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

Halliday讨论语言在说话者或作者以及听众的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将小句视为一种交换（exchange）：“说话过程中，说话者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话语角色，与此同时也给听话者指定了一个互补角色，并预期对方在回应时能扮演（1994，68–105）。为了在语法方面做出有帮助的陈述，Halliday将所有人际互动分成两种基本言语角色类型：（1）给予（giving）；（2）需求(demanding)。与给予/需求关系交错的是另一种依交换物本质而定的区分方式，即（a）商品-服务(goods-&-service)；或是（b）信息(information)。两种区分方式同样重要，而这两组变量合在一起就定义了四种主要的言语功能：提议，命令，陈述和提问（见图1）：“这些功能依次与一系列的预期回应相配对：接受提议，执行命令，理解陈述和回答问题”（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10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使用语法上的陈述小句来表达对商品-服务的需求，如：“你最好进来”（Thompson，1996，40）。言语功能的语义系统可以再详尽通过语气隐喻 (metaphors of mood) 进一步解释，而语气隐喻应与情态的概念一起理解。

2.2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

情态是每个言语角色归一性（polarity）（是/不是，做/不做）的中间地段。Halliday(1994, 88–99) 将情态分为两类：若交换物是信息，则称其为“命题”（proposition）；若交换物为物品和服务时，则称其为“提议”（proposal）。第一类情态叫做情态化（modalization），第二类则叫做意态化（modulation）。命题和提议作为语气隐喻的两种类型，以投射小句复合体（clause nexus of projection）的形式实现(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630)。在一个命题中，归一性间存在着两种中间的可能性：或然性（probability）和经常性（usuality）。因此，情态化有两个子类别。而在一个提议中，也存在两种中间的可能性：义务（obligation）和意愿（inclination）。因此，意态化也存在两个子类别。义务和意愿可能通过下面两种方式之一表达，也可能同时用这两种方式表达：（1）利用限定情态功能词（finite modal operator）。例如：你应该知道那个（you should know that）；（2）使用谓语的扩展式（expansion of the Predicator），例如：你被认为该知道那个（You’re supposed to know that）；我很急着帮忙你（ I’m anxious to help them）。

除了通过语气隐喻来扩展意义潜势，“情态的语义域亦可通过语法隐喻来扩展，进一步标示主观取向和客观取向”(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626)。这种“情态取向”(ibid)或Thompson(1996，60)指出的“情态责任”（modal responsibility）能用于检验说话者对于公开表达的态度愿意负多大的责任。以“这肯定是真实的（it is certain (that) that is true）”和“我很肯定这是真实的（I’m certain (that) that is true）”为例，这两句话可能会被当作是叙说同一件事情的自由变体或不同方式，但他们并不是：“这肯定是…（it is certain…）”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取向，而“我很肯定…（I’m certain…）”表达的是说话者的主观判断。取向系统还能进一步对比消息来源（source of conviction）是“显性”的（explicit）还是“隐性”的（implicit）(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626)。诸如“我认为”(I think)和“我相信”（I believe）之类的词语是显性的，而“你被认为该”（you are supposed to）之类的表达是隐性的。

总而言之，包括言语角色和功能在内的人际隐喻、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这些概念的运用能让我们一探说话者与公众间的社会距离。分析这些概念能帮助解答非典公告的语篇是如何反应机构的社会角色、其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公众间的关系。

4.1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

图3 展示了源文本中言语角色的分布。在本节中，图中的百分比均代表某言语特征在整句中所占比例，如本文第3节所解释。

通过对比三篇源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言语功能的“陈述”特征在ST-MOM中最频繁（48.49%），而“命令”特征在ST-MHS中最频繁（64.48%）。“陈述”特征的功能在于提供信息，信息接收者不需要做出回应。相反的，“命令”特征则要求接收者采取行动给予回应。这暗示了“命令”特征的说话者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在交流事件中扮演较权威的角色。由此可见，澳门卫生局的公告使用了最多权威性的语气，这是因为在此文本中具有“命令”功能的小句占比最高。

