇公告及其翻译中的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以此进一步了解语篇内外的机构权力。这四篇公告是由澳门三个不同的机构所发布的,目的是通知公众邻近地区的疫情,并呼吁公众合作预防非典型肺炎病毒。选取此类公告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是基于以下假设:(1)由不同机构发布的非典公告可以被视为一种交流活动,或者引用Fairclough的话来解释,是行使和实施权力关系的“一个社会实践活动”;(2)在公告建构的过程中,语言选择应能反映机构的社会角色、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公众的关系;(3)非典公告的语篇应能反映澳门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能进而反映语篇背后的权力。

Halliday(1978Halliday, M. A. K. 1978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 1994 199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的人际功能理论概念将作为本文的分析理论框架,特别是言语角色(speech roles)、言语功能(speech functions)、情态(modality)和情态取向(modal orientation)。本文希望在以下讨论中引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语篇和权力的概念,能够更好地揭示不同的语篇分析方法如何相互补充,并应用于翻译学研究。

2.语篇中的人际互动

Martin & White(2008Martin, J. R., and Peter R. R. White 2008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Google Scholar,7)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诠释语言使用的一个多角度模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语言是一种资源,能够在每一个交流行为中被用来同时表达三种类型的语意或元功能。概念资源是关于经验的建构;人际资源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协商,以及人们如何互动和分享个人感受;文本资源是关于文本中的信息流。本文主要研究非典公告中的人际语意,以及在澳门语境所预期扮演的人际功能。

2.1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

Halliday讨论语言在说话者或作者以及听众的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将小句视为一种交换(exchange):“说话过程中,说话者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话语角色,与此同时也给听话者指定了一个互补角色,并预期对方在回应时能扮演(1994 199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68–105)。为了在语法方面做出有帮助的陈述,Halliday将所有人际互动分成两种基本言语角色类型:(1)给予(giving);(2)需求(demanding)。与给予/需求关系交错的是另一种依交换物本质而定的区分方式,即(a)商品-服务(goods-&-service);或是(b)信息(information)。两种区分方式同样重要,而这两组变量合在一起就定义了四种主要的言语功能:提议,命令,陈述和提问(见图1):“这些功能依次与一系列的预期回应相配对:接受提议,执行命令,理解陈述和回答问题”(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atthiessen 200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10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使用语法上的陈述小句来表达对商品-服务的需求,如:“你最好进来”(Thompson,1996Thompson, Geoff 1996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40)。言语功能的语义系统可以再详尽通过语气隐喻 (metaphors of mood) 进一步解释,而语气隐喻应与情态的概念一起理解。

图1.四种基本言语功能(改编自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atthiessen 200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107)
四种基本言语功能 定义 举例
提议 (Offer) 给予商品-服务 你想要一杯茶吗?
命令 (Command) 要求商品-服务 给我一杯茶!
陈述 (Statement) 给予信息 他泡了一杯茶。
提问 (Question) 要求信息 他在干什么?

2.2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

情态是每个言语角色归一性(polarity)(是/不是,做/不做)的中间地段。Halliday(1994 199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 88–99) 将情态分为两类:若交换物是信息,则称其为“命题”(proposition);若交换物为物品和服务时,则称其为“提议”(proposal)。第一类情态叫做情态化(modalization),第二类则叫做意态化(modulation)。命题和提议作为语气隐喻的两种类型,以投射小句复合体(clause nexus of projection)的形式实现(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atthiessen 200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 630)。在一个命题中,归一性间存在着两种中间的可能性:或然性(probability)和经常性(usuality)。因此,情态化有两个子类别。而在一个提议中,也存在两种中间的可能性:义务(obligation)和意愿(inclination)。因此,意态化也存在两个子类别。义务和意愿可能通过下面两种方式之一表达,也可能同时用这两种方式表达:(1)利用限定情态功能词(finite modal operator)。例如:你应该知道那个(you should know that);(2)使用谓语的扩展式(expansion of the Predicator),例如:你被认为该知道那个(You’re supposed to know that);我很急着帮忙你( I’m anxious to help them)。

