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Holmes([1972] 2000) 提出描述翻译研究（TS）领域的地图时，把一个叫做翻译政策的小分支也列入其中。自那以后，尽管有些学者版本的翻译地图中省略了这一概念（Chesterman 2009, 14)，但翻译政策时不时地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中出现（如Krouglov 1997; Diaz Fouces 2002），甚至在《翻译研究手册》（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第二卷中也有对该主题提出精辟讨论的条目（Meylaerts 2011a）。因此，对翻译政策的研究即使不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但成为该学科的一部分也有段时间了。然而，研究翻译政策的学者在试图确定他们研究现象的确切性质时，可能会面临概念上的挑战。当把“政策”和“翻译”这两个众所周知的模糊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Meylaerts (2011a, 163)也证实了这样的困难是真实存在的。

本文将以Meylaerts提出的概念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见解，以发展翻译政策的概念。当一个学科中的相关概念能得到清楚定义时，对该学科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对翻译学者来说，发展翻译政策这一概念也应该是有益的，原因是翻译政策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与更广泛的问题有关，即在面对语言多样化人群时采取什么方法最好。既然民主社会在公民参与和公民认同方面采纳了平等这一理念，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疑问：在政府充分参与到交流和解决公民需求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是什么(甚至应该是什么)。因此，对翻译政策的研究可以帮助探究语言、融合和社会平等间的关系(166)。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翻译政策概念，而是试图展现一种对于翻译政策的理解，能在参与和认同上有助于实现具体研究目标。为了说明这一对翻译政策的理解如何应用于强调包容和非歧视问题的描述性范式中，本文将介绍苏格兰地方政府的翻译政策。

2.定义翻译政策

尽管“翻译政策”一词几十年前就出现了，但在翻译研究中这仍是个问题，因为许多作者用它来指代许多不同的东西，从而导致它可能失去一些效力。Meylaerts (2011a) 指出翻译学者对翻译政策有如下理解：译者在翻译时使用的策略；对翻译及译员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学术性建议；控制有待翻译的文本类型、时机及范围的因素；主管翻译的政府或行政机构的管理行为；控制公共领域内翻译的法律规定；非官方机构在特定场合对翻译的（不）推广行为。因此，在翻译研究中，‘政策’一词已然成为一个“雨伞术语”，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几乎没有任何概念性剩余价值”（163）。如果“政策”一词几乎不带有“剩余价值”，它对于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就毫无帮助，例如帮助更好地理解翻译在公民参与中的角色。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此研究领域中继续前进，我们就应重新讨论这个概念，并寻找一个在方法上更健全、在概念上更有价值的定义。

Meylaerts曾试图重新定义，她建议将翻译政策定义为“为规范适用于教育及交流的语言使用而设置的一系列法规，交流一词包含了法律事务、政治机构、传媒、行政领域的语言” (2011b, 744)。她进一步表示“相对不正式的场合也同样有政策，但通常结构性更差且方式更加复杂”(Meylaerts 2011a, 167)。因此针对非正式场合的翻译政策的研究空间也同样存在。

Meylaerts提出的定义是一大进步，但可能还需要扩展。要理解这一观点，我们需要退一步以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政策”。研究“政策”的一个内在挑战是，虽然研究对象难以界定，但是政策分析者通常将政策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并假设每个人或多或少知道它是什么(Jenkins 2007, 23)。在一项对定义政策的介绍性文本的调查中，Jenkins追溯了人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23–25）。他从一个1968年的定义开始分析，这个定义包含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决策和行为，这些决策和行为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需要大量的思考和时间去理解。之后他继续分析，直到一个2005年的定义。这个定义设想了一个复杂、宽泛、内隐而又外显的现象，它存在于贯穿许多不同情况的持续性过程中，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可以是关于行为也可以是无关行为的，且通常是由一系列持续的、不协调的行为引起的 (同上)。Jenkins注意到“‘我们所谓的政策’是一个多元的现象，包含了各种场景下的各类体制形式和实践”（26）。这类对政策的理解能够使许多行动者和场景被研究学者注意到，但可能会过于宽泛而难以研究。