图4 显示了常用的言语功能“命令”分别在源文本及其译文中所占的覆盖率（即各文本中该言语功能所占比例）。如图4所示，包含“命令”功能特征的小句在三篇源文本及其对应译文中的占比排名相同。此外，在所有译文中包含“命令”功能特征的小句所占比例都比源文本中的要高。这显示了译文中加强“命令”功能的趋势。

对材料的定性分析揭示了，译文中“命令”特征所占比例之所以提高与使用的特定翻译方法有关。一种方法是增词法(amplification)。例如，“正确地（properly）”一词被添加到了小句“经常洗手（frequently wash hands）”的译文当中,见例122.本文所举的例子中，为了清楚易见，重点讨论的部分会标以下划线‭。。副词“正确地”暗示了说话者关于对错的判断，因此在小句中投射出更加强的权威性语气。另一种翻译方法是“转换”（conversion）。 “转换”就如同“调换”(transposition) （Vinay and Darbelnet 1995），是用一种语法范畴代替另一种语法范畴的翻译方法，例如将动词翻译成名词。此处我们用一种隐含的意义来解释“转换”的概念，即将一种特殊的言语功能特征或语篇范畴转换成为另一种言语功能或语篇范畴，这会导致语篇投射产生变化。例如，在例2中，小句“CDC特发出下列指引”在ST-MHS中的功能是提供行为准则。然而，在译文中动词“建议”（advise）传递了命令口吻，即使这个小句不是祈使句而是陈述句，。

4.2情态类型和取向

如2.2节提到的，情态类型主要分为两种：情态化和意态化。意态作为非常重要的参量表明了三个机构的社会地位，其中“义务”特征可以表明说话者的威权程度，而“意愿”特征则反映了说话者做某事情或提供某种服务的意愿。从语言学特征上看，“义务”与言语功能中的“命令”功能相关，“意愿”则与“提供”功能相关。这些关系都反映在三篇源文本中情态类型的对比结果（见图5）。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义务”在ST-MHS中使用最频繁（63.86%），在ST-MOM中最不频繁（21.77%），与此结果相对应的是“命令”功能特征在ST-MHS中使用最频繁（64.48%），在ST-MOM中最不频繁（15.52%）。虽然百分比不完全相同，但是顺位是相同的。

在分析图4时，我们看到三个译文中“命令”特征所占比例都比源文本高，而此处的结果也是相似的，即“义务”功能特征在译文中占比也较源文本高。澳门卫生局公告中，义务特征所占比例由63.86%增至86.18%；民政总署公告中，由49.65%增至57.51%；澳门博物馆公告中，由21.77%增至33.96%。对源文本和译文的定性分析表明译文中义务功能特征比例增加的原因与增词法的使用有紧密关联。

图6展现的是情态类型，其翻译模式与之前提到的略有不同。此前对“义务”的分析表明其覆盖率在译文中有所增加，但“意愿”言语功能频率在澳门卫生局和澳门博物馆发布的这两篇公告中都下降了。在TT-MHS中，从21.97%下降至0%；在TT-MOM中从42.26%下降至33.24%。主要原因可能是言语功能从“提议”转换到“命令”，如例2所示。另一个原因是内容的省略，如例3中加入了“命令”功能，而省略了中文小句的后半段（已加大馆内抽气机强度）。

但是在第三个文本TT-IACM中，表“意愿”言语功能的频率增加了一倍，从原本的11.81%增加到28.88%，这与该文本中“提议”言语功能上升的覆盖率一致。

情态取向里的主观特点表明说话者愿意做出的承诺。主观取向覆盖率愈高，表明说话者想要实现承诺的决心愈大。通过对比三篇源文本，我们发现ST-MOM中出现主观取向的频率最高，达43.75%（见图7），这表明澳门博物馆通过在提供预防非典措施的句子中运用主观取向，来积极响应澳门卫生局的工作指导。例如，例4使用主动语态引出情态动词‘建议’的主语，以此表明给出建议和表达态度的是博物馆。

反之，ST-IACM的作者却尽可能避免主观性。民政总署似乎想要在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公正且疏远的形象。例5向我们展示了通过运用被动语态，省略“重罚”这一动作的实施者来减少承诺的主观性。