除了通过语气隐喻来扩展意义潜势,“情态的语义域亦可通过语法隐喻来扩展,进一步标示主观取向和客观取向”(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atthiessen 200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 626)。这种“情态取向”(ibid)或Thompson(1996Thompson, Geoff 1996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60)指出的“情态责任”(modal responsibility)能用于检验说话者对于公开表达的态度愿意负多大的责任。以“这肯定是真实的(it is certain (that) that is true)”和“我很肯定这是真实的(I’m certain (that) that is true)”为例,这两句话可能会被当作是叙说同一件事情的自由变体或不同方式,但他们并不是:“这肯定是…(it is certain…)”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取向,而“我很肯定…(I’m certain…)”表达的是说话者的主观判断。取向系统还能进一步对比消息来源(source of conviction)是“显性”的(explicit)还是“隐性”的(implicit)(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Halliday, M. A. K., and Christian Matthiessen 200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 626)。诸如“我认为”(I think)和“我相信”(I believe)之类的词语是显性的,而“你被认为该”(you are supposed to)之类的表达是隐性的。

总而言之,包括言语角色和功能在内的人际隐喻、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这些概念的运用能让我们一探说话者与公众间的社会距离。分析这些概念能帮助解答非典公告的语篇是如何反应机构的社会角色、其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公众间的关系。

3.研究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上述概念来分析澳门三家公共机构所发布的四篇中文公告及其英文翻译,这三家机构分别为澳门卫生局(MHS)、 民政总署(IACM)和澳门博物馆(MOM)。澳门的官方公告通常以中文和葡萄牙文两种官方语言发布。有紧急或是重要事宜需告知国际游客时,相关部门会另外发布英文公告。本文所研究的公告是非典正在澳门周边地区肆虐的特殊时刻所撰写发布的,因此有三语种版本: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在本研究项目的初步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澳门卫生局的一名翻译,得知非典公告首先以中文撰写,再翻译成葡萄牙文和英文。公告及相关警告和指导说明以海报的形式张贴于旅游景点和公园、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同时它们也以手册形式放置于公共建筑、博物馆和边境安检处的出入口供人取读。

本研究仅分析四篇公告的中文和英文版本。葡文版本未纳入的原因有二:本文作者对葡文不够精通,以及本文篇幅有限。

在以下分析中,由澳门卫生局发布的公告及翻译分别简称为ST-MH及TT-MHS。民政总署发布的公告及翻译分别简称为ST-IACM和TT-IACM,澳门博物馆发布的公告及翻译分别简称为ST-MOM和TT-MOM。ICAM是民政总署官方葡语名Instituto para os Assuntos Cívicos e Municipais的缩写。澳门卫生局的源文本包含274个汉字,译文包含161个英文字。民政总署的两篇源文本分别包含18个和90个汉字,译文分别包含24和67个英文字。澳门博物馆的源文本包含280个汉字,译文包含149个英文字。由于民政总署发布的两篇公告比另外两篇短,本研究将两篇合在一起分析,使得三篇公告字数上相当。

图2所示,Halliday的人际功能理论对于本项研究的核心分析模型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本研究基于此模型,试图识别各样本中的人际模式特点,即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情态类型和取向,并分析译文如何翻译这些人际模式。分析过程使用QSR International公司的Nvivo10分析软件标注相关语言特征,并量化比较结果。标注基本单位为主句,因为人际隐喻大多在此层面体现。例如分句“consult a doctor immediately”被标注为四大言语功能之一的“命令”, 这一分句亦被标注为“义务”情态类型,同时在情态责任上也被标注为“隐性”和“客观”取向。因此,在第一阶段,我们首先检视每个分句,并在每个主句中标注本文第2节提到的不同类型的人际特征。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利用Nvivo10来寻找并标注文本中的各类特征类型,再进行一系列的定量比较。这些比较是基于对“覆盖率”的计算,即含有某个人际特征的文本所占的比率。计算方式是某一标注的分句字数占每个文本字数的百分比。由于这三个文本的字数并不相同,覆盖率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某一人际特征在特定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定性分析则是对已识别的分句进行语法分析。

图2.本研究分析架构
图2.

4.对比结果及样本分析

本节将呈现对三篇公告与其翻译样本的对比分析结果,包含对如下语言学特征所做的调查:言语角色、言语功能、情态类型及情态取向。作者希望通过比较这些特征来鉴别出不同语篇内所反映的机构权力。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能呈现所有分析类别下的所有结果。在下文中,作者会呈现一小段分析来阐明研究框架的使用,以及文本分析中的主要特征。在每一段分析当中,作者会依次分析源文本(STs)和译文(TTs),而后进行两者间的比较。

4.1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

图3 展示了源文本中言语角色的分布。在本节中,图中的百分比均代表某言语特征在整句中所占比例,如本文第3节所解释。

图3.源文本中言语功能的对比。各文本所占比例11.请注意文中百分比的计算方法为文本中某功能特征的总字数除以主要小句的总字数。由于文本总字数还包括分句的字数,所以百分比相加总数不会超过100.
图3.