翻译政策如果理解为“一个多元的现象，包含了各种场景下的各类[与翻译相关的]体制形式和实践”可能会过于空泛，不具备任何剩余价值。因此，借鉴其他学科如何理解政策或许会有所帮助。与这个问题尤其相关的学科似乎是语言政策，因为翻译基本上脱离不了语言。毫不奇怪的是，语言政策本身同样极难定义，也没有任何一个定义能够获得普遍认可(O’Rourke and Castillo 2009, 34)。“语言政策”这一术语同时与其他术语相互竞争，如“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及 “语言治理”(language governance)等(Walsh 2012, 324)。虽然每个术语都有一定的细微差别，但是它们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且互相之间的边界常常模糊不定。因此，像“语言政策”这样的术语混乱不堪，因为它在不同的圈子里会代表不同的意思 (Phillipson 2003, 17–18)。

“语言政策”这个术语可以涵盖相当广范围的概念，而许多学者试图给出不同的定义来确认这个术语。例如，Tollefson (1991, 16) 使用了批判性的方法，他认为语言政策可以理解为“作为区分社会群体（阶层）的语言制度化”。接着Schiffman (1996, 5) 提出语言政策是一个广泛的、决策性的概念，“建立在语言的文化上，也就是关于语言的行为、假想、文化形式、成见、民俗信念系统、态度、刻板印象、思考方式、以及与某一特定语言有关的宗教历史环境”（参见Schiffman 2006, 112)。

在各类理解中，11.关于“语言政策”的理解是如何在语言政策学科中逐步成形的，详细概要参见Jernudd和Nekvapil（2012）的著作。 Spolsky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定义。他提出语言政策是一个包含了语言实践、语言信念，以及语言管理的概念(Spolsky 2004, 5)。语言实践指的是“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对其语言的实际实践”22.Spolsky对“言语群体”一词的定义是“那些共享一个交流网络的人”（2009，2）。他所提出的另一个术语 “语言群体”指的是“所有那些说一个特定种类语言的人”（同上）。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有时并不显著。(Spolsky 2012, 5)。一个语言实践的例子是美国人将马路边的小道叫做“边道”（sidewalk）(Spolsky 2004, 9)。语言信念指的是“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加诸于每个语言变体和变异之上的价值观，及其对价值观重要性的信念”(Spolsky 2012, 5)。一个语言信念的例子是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因融入了土著语而腐败（23）。语言管理指的是“一个语言社区中的某些成员为改变社区内的其他成员的语言实践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人有权或者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5）。有些人将Spolsky的语言管理称作“语言规划”，虽然这个说法也可能令人困惑(Spolsky 2009, 4–5)。一个语言管理（或规划）的例子是，一部成文宪法将阿尔巴尼亚语规定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Spolsky 2004, 12)。以下观察强调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要产生实质性的效果，语言管理必须与语言实践和信念保持一致（222）。

Spolsky的定义非常有用，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这个定义强调了语言政策存在于“高度复杂、相互作用、动态的环境下，其中的任何变动都会对其它部分造成相互关联的影响(和成因)”（6）。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个定义让研究者能够更多地关注这三个宽泛且相互关联的概念中的任意一个，同时也认可另外两者的存在和相关性。第三，这个定义允许在探究语言管理、实践和信念时不用在三者之间划出绝对的界限。第四，这个定义广得足够容纳对许多不同的问题的探讨，像是如Tollefson和Schiffman等人都有效地提出过的问题，其中包括权力关系和语言文化。基于这四个原因，我将Spolsky对语言政策的理解作为主要依据。

这种对语言政策的理解是一个理论的核心，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不仅认为语言政策是由语言信念、管理和实践所组成，并且还认为语言政策在特定的场域中起作用（39–41）。Spolsky借用了Joshua Fishman提出的场域概念。Fishman认为研究语言选择最好的方式就是研究特定的场域（42）。场域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背景，可以用三个关键标准来界定：地点、参与者及主题。场域有很多可能性，包括：家庭、教堂、社区、学校、活动团体、司法系统、医疗机构、军队、政府、国际组织等。例如，在家庭场域下，地点是家，参与者是家庭成员，主题则与家庭活动相关（同上）。