主观性情态导向的特点在三篇译文中都得到了强化（见图7）。民政总署公告的翻译尤为明显，在其翻译中使用主观性小句的比例几乎是源文本的三倍，译文中占28.88%,源文本中占11.81%。译文中再次使用了转换的翻译法。此处转换的语篇范畴是情态取向，例如，由客观转换到主观情态取向。正如例6所展示的，源文本没有主语，是一句客观情态类型的小句。但是在翻译成英语时，第一人称复数主语的身份被放回在小句子中，因此说话者承认这个陈述是个人态度的投射，即表明了说话者愿意接受此陈述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可能也与中英语言系统不同有关。尽管中文被视为一种话题突出语言（Li and Thompson 1976;1981）,但句子的主语常常被省略，尤其是在对话当中，而英文中这种现象十分罕见。

另外，情态取向中显性和隐性的分类与消息来源有关。我们的结果显示ST-MOM中出现隐形来源的频率最高，达到85.83%(ST-IACM为85.07%，ST-MOM为75%)。ST-MOM中出现显性来源的频率最高，达10.43%(ST-IACM和ST-MOM均为0%)。一般认为澳门卫生局拥有医疗服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因而有制定关于疾病防控条例的地位。反之，澳门博物馆受澳门卫生局、民政总署等政府机构监督，尤其是在非典时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提供疾病防治措施方面，澳门博物馆以显性方式直接引用卫生局的权威。（见例7）

以上提到的情态取向特征在译文中也都呈现加强的趋势。在TT-MHS中发现的消息来源比ST-MHS更隐性，而在TT-MOM中更显性。以4.1节里的例2为例，澳门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澳门卫生局的下属机构，其身份由小句的主语立刻显现出来，不需要单独一个小句表明这句话的来源。译文中隐性来源的比例增加主要原因是小句内容的增译，译者对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了更多信息。从澳门博物馆公告中选取的例7展示了澳门卫生局作为上级主管机构是如何在博物馆公告的源文本中被显性引用，又如何通过使用一个单独的从句忠实地在翻译中强调出来。

综上所述，三篇文本展示了在言语功能、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方面不同的人际关系。澳门卫生局的公告倾向于使用“命令”的言语功能、“义务”的情态类型和隐性的情态取向。澳门博物馆更常使用“陈述”和“提议”的言语功能、“意愿”的情态类型和主观且显性的情态取向。民政总署的公告就这些语言指标参数来讲更像是扮演了一个中间传话人的角色。在所有译文中，每个公告的主要语言特征都得到了加强，译文中增词法和转换法的使用也体现在不同的语篇范畴中，如：言语功能和情态取向。

5.1非典公告语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根据Fairclough（1989；1992），本研究中的非典公告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因为是这些公告不是随机产生的，也不是社会中真空的产物，而是由于非典在亚洲的爆发而产生的，特别是在大中华地区。同时这些公告的产生受到情境、机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尽管那时候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根据报道，非典病毒主要通过空气和水传播，而良好的卫生环境可以阻止该疾病的传播。为了使公众意识到采取措施预防疾病传播的重要性，澳门卫生局作为政府机关带头撰写并发布了这些通告，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在预防疾病事宜上提供服务和建议，并协调各个医疗机构为澳门民众的健康与卫生提供服务。另一个政府机关民政总署也随之要求民众必须采取预防行动，并且警告民众“违者将重罚”。澳门博物馆作为政府文化机构，引述了澳门卫生局关于采取预防措施的指示，表现对其强烈支持。因此，社会结构塑造了语篇，而语篇也反映了机构的声音，以及“这些机构撰写和传播带有机构价值、意义和立场的语篇的能力”（Mayr 2008，1）。