通过对比三篇源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言语功能的“陈述”特征在ST-MOM中最频繁(48.49%),而“命令”特征在ST-MHS中最频繁(64.48%)。“陈述”特征的功能在于提供信息,信息接收者不需要做出回应。相反的,“命令”特征则要求接收者采取行动给予回应。这暗示了“命令”特征的说话者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在交流事件中扮演较权威的角色。由此可见,澳门卫生局的公告使用了最多权威性的语气,这是因为在此文本中具有“命令”功能的小句占比最高。

图4 显示了常用的言语功能“命令”分别在源文本及其译文中所占的覆盖率(即各文本中该言语功能所占比例)。如图4所示,包含“命令”功能特征的小句在三篇源文本及其对应译文中的占比排名相同。此外,在所有译文中包含“命令”功能特征的小句所占比例都比源文本中的要高。这显示了译文中加强“命令”功能的趋势。

图4.源文本及译文中言语功能“命令”特征在各文本中所占比例。
图4.

对材料的定性分析揭示了,译文中“命令”特征所占比例之所以提高与使用的特定翻译方法有关。一种方法是增词法(amplification)。例如,“正确地(properly)”一词被添加到了小句“经常洗手(frequently wash hands)”的译文当中,见例122.本文所举的例子中,为了清楚易见,重点讨论的部分会标以下划线‭。。副词“正确地”暗示了说话者关于对错的判断,因此在小句中投射出更加强的权威性语气。另一种翻译方法是“转换”(conversion)。 “转换”就如同“调换”(transposition) (Vinay and Darbelnet 1995Vinay, Jean-Paul, and Jean Darbelnet 1995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rossref logoGoogle Scholar),是用一种语法范畴代替另一种语法范畴的翻译方法,例如将动词翻译成名词。此处我们用一种隐含的意义来解释“转换”的概念,即将一种特殊的言语功能特征或语篇范畴转换成为另一种言语功能或语篇范畴,这会导致语篇投射产生变化。例如,在例2中,小句“CDC特发出下列指引”在ST-MHS中的功能是提供行为准则。然而,在译文中动词“建议”(advise)传递了命令口吻,即使这个小句不是祈使句而是陈述句,。

(1)
ST:

经常洗手。 (ST-MHS)

TT:

Wash hands properly and frequently

逐字翻译:

正确地并经常地洗手。

(2)
ST:

对于邻近地区目前不断发生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个案,为预防有关疾病在本澳发生及传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特发出下列指引。 (ST-MHS)

TT:

In view of an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our neighbouring areas, CD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dvises institutions and general public on the follow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occurrence and spreading of mentioned infectious disease.

逐字翻译:

有鉴于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状在我们邻近地区爆发,CD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机构和公众如下预防措施来防止上述传染性疾病的出现和传播。

4.2情态类型和取向

如2.2节提到的,情态类型主要分为两种:情态化和意态化。意态作为非常重要的参量表明了三个机构的社会地位,其中“义务”特征可以表明说话者的威权程度,而“意愿”特征则反映了说话者做某事情或提供某种服务的意愿。从语言学特征上看,“义务”与言语功能中的“命令”功能相关,“意愿”则与“提供”功能相关。这些关系都反映在三篇源文本中情态类型的对比结果(见图5)。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义务”在ST-MHS中使用最频繁(63.86%),在ST-MOM中最不频繁(21.77%),与此结果相对应的是“命令”功能特征在ST-MHS中使用最频繁(64.48%),在ST-MOM中最不频繁(15.52%)。虽然百分比不完全相同,但是顺位是相同的。

在分析图4时,我们看到三个译文中“命令”特征所占比例都比源文本高,而此处的结果也是相似的,即“义务”功能特征在译文中占比也较源文本高。澳门卫生局公告中,义务特征所占比例由63.86%增至86.18%;民政总署公告中,由49.65%增至57.51%;澳门博物馆公告中,由21.77%增至33.96%。对源文本和译文的定性分析表明译文中义务功能特征比例增加的原因与增词法的使用有紧密关联。

图5.源文本间不同情态类型在各文本中所占比例
图5.
图6.源文本和译文中情态类型“意愿”功能文字在各文本中所占比例
图6.