Spolsky的定义能够帮助翻译政策概念化。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认可在多语言社会里，翻译政策和语言政策是相关的。语言政策归根究底是关于语言的选择（217）。在多语言社会中，语言的选择导致了沟通网络中必然包含“una practica continuada de traduccio” （持续不断的翻译实践） (Diaz Fouces 2002, 85)。因此，翻译政策与语言政策是相关联的，二者都是文化政策的类型，目的都包含：管理大众的交流、建立群体和其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将某种象征性价值归于文化产品的特定种类（86）。这意味着翻译政策和语言政策在不同的场景和层次上共同发挥作用。如果认可这一点，我们就能借助Spolsky对语言政策的定义，认识到翻译政策理解不只是影响翻译实践的一系列法规 ，而是一个包含了语言实践、语言信念，以及语言管理的概念。33.本文将“翻译”一词理解为一个“伞状术语”，包含了笔译、视译、以及（口说）口译。文中若有需要对这些概念做出区分时，我会视需要使用“笔译”或“口译”。 Meylaert的定义能够从概念上与语言管理相连，甚至也可以被称为是翻译管理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我在此提出一个有帮助的建议，那就是翻译政策可以理解为包含了翻译管理、翻译实践和翻译信念的概念。翻译管理指的是当权者对于在某一场域内使用或者不用翻译做出的决策。这类决策可以来自立法者或者地方管理者，因此决策可以是来自场域内外。决策不但能够影响实际作出翻译的人，而且能够影响聘雇笔译和口译人员的人。翻译管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显性的或公开的政策。当决策呈显性时，可以编撰或者书写在各类文件中，这些文件从国家立法机构的文件到地方机构的内部指南，种类繁多。

翻译实践是一个既定社区的实际翻译实践。这类实践可能是追随显性的政策制定（即翻译管理），但也可能源自隐性或间接的政策44.显性的政策通常是明白成文、可以见诸于法规的声明 (O’Rourke 和 Castillo 2009, 34)。隐性的政策通常是从其它规则和政策中推断出的非正式的、草根的行动的(同上; 又见Spolsky [2004, 39]中对隐性政策的探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经由翻译管理而成文的）。换句话说，翻译的各种实践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反映现实，即使该实践并不总是要通过法规明确地执行。翻译实践出现在每个场域中，涉及的问题包括：翻译什么样的文本、使用什么样的口译形式、译出或译至什么语言，在什么地方翻译等。

当然，翻译实践也与场域内参与者对翻译的想法有关。因此，翻译政策研究也必须考虑翻译信念，也就是一个社区的成员对于一些问题的信念，比如价值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关于在某些情况下提供翻译给某些团体或者达到一定目标的。每个特定场域中都会有此类信念，但却不一定是从该场域中产生的。翻译信念可能是公开表明的，但通常没有明说，而是从翻译实践推断出来的。这并不是说每个场域中只有一个指导实践的翻译信念。一个场域可能同时有多个信念在起作用，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信念。另外，翻译管理、实践和信念之间可能并不和谐，三者之间的关系复杂，他们以难以预测的、持续的、动态的方式互相影响。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所提出的翻译政策的定义在研究方法上是实用的，也有概念上的价值。因此，翻译政策研究可以用来分析如宗教团体管理翻译的方式、政府机构实践翻译的方式、一个跨国组织对翻译的信念；也可以用来综合分析任何给定场域内的全部三个因素。

这个定义在研究方法上是实用的，原因是它让研究者能够处理各个独特领域，但不需要在他们之间明确划分界限。本文将会举例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研究方法。我将会选择一个特定的场域来研究翻译政策。首先我将搜索翻译管理中的翻译政策，包含有约束力的法规及根据这些法规制定的政策文件。55.“政策文件”泛指任何描述翻译管理方式的文件。这类文件的标题中可能有“政策”二字，但也可能被称为指南、准则、指导文件，甚至是说明书等。 这类法律和文件这可以被概念化为翻译管理中的显性政策。本文也将通过场域内的实践先例来探讨翻译实践，这类实践先例可以概念化为隐性政策。最后，翻译管理与实践将会反映与翻译相关的信念。