5.2非典公告语篇反应社会关系

我们对非典语篇中言语角色和言语功能的分析结果显示澳门卫生局的公告大多使用“命令”功能来要求公众，而澳门博物馆则大多使用“陈述”功能。民政总署的公告则介于二者之间，包含“命令”和“陈述”两种功能。这一发现与这三个机构在澳门的社会地位相符合。尽管都是政府机构，但澳门卫生局部和民政总署分属于社会事务部和行政法务部下面的机构，而澳门博物馆则是文化局底下部门管辖的机构。此外，澳门博物馆完全不是健康与卫生方面的权威。这个观察结果让我们想到批判性话语分析里的“互文性”这一概念，即语篇“总是与其它语篇联系在一起，不只是先前产生的，也可以是同时或者随后产生的”（Fairclough and Wodak 1997，276）。互文性也有助于解释社会关系，或交流事件的关系。例如，澳门博物馆在公告的开头说“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的指引，本館對於預防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採取以下措施”，这个声明不仅与澳门卫生局发布的措施联系在一起，也表明了其从属地位，及其配合其他两个政府机构的意愿。对情态类型和情态取向的分析结果可以进一步确认以上观点。在澳门卫生局发布的源文本和译文中，“义务”功能出现最为频繁，而在澳门博物馆发布的源文本和译文中，“意愿”功能出现最为频繁。这说明了由澳门卫生局发布的公告具有更高的权威，而澳门博物馆表明它愿意支持并且采取措施来抗击非典。

另一个有意思的焦点是澳门卫生局与民政总署的关系，二者在澳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平等。前者是健康与卫生方面的专家，后者的角色类似市议会，负责组织管理各种公共活动。一般情况下，在社会事件及在向地方民众说明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组织的活动上，民政总署表现得更为积极。然而在非典危机中，民政总署显然不是疾病预防领域的权威机构，但是由其所撰写的公告与澳门博物馆的不同，并没有参考和依从由澳门卫生局所公布的指令说明，而是试图充分发挥其权力，如，“民政总署严禁民众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引发疾病传播，违者将重罚。”最后一小句虽然是陈述功能，无疑是对吐痰后果的严重警告，而不是一则信息。通过语篇，包括澳门卫生局和民政总署在内的权势机构，可以在这次特殊的交流事件中集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属机构（如澳门博物馆）和教育机构通过响应权威机构的指导方针从而表明自己认同现行的社会秩序。这个语篇现象与Mayr（2008，14）的观点一致，即“霸权作为一种权力实践，主要是通过语言运作的：人们之所以同意某种权力的形式是因为制造语篇的主导文化团体将这些形式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们发现非典公告的译文对于加强机构权力和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命令”和“义务”功能的覆盖率在三篇分析的语篇中都增加了。这表明翻译加强了权威部门的声音。翻译也强调了在这个交际事件中机构间的关系。如例7就很恰当地展示了对于源文本的忠实翻译可以重申澳门博物馆在非典危机中的配角角色，而在例2和5中，译文稍微改动了情态助词就加强了澳门卫生局和民政总署的社会地位。例子2的源文本是，澳门卫生局“特發出下列指引”，译文是“advise institution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e follow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建议机构和公众如下预防举措)。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民政总署的公告中发现，源文本是“隨地吐痰可引致傳染散播，同時可被重罰”。中文词“可”等同于英文的情态动词“may”或者“can”，表明可能性。英文版本中使用了一个更加坚定的情态助词“will”（将）（“Violators will be severely fined”（违者将重罚））。这些译文中所作的选择加强了这些机构的社会角色，巩固了机构之间以及机构与公众的关系。

5.3非典公告反映社会变化

此外，尚未讨论到的一点是非典公告以英文发布。英文不是澳门的官方语言，因此政府机构发布的多数通知并不以英文撰写，仅使用中文和葡萄牙文这两种官方语言。然而有趣的是，英文在非典型性肺炎的公告中成为一个重要语言。为什么英文在这一语篇事件中如此重要？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涉及到通用语，更涉及到澳门的社会变化。澳门曾受葡萄牙统治超过400年（1557–1999）。葡萄牙文在澳门基本法中被定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使用于所有政府文件中。然而，随着澳门市场对外开放，澳门吸引了大量来自邻国以及全球的投资者，英文因而成为许多企业和机构的工作语言。此外，随着外来投资增长，以及移民、外国劳动力和数千万游客涌入澳门，英语成为了日常交流中最常用的语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