图6展现的是情态类型,其翻译模式与之前提到的略有不同。此前对“义务”的分析表明其覆盖率在译文中有所增加,但“意愿”言语功能频率在澳门卫生局和澳门博物馆发布的这两篇公告中都下降了。在TT-MHS中,从21.97%下降至0%;在TT-MOM中从42.26%下降至33.24%。主要原因可能是言语功能从“提议”转换到“命令”,如例2所示。另一个原因是内容的省略,如例3中加入了“命令”功能,而省略了中文小句的后半段(已加大馆内抽气机强度)。

(3)
ST:

为确保博物馆内有空气流通,已加大馆内抽气机强度。(ST-MOM)

TT:

Maintain good indoor ventilation.

逐字翻译:

确保良好室内通风。

但是在第三个文本TT-IACM中,表“意愿”言语功能的频率增加了一倍,从原本的11.81%增加到28.88%,这与该文本中“提议”言语功能上升的覆盖率一致。

情态取向里的主观特点表明说话者愿意做出的承诺。主观取向覆盖率愈高,表明说话者想要实现承诺的决心愈大。通过对比三篇源文本,我们发现ST-MOM中出现主观取向的频率最高,达43.75%(见图7),这表明澳门博物馆通过在提供预防非典措施的句子中运用主观取向,来积极响应澳门卫生局的工作指导。例如,例4使用主动语态引出情态动词‘建议’的主语,以此表明给出建议和表达态度的是博物馆。

(4)
ST:

为预防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感染,本馆建议参观者自备口罩,并多洗手。(ST-MOM)

反之,ST-IACM的作者却尽可能避免主观性。民政总署似乎想要在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公正且疏远的形象。例5向我们展示了通过运用被动语态,省略“重罚”这一动作的实施者来减少承诺的主观性。

(5)
ST:

随地吐痰可引致传染散播,同时可被重罚。(ST-IACM)

TT:

Spitting can cause diseases transmission. Violator[s] will be severely fined.

逐字翻译:

吐痰能引发疾病传播。违者将重罚。

主观性情态导向的特点在三篇译文中都得到了强化(见图7)。民政总署公告的翻译尤为明显,在其翻译中使用主观性小句的比例几乎是源文本的三倍,译文中占28.88%,源文本中占11.81%。译文中再次使用了转换的翻译法。此处转换的语篇范畴是情态取向,例如,由客观转换到主观情态取向。正如例6所展示的,源文本没有主语,是一句客观情态类型的小句。但是在翻译成英语时,第一人称复数主语的身份被放回在小句子中,因此说话者承认这个陈述是个人态度的投射,即表明了说话者愿意接受此陈述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可能也与中英语言系统不同有关。尽管中文被视为一种话题突出语言(Li and Thompson 1976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Subject and Topic, ed. by Charles N. Li, 457–489. London: Academic Press.Google Scholar;1981 1981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Google Scholar),但句子的主语常常被省略,尤其是在对话当中,而英文中这种现象十分罕见。

图7.源文本和译文中说话者承诺(主观情态取向)在各文本中所占比例
图7.
(6)
ST:

不便之处,敬希见谅。(ST-IACM)

TT:

We are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s caused.

逐字翻译:

我们对于任何引起的不便感到抱歉。

另外,情态取向中显性和隐性的分类与消息来源有关。我们的结果显示ST-MOM中出现隐形来源的频率最高,达到85.83%(ST-IACM为85.07%,ST-MOM为75%)。ST-MOM中出现显性来源的频率最高,达10.43%(ST-IACM和ST-MOM均为0%)。一般认为澳门卫生局拥有医疗服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因而有制定关于疾病防控条例的地位。反之,澳门博物馆受澳门卫生局、民政总署等政府机构监督,尤其是在非典时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提供疾病防治措施方面,澳门博物馆以显性方式直接引用卫生局的权威。(见例7)

(7)
ST:

按澳门卫生局的指引,本馆对于预防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采取以下措施。(澳门博物馆)

T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Macao Health services, the Museum is tak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gainst th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llness.