这个定义在概念上具有价值，原因是它既不会太过于“宽泛”，也不会太过于“狭隘”。66.要进一步了解采用完全本质主义或完全相对主义所产生的问题，见Halverson（1999）。 一方面，这个定义不是完全的相对主义，而是清楚界定管理、实践和信念，因此不会因为不够具体而变得空洞且无价值(Meylaerts 2011a, 163)。另一方面，这个定义回避了死板的教条主义，因此避免了局限于一个特定因素的危险，不会容易产生不完整或是偏颇的观点 (见Spolsky 2004, 40)。这个定义帮助设定了宽泛的参数，虽然参数之间可能界限有些模糊，但是使用这些参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非歧视性、包容性和认可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本论文将会讨论苏格兰地方政府的翻译政策。本文将会首先给出苏格兰语言现状的简要背景。我选择苏格兰是因为其语言背景涵盖了来自不列颠群岛内外的多种语言。77.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英国其它地区，参见如González Núñez (2013)对北爱尔兰的讨论。 接下来本文将描述地方政府的场域。我选择对政府进行研究是因为在当前的多语言民主背景下，讨论到翻译政策的必要性时，必然涉及是否使用翻译的问题，尤其是要与一个不说国家语言的个人沟通时该如何选择，这类讨论都会影响到族群融合和非歧视原则。88.翻译政策在非民主社会中也是个议题。例如，极权主义政体严格控制翻译文本的选择 (Krouglov 1997, 37)。 我选择研究地方政府的原因是，，翻译与政府及其提供的服务产生的互动更可能发生在地方政府而非国家立法机构，即使地方场域会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这点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在简述苏格兰的语言现状和地方政府后，本文接着探究上述领域内的翻译管理、实践和信念。如此一来，这个定义是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给定场景下的翻译政策将一目了然。这也将有助于凸显在多大程度上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达到非歧视和不同群体间融合的目标。

3.苏格兰地方政府的翻译政策

4.结语

在本文一开始，我的出发点是Meylaerts的观点：“翻译政策的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变得过于模糊”。由于翻译研究和其他领域的一些共通性，我参考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并得到了一些有用的观点，其中Spolsky对于语言政策的见解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全面、系统性的方式来思考翻译政策。具体来说，我建议将翻译政策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现象，包括任何场域的翻译管理、实践和信念。我认为这是很有用的，可以让研究者设下具体的界限，既不会太狭隘也不至于太分散，也能对不同的问题进行探索，包括非歧视的问题。通过收集单一特定场域中有关翻译管理、实践和信念的信息，研究者可以对翻译政策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收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数据的具体方法可能不尽相同（Ricento 2006, 134），但一个系统性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帮助发展形成一幅更完整的翻译政策的图像，其中有许多不同的人员在不同层级上带着与不同目标进行互动。这幅图像能使研究者探究翻译政策与平等和包容问题之间的联系。

我以苏格兰地方政府的翻译政策为例，展示了如何探究翻译政策的方法。在本案例中，一些翻译管理来源于场域外，如议会或苏格兰分权政府，包括苏格兰笔译、口译与交流论坛和盖尔语发展处等机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翻译管理的形式就是建立不同程度强制性的规则。当然，分析也要考虑到场域内的人员。此处我们研究了负责实际操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时会制定他们自己的显性政策(通过成文规定)，但有时是隐性的政策，如通过聘用口译员或委托翻译等具体行动。其他人员则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翻译实践中，如邻近的地方政府、私营公司、社区组织，以及通过他们的作为或不作为来帮助制定翻译政策的个体工作人员和口笔译人员。管理和实践都强烈体现了信念，这偶尔会出现矛盾。有时不同情况下的信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具体翻译所牵涉到的语言、目标或翻译对象的语言群体。然而，大体上看来，普遍观点认为翻译是一种通过提供平等获取服务的途径来实现平等和确保非歧视的方式。翻译似乎也成为一种实现语言复兴的方式，因此在象征意义上认可弱势语言使用者的价值。在此意义上，翻译有助于突出那些无法流利使用主流语言或主要语言不同的人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不提供翻译，使用非主流语言的人就会被忽视。

本研究对苏格兰地方政府翻译政策的分析结果仅限于此场域。在不同场域(如巴拉圭的印刷媒体)的翻译政策可能与本文所分析的完全不同。然而，翻译政策作为特定场域中的翻译管理、翻译实践和翻译信念的概念仍然适用，无论研究最终对平等、融合等问题有什么发现。在此意义上，我们欢迎更多研究采用此方法对翻译政策进行研究，并提供有价值的、可对比的发现。