逐字翻译:

按澳门卫生局的指引,本博物馆采取以下措施来预防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以上提到的情态取向特征在译文中也都呈现加强的趋势。在TT-MHS中发现的消息来源比ST-MHS更隐性,而在TT-MOM中更显性。以4.1节里的例2为例,澳门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澳门卫生局的下属机构,其身份由小句的主语立刻显现出来,不需要单独一个小句表明这句话的来源。译文中隐性来源的比例增加主要原因是小句内容的增译,译者对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了更多信息。从澳门博物馆公告中选取的例7展示了澳门卫生局作为上级主管机构是如何在博物馆公告的源文本中被显性引用,又如何通过使用一个单独的从句忠实地在翻译中强调出来。

综上所述,三篇文本展示了在言语功能、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方面不同的人际关系。澳门卫生局的公告倾向于使用“命令”的言语功能、“义务”的情态类型和隐性的情态取向。澳门博物馆更常使用“陈述”和“提议”的言语功能、“意愿”的情态类型和主观且显性的情态取向。民政总署的公告就这些语言指标参数来讲更像是扮演了一个中间传话人的角色。在所有译文中,每个公告的主要语言特征都得到了加强,译文中增词法和转换法的使用也体现在不同的语篇范畴中,如:言语功能和情态取向。

5.总结讨论:语篇背后的权力

以上所有语法分析的假设是来自Halliday(1994 199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Google Scholar,70)的观点:“语言的作用仅仅是为了实现非语言的目的。”本研究中的非语言目的是与语篇背后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正如Fairclough在这篇文章的引言中所讲述的,我们可以通过话语秩序和社会秩序来探究话语背后的权力。以下我们将讨论话语背后的权力与我们的研究发现之间的关系。

5.1非典公告语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根据Fairclough(1989Fairclough, Norman 1989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Google Scholar1992 1992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Google Scholar),本研究中的非典公告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因为是这些公告不是随机产生的,也不是社会中真空的产物,而是由于非典在亚洲的爆发而产生的,特别是在大中华地区。同时这些公告的产生受到情境、机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尽管那时候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根据报道,非典病毒主要通过空气和水传播,而良好的卫生环境可以阻止该疾病的传播。为了使公众意识到采取措施预防疾病传播的重要性,澳门卫生局作为政府机关带头撰写并发布了这些通告,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在预防疾病事宜上提供服务和建议,并协调各个医疗机构为澳门民众的健康与卫生提供服务。另一个政府机关民政总署也随之要求民众必须采取预防行动,并且警告民众“违者将重罚”。澳门博物馆作为政府文化机构,引述了澳门卫生局关于采取预防措施的指示,表现对其强烈支持。因此,社会结构塑造了语篇,而语篇也反映了机构的声音,以及“这些机构撰写和传播带有机构价值、意义和立场的语篇的能力”(Mayr 2008Mayr, Andrea 2008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Google Scholar,1)。

5.2非典公告语篇反应社会关系

我们对非典语篇中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的分析结果显示澳门卫生局的公告大多使用“命令”功能来要求公众,而澳门博物馆则大多使用“陈述”功能。民政总署的公告则介于二者之间,包含“命令”和“陈述”两种功能。这一发现与这三个机构在澳门的社会地位相符合。尽管都是政府机构,但澳门卫生局部和民政总署分属于社会事务部和行政法务部下面的机构,而澳门博物馆则是文化局底下部门管辖的机构。此外,澳门博物馆完全不是健康与卫生方面的权威。这个观察结果让我们想到批判性话语分析里的“互文性”这一概念,即语篇“总是与其它语篇联系在一起,不只是先前产生的,也可以是同时或者随后产生的”(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Fairclough, Norman, and Ruth Wodak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ed. by Teun A. Van Dijk, 258–284. London: Sage.Google Scholar,276)。互文性也有助于解释社会关系,或交流事件的关系。例如,澳门博物馆在公告的开头说“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的指引,本館對於預防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採取以下措施”,这个声明不仅与澳门卫生局发布的措施联系在一起,也表明了其从属地位,及其配合其他两个政府机构的意愿。对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的分析结果可以进一步确认以上观点。在澳门卫生局发布的源文本和译文中,“义务”功能出现最为频繁,而在澳门博物馆发布的源文本和译文中,“意愿”功能出现最为频繁。这说明了由澳门卫生局发布的公告具有更高的权威,而澳门博物馆表明它愿意支持并且采取措施来抗击非典。

另一个有意思的焦点是澳门卫生局与民政总署的关系,二者在澳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平等。前者是健康与卫生方面的专家,后者的角色类似市议会,负责组织管理各种公共活动。一般情况下,在社会事件及在向地方民众说明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组织的活动上,民政总署表现得更为积极。然而在非典危机中,民政总署显然不是疾病预防领域的权威机构,但是由其所撰写的公告与澳门博物馆的不同,并没有参考和依从由澳门卫生局所公布的指令说明,而是试图充分发挥其权力,如,“民政总署严禁民众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引发疾病传播,违者将重罚。”最后一小句虽然是陈述功能,无疑是对吐痰后果的严重警告,而不是一则信息。通过语篇,包括澳门卫生局和民政总署在内的权势机构,可以在这次特殊的交流事件中集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属机构(如澳门博物馆)和教育机构通过响应权威机构的指导方针从而表明自己认同现行的社会秩序。这个语篇现象与Mayr(2008Mayr, Andrea 2008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Google Scholar,14)的观点一致,即“霸权作为一种权力实践,主要是通过语言运作的:人们之所以同意某种权力的形式是因为制造语篇的主导文化团体将这些形式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们发现非典公告的译文对于加强机构权力和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命令”和“义务”功能的覆盖率在三篇分析的语篇中都增加了。这表明翻译加强了权威部门的声音。翻译也强调了在这个交际事件中机构间的关系。如例7就很恰当地展示了对于源文本的忠实翻译可以重申澳门博物馆在非典危机中的配角角色,而在例2和5中,译文稍微改动了情态助词就加强了澳门卫生局和民政总署的社会地位。例子2的源文本是,澳门卫生局“特發出下列指引”,译文是“advise institution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e follow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建议机构和公众如下预防举措)。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民政总署的公告中发现,源文本是“隨地吐痰可引致傳染散播,同時可被重罰”。中文词“可”等同于英文的情态动词“may”或者“can”,表明可能性。英文版本中使用了一个更加坚定的情态助词“will”(将)(“Violators will be severely fined”(违者将重罚))。这些译文中所作的选择加强了这些机构的社会角色,巩固了机构之间以及机构与公众的关系。

5.3非典公告反映社会变化

此外,尚未讨论到的一点是非典公告以英文发布。英文不是澳门的官方语言,因此政府机构发布的多数通知并不以英文撰写,仅使用中文和葡萄牙文这两种官方语言。然而有趣的是,英文在非典型性肺炎的公告中成为一个重要语言。为什么英文在这一语篇事件中如此重要?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涉及到通用语,更涉及到澳门的社会变化。澳门曾受葡萄牙统治超过400年(1557–1999)。葡萄牙文在澳门基本法中被定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使用于所有政府文件中。然而,随着澳门市场对外开放,澳门吸引了大量来自邻国以及全球的投资者,英文因而成为许多企业和机构的工作语言。此外,随着外来投资增长,以及移民、外国劳动力和数千万游客涌入澳门,英语成为了日常交流中最常用的语言之一。

6.结语

总而言之,本研究结合了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探索语篇和权力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应用了这些概念来检验澳门三个机构发布的非典公告,分析重点为言语角色、言语功能,情态类型以及情态取向。研究结果印证了我们的假设,即公告产生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反映并解释了机构的社会角色、机构间的关系,以及机构与公众的关系(见5.2中的例子)。这些公告中的语篇也是澳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一种功能使用,因此更加揭示了语篇背后的权力。翻译作为语篇实践的一种形式,受到社会文化状态影响,也强化跨语言的权力。本研究对澳门公告翻译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此情境下权力传播的方式。

然而,我们意识到本研究有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分析所用的材料规模相对较小,将定量和定性比较结合的方法仍处于试验阶段,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改善;篇幅限制也使本篇难以引用更多例证。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我们相信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通过对语言模式和翻译转移的分析,将社会语境包含在内。我们希望本研究对使用语篇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翻译研究有所贡献。

致谢

本次研究由澳门大学支持【授权号:MYRG103(Y1-L2)- FSH12; MYRG2015-00234-FAH】。本研究是笔者的研究项目“对翻译研究的功能方法:理论和应用”中期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注释

1.请注意文中百分比的计算方法为文本中某功能特征的总字数除以主要小句的总字数。由于文本总字数还包括分句的字数,所以百分比相加总数不会超过100.
2.本文所举的例子中,为了清楚易见,重点讨论的部分会标以下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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